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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制造业结构调整的“两难”博弈之二
亚当・斯密曾对18世纪的中国国内市场做出描述:“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气候差异也很大,因此各地有不同特产。单单这个广阔的国内市场,就能够支持规模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在面积上,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的市场。”然而,斯密生活在18世纪,那时欧洲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自然环境和地理空间的层面,抽象了比较优势、增长路径、制度环境等诸多因素。换句话说,大国不一定拥有大市场,自然地理环境与经济体系间确有相互影响,但并不构成因果逻辑的必然制约。
这里就要谈到我国电子制造业的市场导向问题,长期以来,外向度高一直是该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集中于国际市场的发展模式在一定时期内拉动了产业的快速增长,但也同时形成了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产业可控性和根植性差的固有问题。市场导向的“两难博弈”问题需要破解,以外为主则积弊难除,以内为主则障碍重重,无论是选择哪种市场导向均要承担相当高的风险。选择的关键在于中国是否已经形成了大市场或者具备了形成大市场的条件。
如前所述,仅以我国在经济、人口、购买力方面相当可观的总量与规模作为“大市场”的依据,是有失偏颇的。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进程中,我们一直需要一个大市场,但我们从来都没能真正拥有过它。事实上,自1985年实行“地方财政包干制”以来,在地方政府积极性被充分调动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固然有了长足进步,但相对割裂的地区市场也正由此形成,大量的重复建设和区域性贸易壁垒严重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构建。
按照克鲁格曼等国际经济学家的经典表述,此处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一般认为,国家开展大规模对外贸易的基础在于国内市场的完善与饱和程度,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国家,显然都是在国内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即投身于国际市场。这主要是出于对增长的急切需求,没有充裕的时间来“先安内,后攘外”,同时为了不被全球化潮流所抛弃,才在国内市场尚待开发时即以国际市场为导向,通过大量出口换取外汇积累,并提升对外开放度以吸引资本和技术的流入,从而形成了这种国际导向要优先于国内导向的非典型性贸易增长路径。
在此路径下,我国电子制造业顺应宏观经济发展趋势所取得的成就自不必论,但其缺陷也显而易见,甚至对国内市场的开拓也形成了制约:高度参与国际分工,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发展模式使外资企业在工业增加值、销售收入、利润等重要经济指标方面占据了65%以上的比重,而外资企业几乎均以出口为导向――三星在华生产的集成电路出口比例达到百分之百,额外增加了我国电子制造业在调整结构进程中重视国内市场的困难。
因此,破解我国电子制造业市场导向的“两难博弈”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高度重视产业发展的顶层规划,切忌地方本位主义和重复建设,以免进一步割裂区域市场间的联系,同时加强制度建设,从立法角度确认“大市场”的构建,以公法约束私法,确保产品、劳动力、技术、资本等要素的有效流动;另一方面,立足长远利益,争夺产业自主控制权,取消对外资企业不当的“超国民待遇”,不以吸引外资为地方政府唯一的经济建设职能,着力培育本土大企业,以大企业为主体构建“大市场”。
唯此,方能不再“坐拥宝山而不自知”,正确积极地发挥内需作用,在国际国内市场的均衡运用中促进电子制造业结构调整,并推动产业进入内生增长的稳定轨道。
(作者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博士 李廷页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高级咨询师 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