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大妈和她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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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龄上，我是他们的妈妈甚至奶奶；在医疗上，我是他们的保健大夫；在私人感情上，我是他们的朋友。”……

袁大妈的“多功能诊室”

天灰蒙蒙的，鹅毛般的雪花在寒风中打着旋儿。早晨7点，乒乓球队袁队医家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大妈，李小霞又发烧到39度多了，怎么办?”这已经是李小霞第二次莫名其妙地发起高烧了，前几天她刚刚从友谊医院出院。“送协和医院吧，我们先到馆里集合!”袁大夫顾不上吃完饭，拿起包匆匆走出家门。

路上的积雪刚刚被打扫过，只剩白晃晃的冰，一踏上去，袁大夫就一个趔趄，前不久摔伤的腿隐隐作痛。她远远地招呼大门口的保安：“麻烦你扶我走出去吧，我有急事!”接上李小霞，到了协和医院，挂了号、化验完、输上液已经是中午12点，同行的男大夫捶着腿说：“袁大妈，你可真行，我都累了。”其实，袁大夫怎么能不累呢?她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这样的情景在袁大夫几十年的从医生涯中已是第无数次发生了，平常得像她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乒乓球队，大家亲切地称呼袁大夫为“袁大妈”，一些近几年新八队的小队员甚至喊起了“袁奶奶”。但是，每每听到领导也这么“大妈大妈”地叫着，谦和的袁大夫总有些不好意思。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乒乓球陷入低谷，大家憋着一股劲，要在1995年天津世乒赛上打场翻身仗。就是这个时候，经验丰富的袁大妈被从田径队借调到乒乓球队工作，到如今已经快12年了。袁大妈退休后返聘回队里的工资并不高，开始时只有251块钱，当时有不少外面的单位高薪聘请她，但大妈最终哪儿都没有去，因为她舍不得这帮孩子。

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袁大妈都更像是一个母亲。备战天津世乒赛时，男队在正定乒乓球基地封闭集训，当时条件很差。孔令辉和刘国粱住在一楼，因为夏季多雨，房间的墙壁上经常潮湿地渗出水来。大妈怕他们受潮，就让服务员把床搬离开墙，并且监督她们每隔一天就把被子拿出去晾干。有的队员需要吃中药，按理说发到他们手上就完成工作了，但大妈经常利用休息时间熬好了晾凉了递到孩子们手上。那时，基地只有两台小洗衣机，每天洗衣服的队员要排很长的队。看着孩子们训练累得筋疲力尽还不能休息，大妈心疼。于是，她经常抽休息时间抱了队员的衣服偷偷去洗……

这时，一些风凉话就传出来了：“队员跟她关系好，不就是因为她像保姆一样吗，又洗衣服又熬药的。”也有一些人站出来为大妈抱不平。话传到大妈耳朵里，她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没必要争论这个，做这些事我心甘情愿，没什么掉价的。”直到现在，每次封闭集训，大妈依然早早起床，提前一个钟头到场地，把杯子一个个放好，贴上名字，配好饮料，然后微笑着等着孩子们来一饮而尽。新鲜的蜂王浆对身体很有好处，但是味道很大，即使加了蜂蜜，很多队员还是喝不下去。大妈想了个好办法，她把掺了蜂王浆的蜂蜜水放到冰箱里，等队员们训练完时拿出来，冰冰凉凉，就没人再去注意味道了。

袁大妈的诊室是多功能的。训练间休息的10分钟里，经常会有队员跑来，可怜兮兮地问：“大妈，饿了，有吃的吗，”这时，大妈总是能从包里或是抽屉里变戏法儿似的拿出饼干；也总有队员匆匆地跑过来，不好意思地小声说：“大妈，手纸有吗……”；桌上的电话更是查号热线：“大妈，谁谁谁的号码是多少，”大妈准能在第一时间，从她的小电话本上查出来；有的队员在外地有个头疼脑热还给大妈打电话，即便医生已经开了药，也要给大妈念念，大妈说可以吃，他们再吃。

这些琐碎的事，袁大妈从来都不嫌烦，她说：“再小的事，只要对孩子们有好处，我都乐意做。”在袁大妈的抽屉里，有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里面放着几张揉得很旧的纸和一些零钱，纸上写着：“2006年×月×日，共卖××元……”。这是袁大妈这么多年来，卖废报纸、废药盒的记录，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卖废品所得就买成卷筒纸分给各位大夫，以备队员们的需要。

