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丽·娜莎特: 我在伊朗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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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代极易识别民族身份的女性视觉艺术家之一的西丽・娜莎特（Shirin Neshat），作品涉及电影、摄影以及影像装置艺术。她作品画面中惯常出现的穆斯林女性、波斯文字，诉说她的伊朗血脉。她勇敢、正义的发声，又展现了她与那些身处穆斯林教义下的伊朗女性的极大不同。这种不同，或许是源于她从小所受的西方化教育。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汇，在她身上展露无遗。如同电影《我在伊朗长大》一样，娜莎特用自己的经历和作品，演绎了这一电影的另一版本。

出离的成长

西丽・娜莎特长在一个西方化的伊朗中产阶级家庭里。1957年，是英美为了石油利益发动伊朗默萨德政府的第四个年头，她出生在加兹温（Qazvin）这个小城里。在此之前，这个国家已经开始了民主现代化进程的探索与尝试，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已经普遍开始了西方的生活方式。虽然政权颠覆，王室复辟，但是巴列维国王上台以后，仍然采取了伊朗走现代化工业革命的道路。因此，大多数中产阶级对巴列维是极其拥护的，娜莎特的父亲亦不例外。别于严格伊斯兰教义下的伊朗家庭，娜莎特是在西式改革的憧憬中成长的。

与传统的伊斯兰教义下的男权话语不同，西化的父亲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冲破伊斯兰传统女性的黑色面纱，接受高等教育，成长为独立、有远见、敢于冒险且可以放眼世界的新女性。1974年，西丽・娜莎特来到美国洛杉矶，开始了专业的艺术学习生涯。1979年，在她走后的第五个年头，由于西方大国的政治干预，宗教、民族矛盾的不断累积，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矛盾开始显现且越来越尖锐，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西方式的生活被完全，现代民主遭遇滑铁卢，伊朗变成一个政教合一的极权统治国家，女性被伊斯兰教义重新压制，不断的武装冲突亦使很多百姓的生活陷入低谷。娜莎特的父亲也在这场历史变故中开始与以往的生活告别。而这一切，身处异乡的她不亲身体验是完全不能想象的。

革命爆发后的一年左右，西丽・娜莎特开始进入旧金山的多米尼加学院（Dominican College）学习，后又升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并最终在那里取得了艺术硕士学位。毕业后，她来到纽约的Storefront Art and Architecture工作。这是一间跨学科领域的非盈利组织，在这里，娜莎特接触到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为之后的艺术创作积累了不可或缺的经验。但是，这期间，西丽・娜莎特并没有开始正式的艺术创作，为数不多的艺术尝试也随后即毁。或许，那个让娜莎特艺术爆发的出口还没有出现。

艺术的出口

1990年，在美国生活的第十六个年头，西丽・娜莎特决定重返故乡。此时，伊朗政教革命已经迈过了十年，伊朗的社会生活已经与她离开时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女性的处境，让她倍感意外。当时的统治阶级对于女性的种种限制法规频出不穷，女性除了在私密场合，必须以黑纱罩起全身，以遮蔽男人对身体的视线停留。公众场合连唱歌也被禁止了，《可兰经》中殉道者的照片贴满整个街道，整个国家笼罩在伊斯兰极端教义的统治之下，似乎唯有这样才能显示对真主的虔诚。

统治者这一极端的做法激起了娜莎特的思考，真主真的是要求人民从外在形式上对其表达尊重么？在乎的该是内心的虔诚，是和平，是幸福，是安宁。西丽・娜莎特突然顿悟，找到了艺术表达的出口。她披起黑纱，以伊朗女人的内心表达正义，《的女人》便这样诞生了，那些照片大多数是用她自己做模特。画面中，女性、黑纱、波斯文字，意指希望的是抛开极端教义的伊朗女性；而画面中出现的枪支、武器，则是对女性的进一步指引，它需要女性能够争取自己的独立地位，为家园、为正义事业勇敢斗争。的女人，她是平等、自由和积极投入的。

娜莎特是伊斯兰世界勇敢用镜头和视觉语言表达自己政治观点和立场的当代女性艺术家。1995年，《的女人》在西方艺术界引起轰动。影展之后不久，她又拍摄了第一部短片影像作品，作品里的模特仍然是她自己，镜头前，一个身着黑袍的女人高声诵读着《可兰经》，随后拿过一把武器朝观众做射击状，最后她陷入无意识般沉迷的舞蹈状态中，似乎一个女人在勇敢追逐正义后，所求得的理想境地。娜莎特的情感终于爆发，在理想之路前行。之后10多年间的作品都一直围绕着女性与民族议题，1999年，她的影像装置作品《狂暴》（TURBULENT，1998）获得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

理想之路

西丽・娜莎特的作品涉及政治、宗教、女性，看似尖锐，但是对历史和国家却有着不偏不倚的态度。然而，即便西丽・娜莎特有着正义的担当，在伊朗政府眼中，她仍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政治流亡分子。她的艺术作品屡屡受到伊朗政府的抵制。但随着伊朗社会民众意识的日益觉醒，这一境况稍有改观，2004年―2005年，她的两个相对比较低调的作品《Madokht》和《Tooba》，获准在德黑兰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并且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当然，有支持者，亦有反对者。就民族立场来说，西丽・娜莎特是伊朗原乡式的，她对历史有着客观的认知。

《没有男人的女人》（WEMEN WITHOUT MEN）是娜莎特执导的一部影片，故事是以1953年美国对刚刚步入民主之路的伊朗政府的颠覆为时代背景。她的创作建立在伊朗原乡情感的伊斯兰宗教、社会及女性束缚之间的关系背景上，并在当今跨文化范畴下进行探讨。娜莎特认为，伊朗的今天与西方国家曾经对伊朗民主之路的干预有着莫大的关联，它们用暴力来一个民选首相，复辟了王室，最终导致后来的伊斯兰教革命。而西方社会只看到伊斯兰革命之后的伊朗，对之前的行为只字不提，这种话语造成国际社会对伊朗人民的误读。她希望这部电影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反思，在2009年，这部电影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

2009年，伊朗再次发生大规模暴乱，西丽・娜莎特以11世纪诗人菲尔多西以波斯文抒写的伊斯兰征服波斯的悲剧史诗《列王纪》（SHAHNAMEH）为灵感，用现代的影像叙述方式，记录了在阿拉伯之春和伊朗绿色运动中为了正义而勇敢牺牲的那些无名的民众，谱写新的视觉史诗――《列王纪》。她以《恶棍》、《爱国者》、《民众》为篇章，黑白的影像与波斯古老的文字、图像重逢。在这一系列作品中，西丽・娜莎特俨然肩负起了更深厚的历史使命，有着塑造史诗般的信念，仍然以一个正义的、爱国的、女性视角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记录与隐喻都将成为历史的鞭策。

她在伊朗长大，流离在纽约，但是仍然深爱着自己的故土。她理想的艺术之路，便是这样一条路：她希望通过自已的艺术表达去解放伊斯兰对伊朗的极权控制，她希望通过自己的艺术观念去解开世界人民对伊朗人民的误读。她始终相信，终有一天，伊朗会回到那条现代化的民主之路。（编辑：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