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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庄园的怪影》:文字到影像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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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出版于1898年的《布莱庄园怪影》,是19世纪著名作家与小说评论家亨利·詹姆斯的代表作。这部作品一直以来都是文学评论界热议的焦点,同时也是备受电影艺术家青睐的影像改编素材。文字作品在向影像语言转变的过程中,向受众所呈现出的是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内容与主题。本文从语言形式与主题内容两方面出发,以2009年英国导演蒂姆·菲沃尔的改编版本为例,探讨了《布莱庄园的怪影》这部作品从文字到影像的过渡。

[关键词]《布莱庄园的怪影》;文学作品;电影艺术;改编

亨利·詹姆斯是19世纪著名作家与小说评论家。他的文学创作无论是风格、形式,还是就题材、作品主题而言,都极富突破性与创新性,其相关文学理论亦被文学评论家誉为“关于英语小说创作的一部伟大文献”和20 世纪现代小说理论的发端。[1]出版于1898年的《布莱庄园的怪影》是其代表作。这部作品在人物塑造中重视展现和挖掘人物的心理状态,强调主体的心灵与外部世界的互动,通过刻画与揭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来审视和反映客观世界。这就使得整部作品被赋予了浓郁的主观色彩。透过他者的眼睛和心灵去观看世界,必然是一个变了形的、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亦真亦假的世界。这样,小说变给读者留下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解读空间。这样,小说内容不但得到了丰富,小说的主题也被赋予了多种可能性,成为小说独特魅力所在。

詹姆斯的这部作品一直以来都是文学评论界热议的焦点,同时也是备受电影艺术家青睐的影像改编素材。自出版以来,它先后被电影艺术家们搬上电影银幕20余次。2009年,英国导演蒂姆·菲沃尔再一次通过影像语言对这部产生于一个多世纪前的经典文学作品进行了新的解读。某门艺术的既成作品,是决不能完美地“转变”为另一门艺术的作品的,对于综合性艺术的电影来说,尤为如此。其原因在于,任何一门艺术的创作,都有其只属于这门艺术独有的形象思维方式,它不仅受该门类艺术特性的规范制约,且受该门类艺术审关特性、审美规律的制约。[2]因此,文字作品在向影像语言转变的过程中,向受众所呈现出的是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内容与主题。本文从语言形式与主题内容两方面出发,探讨了《布莱庄园的怪影》这部作品从文字到影像转换中所发生的嬗变

从语言形式上看,文字与影像的表达逻辑与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文字对事件的表达具有鲜明的线性化特征,而不像影视画面所传达的信息那样并时性与全息化。读者解读一部文学作品所要付出的逻辑思维与想象力要更多,参与程度也要更深入。《螺丝在拧紧》中,对主人公心理世界的刻画与情节的开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渐入佳境的。

而电影艺术中,画面是基本的语言单位,艺术家以独特的创作理念与语言逻辑,将画面串接在一起,完成整个叙事。画面语言的全息性能够让观众迅速的进入电影所营造的具体时空当中,不需要在头脑中慢慢建构叙事空间。观众通过解读动态的画面信息,来掌握艺术家所要传达的影片内容与主题,可以获得更多的感官享受。但由于电影语言的全息性与转瞬即逝,这使得观众无法像阅读文字一样,可以仔细的、甚至重复品读每一处内容。因此,画面语言必须将重要的信息给予突出强调和直接表现,以引起观众的注意,并使其在短时间内了解创作者的意图。