一点一滴的小事，深深打动了队员们。远离父母的他们，把大妈当成了亲人。成绩好了，跟大妈分享；输了球，找大妈聊聊，甚至谈了朋友也得让大妈过过目。孔令辉的母亲每次来北京，都会跟大妈坐坐，关切地问：“小辉最近一段时间过得怎么样?”一时间，真的分不清哪个是真妈妈了。

过年时，袁大妈家的电话响个不停，王楠、孔令辉、牛剑锋、李菊、刘国正……她有个习惯，每接一个电话会记下是谁打来的，结果一次偶然的机会，黄飚领队看见了那张单子，不由地惊叹：“这么多队员给您拜年啊!”

“凑钱也要让您住上新房子”

袁大妈家的客厅里横着一排红色小灯笼，那是队员们来给大妈过生日时挂的；沙发旁的墙上吊着好多小毛绒玩具，那是两年前，她和孙子去威海，王楠男友(现在的爱人)热情款待的纪念，似乎房间里的每一个细节都记录着袁大妈与乒乓球队队员们的情感。

大妈是2002年下半年才搬进这套新居的，之前一直住在中国体育报的老家属楼里。她的老伴生前在中国体育报工作，1988年一次出国开会回来，便一病不起。后经诊断是帕金森综合症，自此之后，便瘫痪在床，在最后的六七年里，甚至连饭也需要通过胃管打入。晚上，袁大妈几乎都是和衣睡在病房的沙发上。然而，她并没有因为老伴的病耽误过工作。甚至，只要队员电话一到，不管她正在做什么，拎起包就往外走。有一次，大妈正在炒菜，忽然王楠打电话说，她自己在宿舍里，上吐下泻还发烧。大妈不顾菜炒到一半，关了火，就往外走。保姆在后面喊：“大姨，没有您这样的，怎么也得把菜炒熟了再去啊。”大妈顾不上扭头：“我的队员都发高烧了，哪还有心思炒菜!”等到她把王楠安排妥当、输上液，已是夜里9点多钟。

袁大妈当时每月的工资只有500元钱，为了让老伴不受苦，她每月花900元雇了保姆。老伴的医药费很高，隔一段时间就要输一次蛋白，一支就要300多元。一开就是10支。所以那十几年，大妈的生活过得很清苦。走进那座已有30多年的老房子，各家各户都装修了，唯独大妈家连防盗门都没有。有一次，蔡振华来到大妈家，看到用了多年的几件用木板钉起的家具，心酸地说：“我都不知道您过得这样……”沙发也坏了一条腿。用一个东西支起来，但当年，临出国比赛前，孔令辉就是躺在这张沙发上输液，跟大妈聊天。

袁大妈不放心别人给老伴配饭，从来都是自己动手，十几年如一日。拖着疲惫的身体下班回家，她还要把几个大玻璃瓶子洗干净。把菜、肉、米饭用搅拌机打成比牛奶稍稠的糊，然后灌到瓶子里再拿到单位晾凉。一下班，大妈就提着装满瓶子的大包小包，叮叮当当跑着赶公共汽车。从训练馆到车站的这段路，对于年逾古稀的袁大妈来说，是那么漫长，这个场景令每一个队员感到鼻子发酸。后 来，大妈经常看到出门“办事”的教练，他们会停下车，招呼大妈，开车把她送到医院。

有一天，秦志戬走进大妈办公室，偷偷在抽屉里放下500块钱。大妈知道后执意不肯要，秦志戬坚决地说：“这钱是专门给您打车给伯伯送饭用的，用完了您告诉我。您多大年纪了，以后绝不允许您提着这么重的东西赶汽车……”

大妈一辈子没有住过新房，以前单位有过几次分房的机会，她也满怀憧憬地去看过，但想到家里还有病人，孩子们也都是工薪阶层，也就默默地放弃了。2002年，单位最后一次福利分房，房款要在3天内交清。而这时，袁大妈的老伴正在北京市急救中心抢救，那一个礼拜里，大妈和保姆一直守在那间小小的病室里，只有一个小凳子可以轮流坐，等晚上实在站不住了，大妈就拆个纸盒躺在地上睡会儿。这种情况下，面对新房子，大妈感到无能为力。

