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大融资搅动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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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如何通过资本市场上市及再融资而“做大做强”一直被官方及业内关注。

3月16日，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表示，“十二五”期间中国银行业要加快推进新巴塞尔协议第二版和第三版同步实施，引导银行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使中国银行业在“十二五”末更加安全稳健，更加富有竞争力。对单体机构来说，为了做大做强，首次公开募股（IPO）及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再融资成了不二选择。

内地银行大规模赴港融资

IPO、增发、配股、发债――这些上市银行去年在内地市场用以完成天量再融资的方式，目前被集体延续到了香港。根据目前已经公布的方案测算，今年银行赴港融资规模有望达到1300亿元人民币。

截至发稿时止，内地已经有7家银行宣布今年赴港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融资：1月28日，中国银行召开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批准关于该行于2012年底前在香港发行总规模不超过200亿元人民币债券的议案。

2月21日，光大银行公告称，将发行H股，发行方式为香港公开发行及国际配售，合计发行规模为不超过120亿股，集资约476亿元人民币（折合约564亿港元）。

2月23日，交通银行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该行赴港发行不超过200亿元人民币债券的议案。此前，交行曾于2008年7月在港发行了30亿元人民币债券。

2月26日，中国民生银行公告，把A股非公开发行的原方案调整为A股发行可转债加H股增发的新方案。中金公司预计，民生银行H股募集资金约为90亿元。

3月11日，中国农业银行公告称，董事会通过了将在香港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含）人民币债券的议案，债券期限不超过5年期。

另据媒体报道，广东发展银行拟选择A+H股形式上市筹资，目前正处于与中介机构初期洽谈阶段。筹资规模将达到至少300亿元，如若实现，将占扩大后股本1/3。

此外，中信银行去年已经表示，将通过配股方式进行融资，按照每10股配售不超过2.2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A股和H股比例相同。以390.33亿股总股本为基数计算，H股可配股股份不超过27.28亿股，融资规模约为140亿元港币。

分析人士指出，香港债券市场较为低廉的融资成本是各大行选择在港发债的主要原因。

从近期市场反应来看，香港对内地银行赴港融资方案还是接受的。从二级市场反应来看，不仅没有出现A股市场常见的一提再融资股价就连续暴跌的局面，反而在经过消化后，先抑后扬，出现红盘报收的局面。

德意志银行集团管理委员会主席兼全球执行委员会主席阿克曼亦表示，随着人民币国际地位逐步提升，在港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将快速增长，预期市场规模会由去年底320亿人民币，升至今年750亿人民币。

城商行开闸上市喜忧参半

近年来，城商行的发展有目共睹。据中国银监会统计，截至2010年9月末，城商行总资产达7万亿元，增长34.8%；而大型商业银行总资产增长仅为15.3%。城商行在中国银行业中的总资产和总负债分别由2009年的7.21%和7.16%提升至7.74%和7.72%，相对地位有所提升。

2010年农行和光大银行成功登陆A股市场之后，上市聚光灯随即转向城商行。但自2007年起，即北京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三家城商行上市之后，中国城商行的IPO已经被搁置3年。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其中因素除了当初3家首批上市城商行引起的争议比较大外，当前A股中金融股所占权重较高，监管层有意控制其占比不宜过多。与此同时，也有多位分析人士认为，200人的股东限制成为挡住城商行上市的主要障碍。

2010年9月，财政部联合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通知》，其中规定“公开发行新股后内部职工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总股本的10%，单一职工持股数量不得超过总股本的1％或50万股，否则不予核准公开发行新股。”

2010年12月16日，重庆农商行在香港上市，点燃了城商行上市的激情。据悉，目前上海银行、杭州银行、重庆银行、盛京银行、大连银行、洛阳银行和温州银行等都已公开提出上市计划，准备排队上市。

近期，有关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话题日益升温，从“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到央行官员撰文指出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再到周小川新年刊载文章称，“要有规划、有步骤、坚定不移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市场化的步伐渐行渐近。而随着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受制于资金议价能力低，盈利模式过度依赖息差的城商行，面临着转型的巨大考验。