在影片开始,导演便向观众特别强调了布莱庄园的怪异。这种怪异与原著描写的不同。在原著中,这种怪异是通过女教师的感官和心理体验塑造出来的。女教师耳畔不自然的声响、孩子隐约的哭声、门前的脚步声、夜色朦胧中巨大的古老建筑……充满了神秘的、若隐若现的、微妙莫名的感觉。在影片中,这种怪异感更多地蒙上了一层恐怖的气氛。女仆们在门厅欢迎女教师时面露不安与忐忑的表情;女教师被弗洛拉蒙上眼睛后,听到房间里另一个女人与孩子的嬉笑声;钢琴声在空房子中响起,等等。这些画面从各个方面反映出庄园的古怪与可怖。它看上去绝非女教师主观意识里的空穴来风。这使得观众确信庄园背后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特别是女教师住在庄园的当晚,摄像机运用主观镜头,透过低矮的草丛拍摄庄园远景,通过镜头的晃动效果与粗重的喘息音效,使观众确信,有一双凶恶的眼睛正窥视着这座古老的建筑。电影通过画面刻意突出了很多细节,成功的营造了恐怖环境,制造出诱人悬念。但同时也消除了文本留给读者的许多不确定性。这体现了电影在文字基础上进行得艺术再创作,也反映了画面语言与文字具有不同的接受逻辑与审美特征。

其次,《布莱庄园的怪影》这部小说本身具有很强的画面性。表面上看,这对于电影的改编是一个有利条件。但实际上,影像本身虽然以画面为基本语言单位,但文字的画面性却与其有着很大的不同。詹姆斯对布莱庄园的描述使读者仿佛亲眼见到了这座古老的建筑。它孤独地伫立于宁静的乡间,仿佛与外界的一切事物隔绝。那些空洞洞的房间,阴暗的走廊,一个个密室,曲折迂回的、令“我”有点不敢举足的楼梯,古老的、筑有窥眼的、高得使“我”头晕目眩的城堡顶端都使得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一般,对这座古朴陈旧、空旷神秘的庄园充满了好奇之感。小说中,这段关于庄园的描写是与主人公的内心活动交织并行的,是通过女主人公的视角,结合其心理体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既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在女教师眼里,庄园大得不可思议,而她出身低微,能够作为这座“巨轮”的掌舵人,内心着实是激动、不安、兴奋、压抑与迷茫的五味杂陈。

在影片中,观众亲眼见到了詹姆斯笔下的这座古老建筑,但在意境上却少了文字所营造的独特神韵。在文字作品中,古老的庄园仿佛具有一种灵性,与鬼魂有着难以名状的联系。但在影片中,庄园更多的作为一种背景存在。整个环境的神秘与可怖气息多是通过人的言行、对“鬼魂”存在的暗示、某些突然发生的事件等,体现出来的,是通过视听语言的感官刺激,进一步作用于观众心理的。可见,电影的画面性体具有动态特征,更多是通过刺激——反映模式作用于观众感知。而文字所体现的画面性是静态的。它类似于影片的长镜头,于寂静无声中将神秘的气氛的慢慢渗透、深入到读者的主观意识当中,更似一场心灵的冒险。

从主题上看,电影比原著的表意更加明晰,去除了原作中的模糊性与多义性。首先,从叙述视角上看,在这部作品的创作手法上,詹姆斯摒弃了传统文学创作中的全知型视角,或“我”的有限视角,而采用“他者”有限视角进行叙事。这里的他者并非故事的局外人,而是深深介入到整个故事进程当中,对事件走向起着关键作用的人物。这样,叙述人与人物身份的重合使得叙述人成了文本故事的一部分。叙述人自己的身份背景以及与其他人物的关系都会影响到叙述的客观性,从而使叙述带上了强烈的主观色彩。[3]因此,对于读者来说,解读的过程便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对女教师所叙述的故事本体进行解读,二是对叙事者进行审视与解读。读者对布莱庄园故事的了解自始至终都是通过女教师的所见、所闻与所想。小说开始时,读者与女教师处于同一立场。直到鬼魂存在与否成为一个问题时,两者才出现了立场的分离。当女管家格罗斯太太在关键的时刻否认湖的对岸有鬼影出现时,女教师的话语权威遭到了瓦解,而成为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其亦从叙述者,转变成读者的解读对象。而此前,读者对女教师所见鬼魂一事并未有何怀疑,问题仅聚焦在女主人公是否能战胜它们,救回孩子上。这样,小说的叙述过程便呈现为建构—颠覆—重构。这个重构过程交给了读者。

