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的历史也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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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似乎还是传统点好。就连教师节，近年以来也有人对它动起了脑筋，感觉它实际上有可能、也应该与中国自己的传统对接起来。在教师节期间，不少学者就又如去年这个时候一样，呼吁将孔子诞生的9月28日定为教师节。

将中国传统三大节日上升为国家法定节日，以及将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孔子的诞生日定为教师节的诉求，显然不能简单地看做仅仅是传统情结在当代中国人心灵世界的反映。为何早不来迟不来，偏偏是在21世纪初的这个时候，有人提倡读古经，有学校开始教孩子习古礼，有些地方还为某些历史名人的出生地而争吵不休？而且这些现象，不是两三个别，而是蔚然成风。

重新尊重传统所表露的事实，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一个国家在经济增长之后，文化本土化意识必然被焕发。软的文化是对硬的经济、军事和政治能力的补充和反馈。传统的复归，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而是一种客观而自然的社会历史进程。

因此，一味反对中国的“传统化”没有意义。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生命形态的集体选择，不是想改变就可以改变的。“传统中国”的重现和再造，有着强大的社会心理惯性，是中国民众主体意识觉醒的结果，不会因为有人反对，它就会退居一旁。同样，如果时机未到，不会因为有人赞同和提倡，“传统”就会应声而来。

那么，“传统”是不是就意味着只是孔子、孟子，只是叩头作揖，只是慎终追远呢？在一些激进的传统主义者心目中，传统好像就是这些东西，只有“中国”的，才是“传统”的。而这样的“中国”，当然不能是“现代中国”，只能是1840年之前的那个“传统中国”了。

1840年到今天，那许许多多不同于1840年之前的“非中国”的东西，诸如科学信仰、民主精神和市场逻辑，就不是“中国”的不是“传统”的了？ 1840年到现在的众多思想和实践，实际上同样构成了“中国传统”的部分，是对“中国传统”的丰富和发展，同样植入了“中国文化”的肌体中。

不尊重这一段历史及其选择，同样谈不上对“中国”和“传统”的尊重。

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应有两种最低文化认同：一是对中国自身几千年来历史与文化的最低认同，二是对近百年来所接受的外来文化的最低认同。没有纯粹“外国”的东西，也没有纯粹“中国”的东西。在确立这两种最低认同的基础上，自由地进行文化选择和创造，才是中国文明复兴的自然之途。

提倡某种东西未必一定要以排斥某种东西为前提。

对“中国”之外的东西建起隔离墙，反映的是心灵的封闭和文化不自信。一种强大而自信的文明敢于在树立自身主体性的基础上，坦然接纳和消化他者。在这方面，近代以来的一些中国贤哲，做出了好的榜样。传统主义者梁漱溟先生，在接受美国学者艾恺的访谈时，他所说出的儒很好、佛很好、基督教很好、伊斯兰教也很好的评语，就曾令来访者惊讶万分，让他感觉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

如同政治需要制衡一样，文化也是在不同价值的相互制衡中丰富和发展的。

基本来说，如同英国文化论者阿诺德所说的那样，一种健康的文明，要实现世俗理性精神与精神，即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之间的平衡。当前复兴中国文明传统，可以理解为恢复中国传统的信仰精神。但从中国自身传统来说，类似于西方的科学与理性精神，还非常薄弱。因此，今天中国一边要大力复兴中国固有传统，另外一边，又要防止“传统”过度，形成传统的独断。

编辑提点：其实21世纪的中国人已经面对四大传统：数千年的古代传统；1840年以来的自强传统；1919年以来的民主与科学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奠定的民族复兴传统。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在现代化中迷失的民族，而是一个一直不懈追求和自强的民族，是努力向前的民族，就必须在这个立场上与传统重逢。

尤其与西方相遇不是今天的事情，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将近170年，如果从利玛窦来华算起，那就更加久远了。西方文化的中国化本身已经构成传统的一部分，这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客观事实。对于中国古代传统的复归，不可能跳过这170年。（宏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