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骨子里依然是乡镇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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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就听说宗庆后是个很朴素的企业家，只是没有想到这么朴素—见面时，他脚上穿着10元钱的布鞋，身上穿着价值30元的娃哈哈集团工装衬衫。拍照时，他到旁边的休息室取来一件西装外套，告诉我们说那是十年前买的。他直接把西装往短袖衬衫上一套，说：“好吧，照吧。”我们在娃哈哈集团总部转了一大圈，居然找不到一张气派一点的椅子让他坐。

但我注意到他戴着一块价值20多万元的名表，尽管这块表与他过去三年两度“中国首富”的身份以及800亿元人民币的身家不大相配。他抬起手腕挥了挥，说手表是女儿宗馥莉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但“戴起来还不如以前那块电子表舒服”。

9月13日，宗庆后遇袭，手指受伤。很多人怀疑：一位下岗工人，为何能如此轻易地接近曾经的中国首富并将他刺伤？

正因不久前的那次采访，我才对警方公布的案情深信不疑：宗庆后从不带保镖，他就像一个普通的乡镇企业的厂长—只不过他的工厂规模无比的大。 杭州娃哈哈集团总部简陋得像西部县城的宾馆，宗庆后的娃哈哈，就像一个庞大无比的乡镇企业，26年来，他几乎从来没有开除过一名员工。 两会现场最认真的人

坐在我们面前的宗庆后，亲切得就像家族中的一位长者。近几年，很多媒体希望采访他，探寻他靠卖几元钱一瓶的饮料成为中国首富背后的奥秘，但他婉拒了大多数。接受我们的采访，是因为他愿意谈一谈慈善和公益，向公众解释他对个人财富和企业社会责任的看法。

早在几个月前的两会期间，我们就曾在代表驻地的酒店大堂里对他进行过采访。那时他刚开了整整一天的会，看起来很疲劳，我的同事抛出一个话题，他三四句话就讲完了。

对于他那天的表现，我们非常理解。每年两会期间，宗庆后都是会场里最认真的极少数人之一。

两年前，他针对国有企业股权改革的提案还曾引发过一场大讨论：他建议国企员工都可持股，并按贡献大小定期调整持股额。国资委认为这个提案很好，但表示碍于现实阻力，难以推行。一贯以决断力超强著称的宗庆后当时觉得很失望，感叹说：“这有什么困难的？”

他已经68岁了，自称一辈子都在为员工打工。在他的主导下，娃哈哈从一个纯国企性质的校办工厂，被改造成资本结构复杂的集团企业，宗庆后本人也在辗转腾挪中持有了多数股份。在离开前，他希望能为国企体制改革树立一个范本，至少，为娃哈哈集团的员工留一条后路。

我们知道那时的他有太多重要的问题要思考，因此约定时间再次深入交流。

同时，我们也另有打算：希望能通过采访，让他理解现代公益的含义，并参与其中。资料显示，宗庆后近20年来捐赠总额近5亿元，称得上乐善好施，但以专业眼光审视，他的慈善理念距离现代慈善相去甚远。

他曾多次强调，自己把企业做得很庞大，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带动一大批人富裕起来，才会受人尊敬”，他认为这就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他当然没错，但他本来可以做得更多。 “员工和客户们都希望我能多活几年”

杭州娃哈哈集团总部，简陋得让人震惊：就像西部某个县城的宾馆。

宗庆后的办公室规模中等，沙发明显用了很多年，有了岁月的痕迹，房间里连台电脑都没有。书架上摆着很多书，除了历史和经管类，就是一排一排的养生书籍。他说自己每到一座机场，一定要到书店里买几本书带回来看。

采访开始前，一位医生拿着血压计走进来替他量血压。他熟练地伸出右手，沉默不语。后来采访中他说：“员工和客户们都希望我多活几年，帮他们多干几年。”

凭借强大的“联销体”渠道管理体系，宗庆后编织了一张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在这一体系下，每年年底，娃哈哈与上万家经销商签订协议，经销商预付次年销售任务10%的销售保证金。娃哈哈则规范经销商的销售区域、支付高于银行利息的保证金利息、安排销售人员协助经销商管理销售和市场开发，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这是一块密不透风的铁幕，抵挡住了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国际饮料巨头的进攻。宗庆后说，自己其实是在为这个体系打工。

采访持续了几个小时，我始终能感受到宗庆后对于记者这个职业的尊重。 宗庆后认为：“现在当官的不能去赚钱，赚钱的不能去当官，本来官员就嫉妒有钱人，企业家再去抢他的权，他更要搞死你。”

实际上，采访前还有个小插曲。我们提前一天到杭州，先到娃哈哈总部熟悉采访环境。在那里遇到一位负责外宣工作的员工，他径直走到我们面前，见到我们都很年轻，就非常不客气地说：“明天如果你发挥得不好，我会立马把话题打住。”这让我一度感到压力很大，但从见到宗庆后开始，种种担忧就都消除了。 宗庆后眼中的李嘉诚、政府以及美国