在电影中,导演并未遵循小说的有限的“他者”视角,而是采取了多重视角,主客观视角相互切换的方式展开叙述,其中亦表现了多个人物的主观世界。这样,就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对女教师话语权威的颠覆性力量。影片中,导演通过许多小细节向观众表明庄园内有不为女教师安所知的秘密,那些矛盾的言行、欲言又止的表情等,都说明人们在可以向女教师隐瞒着什么。特别是导演在影片中增加了女仆卡拉这个人物,她神经紧张,并对生前的昆特充满了憎恶与恐惧。在女教师见到鬼魂后,卡拉主动找到她,并声称女教师一定是“看到他了”,“他回来了”。卡拉所指的正是昆特的鬼魂,鬼魂在庄园中徘徊不去,是为了“迈尔斯少爷”。当女教师向女管家格罗斯太太求证这一切时,影片则采用了主观镜头,展现了格罗斯太太脑海中关于昆特与前任女教师放浪形骸的回忆。卡拉在一个夜晚,凄厉的尖叫着,从古堡顶端坠下身亡。当女教师奔至卡拉尸体旁,她再次看到那个骇人的面孔就在古堡的顶端。这些都证明了庄园的神秘与恐惧并非仅是安主观建构的结果,而是真实存在着的。

影片中,女教师的这段回忆是在精神医生的开导下展开的。导演也刻意安排了精神医生的一些主观性镜头,如,在与女教师的几次谈话后,他甚至也感觉到、看到了昆特的存在。影片结尾,布莱庄园换了新的女教师,与安一样年轻漂亮。在阳光明媚的琴室中,女孩弗洛拉微笑地看着新来的女教师道蒂,“你终于来了,我们一直在等你”。弗洛拉这句话中用了“我们”这个意味深长的词语。对于女教师来说,也许不明就里,但观众却了解这其中的深意。这是一个没有终结的,将不断循环下去的恐怖故事。这些镜头叙事完全是在女教师安不在场的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对女教师安话语权威的维护与巩固。因此,也去除了原作中的模糊性与多义性。

其次,在人物塑造上,影片中的人物性格显得更加鲜明,也消除了原著给读者留下的许多疑点与令人回味的地方,表意比较清楚。如,对男孩迈尔斯的塑造上。在小说里,自始至终这个人物角色都是乖巧温顺、懂事聪慧的。女教师安认为孩子们变坏的一个重要证据,便是他们明知鬼魂的存在,喜欢与他们交往,却还在自己面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并且孩子们伪装得是那么完美。他们更加乖巧、用尽心思地取悦她,哄她开心。这种不亚于成人的欺瞒手段与技巧绝不是纯洁、天真的孩子所能够做到的。事实上,这些判断完全出自于女教师个人的主观。其真实与否是无从印证的。因为,所有的困惑、挣扎、愤怒与抗争都发生于女教师的主观精神世界,而他人的现实生活却始终是有条不紊的。但在电影中,女教师未见迈尔斯时,便听到了女佣口中关于他的负面信息。及至见面后,迈尔斯难以捉摸的微笑、见到卡拉坠楼而亡后的冷酷、对妹妹弗洛拉的暴虐以及其房间中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昆虫标本与玩偶,更是展现出人物内心世界的阴暗与残酷。孩子受到了鬼魂的侵染,变得邪恶,似乎成为一个明确的事实。这样,文本主题的多义性在影像中被最大程度的“简化”了。

综上,从文学文本向影像语言的转变过程中,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它既要符合相应媒介的艺术表现形式,也体现了创作者对作品的理解和其独特的艺术理念。

[参考文献]

[1] 李丹娜.亨利·詹姆斯的文学创作与批评[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1).

[2] 陈玉通.从文学形象到荧幕形象——电影改编问题散论[J].文艺评论,1987(04).

[3] 谭君强.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 陈刚(1963—),男,山东文登人,吉林艺术学院戏剧影视学院表演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剧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