伴随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商业银行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大型银行已经意识到应该尽早转变单一依赖息差的盈利模式。据报道，一些大型银行已经在过去的几年里不断调整业务模式，增加中间收入的占比。而城商行等中小银行的起步更晚，面临的压力也更大。

业内人士指出，从各项数据来看，中小银行面临着资本约束，资本充足率、存贷比等监管指标成为困扰中小银行的难题。因此在市场份额和客户认可度方面，都不具备优势。

此外，城商行的竞争对手不仅仅是大行。外资银行也早已开始投入战斗，欲抢先挥师占领高地。据统计，以花旗、汇丰、东亚、恒生、渣打五家具有代表性的外资银行为例，2010年在中国内地共开设网点33个，一半以上位于二三线城市。

农村金融机构上市序幕已启

长期以来，中国的银行体系层次分明，从高到低依次是国有银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处在低层的农村商业银行由于组建时间最晚（国内首家农村商业银行张家港市农村商业银行于2001年底成立），经营中面临的难题最多。如，资产质量差、拨备不足、资本金不足等；承担的任务，如，扶贫、支持“三农”、建立普惠金融等与盈利目标不吻合等，其生存状况备受各界关注。

可以说，在众多的农村金融机构中，只有少数经营状况较好，它们通常位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或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正是因为大多数农村金融机构处境相对艰难，得到的政策照顾要比其他金融机构多，如实施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允许贷款利率上浮的幅度更大、给予各种税收优惠和财政贴息等。

而在登陆资本市场方面，农村商业银行则落在后头。这可能是因为内地市场对IPO设置了种种限制（尽管对公司上市之后的监管要比海外市场薄弱）。其他类型的银行在成功实现上市计划之后，公司治理与公司基本面都大有改观，未上市的银行（尤其是农村金融机构）与上市银行之间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目睹这一现实，选择上市便成了许多农村商业银行的奋斗目标。

早在2008年，江苏省就有4家农村商业银行进入上市辅导期，但直到今天，也未能成行。反而是成立不满3年的重庆农商行在此轮竞赛中脱颖而出，拔得头筹。重庆农商行放弃内地市场，转投香港市场，可谓“曲径通幽”，给内地有上市打算的银行上了一堂生动的课。

实际上，内地主要的银行都选择了两地上市，但股价表现却差别很大。同样的股份，在香港市场上的价格明显高于内地的价格，即H股相对于A股出现溢价。说明海外的投资人对内地银行的盈利模式更加认同。选择在香港上市，一方面不需要过于严格的上市条件（内地上市有如下要求：公司需提供最近三年业绩、发起人的数量不能超过200名等，而重庆农商行达不到此两项要求）；另一方面，股票定价可更加进取，给股东（特别是原始股东）带来更为丰厚的回报。

此番重庆农商行上市会将募集的资金全数用来补充资本金，从而使该行的资本充足率由10.5%上升至16.3%，核心资本充足率由8.84%上升至15%，将提前达到《巴塞尔协议Ⅲ》的较高要求。经过这次补充资本，该行预计在2013年前不会再有融资需求。

当然，最应该为成功上市额手称庆的是那些原始股东。IPO成功意味着原始股会出现大幅增值。等禁售期结束，这些原始股东就可随时在二级市场上减持股份。由于当初入股的成本极低，赚得盆满钵满是可期的。

链接：2004年6月的《新巴塞尔协议》（《巴塞尔协议II》），作为一个完整的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监管框架，由三大支柱组成：一是最低资本要求；二是监管当局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督检查；三是银行业必须满足的信息披露要求。后两项是对第一支柱的辅助和支持，资本充足率仍是国际银行业监管的重要角色。

2010年9月份，《巴塞尔协议III》出炉，根据这项协议，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将由目前的4%上调到6%，同时计提2.5%的防护缓冲资本和不高于2.5%的反周期准备资本，这样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可达到8.5%-11%。总资本充足率要求仍维持8%不变。此外，还提出了3%的最低杠杆比率以及100%的流动杠杆比率和净稳定资金来源比率要求。以降低银行系统的流动性风险，加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为最大程度上降低新协议对银行贷款供给能力以及宏观经济的影响，协议给出了从2013-2019年一个较长的过渡期。

（谈儒勇 上海财经大学与上海农商银行小企业融资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