宗庆后回答问题时言语朴素而直接。

“820亿对我来说不过是一张大钞票，”他说。

虽然顶着首富的桂冠，但宗庆后确实是走在大街上就会迅速被人群淹没的那种人，简单来说，就是没有“气场”。有一次，他趁候机之际，拐进机场精品店了解奢侈品销售情况，为娃欧商场做市场调研。服务员对这位衣着平平的老汉态度相当轻慢，他也没有生气。

以前，他常常一个人拎着拉杆箱出差，坚持不坐头等舱，不住高档酒店。“这几年，因为腰不太好，他也就不再坚持了。”娃哈哈总部的一名员工告诉我。

宗庆后说他曾立志成为“杭州的李嘉诚”，说到这里，他一改谦逊的姿态，“狂妄”地说：“李嘉诚前20年的成绩，还没有我宗庆后15年做的大。”现在，他对“李嘉诚”这个符号的态度也和当年有所不同：“李嘉诚对香港的天然气、水、电、港口和零售业的垄断，极大地损害了香港消费者的利益。”

他也不尊崇美国企业家：“在中国，企业家做慈善是真金白银地拿出来，美国人主要是为了合理避税。”

近年来，很多企业家移民海外，宗庆后也“被移民”了许多次。今年两会期间，他承认自己1999年时为了和美国企业做生意以及方便到美国看望留学的女儿，曾拿过美国绿卡，但后来好几年不去美国，绿卡就自动取消了。

他说企业家到国外投资是去“做二等公民”，同时希望政府为民企创造更加公平的投资环境，让企业家不被“拐跑”。 宗庆后已经68岁了，他说自己一辈子都在为员工和经销商们打工，“他们还希望我能多活几年”。

尽管常常替民营企业家说话，但在中国这个注重圈子和关系的国度，宗庆后却不加入任何企业家的圈子，也没听说与任何一个企业家交往甚密。他说：“大家还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比较好。”

他还对许多商人顶礼膜拜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表示不屑，他指着书架上的历史书说，胡雪岩只会钻研，通过占据政府资源达到垄断目的。

最近一段时间，社会上对企业家是否应该谈政治讨论颇多。宗庆后认为，企业家应该懂政治而不能参与政治。“现在当官的不能去赚钱，赚钱的不能去当官，两者是不可兼得的。”他说，“本来官员就嫉妒有钱人，企业家再去抢他的权，他更要搞死你。”他坦言，有些企业家想联合起来，争取话语权，这会导致政府的不满。“企业家有什么意见，自己直接提就是了。” 一个喜欢“惹事”的女儿

那次采访本身称得上成功，但另一项任务却没完成。

我本来觉得，宗庆后靠“卖水”成为中国首富，希望能说服他对水资源保护投入更多精力。但他显然固守自己的理念：先把企业做大，让员工过得更好，其他以后再说。

他的企业显然已经足够大了。到杭州之前我曾设想过，这样一个能把饮料卖到中国行政单位最小细胞里的企业，应该有一座现代化的办公楼，有各种管理精英。然后到了之后，却觉得，那只是一个全中国，甚至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乡镇企业。

我在采访中还注意到，整个娃哈哈只有一位高管，那就是宗庆后本人，甚至连个副总裁都没有，以下就是两百多个部长级别的中层干部。再往下，很多年轻人在宗馥莉的感召下走进公司，但在新人和老将之间，过渡力量稍显不足。 宗庆后说他曾立志成为“杭州的李嘉诚”，说到这里，他一改谦逊的姿态，“狂妄”地说：“李嘉诚前20年的成绩，还没有我宗庆后15年做的大。”

几天后，我又一次来到杭州，采访宗馥莉。或许因为海外留学的经历，这对父女的观念和做派完全不同，在营商理念等很多方面也有分歧。刚从国外回来的时候，宗馥莉曾一次开除几名员工，结果遭到了父亲的批评，因为创业26年来，宗庆后几乎从来没有开除过一名员工。

“在美国，我是老板，你是员工，我给你多少钱，你就干多少活，不行就把你解雇，但这在中国行不通。”宗庆后说，“我们这个民族太聪明了，比西方人难管。”

而在西方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宗馥莉，却更相信制度的力量，不喜“人治”。甚至在公司之外，她也常因“不近人情”的发言惹祸：她说同政府打交道太累，既然李嘉诚能把生意搬到国外，“为什么我以后不能搬出去呢？”

尽管这对父女在很多方面看起来格格不入，但目前，宗馥莉依然是娃哈哈集团显而易见的二号人物。

不同于一般的“富二代”，她肩上的担子很重。

去年，宗庆后宣布未来娃哈哈集团的零售业务收入要超过饮料业务，而去年年底在杭州开张的第一家娃欧商厦，运营情况却非常不理想。宗庆后做饮料的思路是不断试错，就像曾经失败的啤儿茶爽一样，要快速推出新产品，利用渠道优势抢占市场。但在零售行业，试错的成本相当高。

面对这些不利的局面，宗庆后仍然相当自信，他认为不论卖奢侈品还是卖饮料都是相通的，需要一个过程。谈及未来，他对我说：“她（宗馥莉）可能愿意接班，我会让她自己做决定，给她一个独立的空间。”

但现在，2万名员工显然还需要他继续坚持几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