一天晚上9点多，她刚回到家，黄飚领队便打来电话，说蔡振华教练让大妈去一趟办公室。大妈以为是哪个队员病了，二话没说。就赶往队里。蔡振华办公室的灯亮着，他在里头低头沉思。他抬头看见大妈进来：“我听说您不要房子了。”大妈叹口气：“老伴还病着，一下子哪里有那么多钱，算了。”蔡振华说：“那我讲件事。您不许在我这掉眼泪、我知道您这辈子都要强，有多大困难也不张嘴，但是这次分房是最后的机会，我已经跟队里说了，平时您对待大家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现在您有难处了，大家凑钱也要让您这辈子住上新房，您无论如何要收下。”原来，没有命令，无需攀比，大家自愿凑出10万多块钱，每一份都是对母亲的一颗心。再苦再难都不掉泪的袁大妈再也控制不住泪水，她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七十多岁了，还能得到孩子们这样的感情。

深夜的体育馆路，仍然车流不息。走在回家的路上，风吹干了大妈脸上的泪，也吹得大妈心里敞亮。自己已经是这把年纪了，没有什么能再回报给这帮孩子们，只有结结实实地活着，为他们继续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袁大妈的“开心”生活

2003年，大妈的老伴在瘫痪了十几年后去世了。本来在家、医院、训练馆三点一线忙碌奔波的袁大妈突然失去了生活重心，终日闷闷不乐。

队员们看在心里，急在心上。张勇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专门去买了一条小博美犬，连同狗粮、小衣服一起送到大妈家，并且送去的时候，就已经给小狗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开心”，希望大妈能开心起来。

“开心”的到来，给儿女不在身边的袁大妈重新找回来了快乐。每天清晨，她都会牵着“开心”在小区里散步，与相熟的朋友聊天．渐渐地，失去亲人的伤痛在平复。“开心”也成了乒乓球队的小明星，孔令辉买来了小狗睡觉的房子，刘国正买来了一百多块钱的大袋狗粮，还有的队员买来小狗浴液、小狗玩具……李晓霞最喜欢狗，每次来大妈家玩，都不坐沙发。而是跟“开心”在地板上跑来跑去，有时甚至在阳台外面玩，好久才进来。时间长了不见“开心”，大家都想它，于是就央求大妈把“开心”抱来队里玩一会儿。每当这时，袁大妈的大挎包就有了用处，训练完了，许多队员都来大妈办公室逗“开心”玩。

袁大妈有五个子女，三个在北京，两个在国外。在美国的女儿已出国十几年，在危地马拉的儿子也已经在外八年了，而之前，不管多想念，袁大妈却从来没有请过假去看望过他们，以至于孙子6岁了，还从未谋面。

今年，不莱梅世乒赛结束后，趁着乒超联赛的间隙，大妈决定出去看看。美国的生活条件很好，但没过几天，女儿就发现大妈不快乐了。女儿买了电话卡，说：“您要是没意思了，就打电话吧。”大妈这下来了精神，每天唯一的乐趣就是抱着电话往国内打。去了很长时间，她的手表还是北京时间，每天她都要耗到半夜12点以后，然后再算好时差，拿起电话，给老同事、老朋友还有乒乓球队的孩子们打。每次都是大妈说道：“不能说了，快点去睡午觉了。”队员才挂断。

在美国和危地马拉一共待了70天后，大妈在女儿的陪同下回国了。到达北京是周五的早上，晚上在北京的儿女们要给母亲和姐姐接风，可是袁大妈说太累了，时差也还乱着，说什么也不去。儿女们刚走，已经是教练的秦志戬刚刚结束训练就来了，他不由分说地拽着大妈就往外走“您这段日子，吃得肯定不习惯，不行，您得去补补”。大妈说“我真吃不下，没胃口”，细心的他就开车带大妈到了一个吃素食的餐馆，虽然素食很不合秦志戬的口味，他只喝了一碗汤，但是他静静地看着大妈吃，就像看自己母亲一样，流露出一脸的幸福。

儿女们吃完饭回到家，开玩笑说：“妈妈，我们全家人聚会您不去，结果我们前脚走，您后脚就跟队员出去了，不公平啊。”这么多年来，对于自己的孩子，袁大妈的确感到很愧疚。为了方便队员看病，她跟许多大医院主治医生有联系，只要队员病了或是队员的家属来北京看病，大妈都乐此不疲地忙东忙西，可是，自己的孩子们有事让她去找关系，她总是推托说忙，其实大妈是觉得为自己的私事张不开嘴。有时孩子们会说“要是您能把给队员的爱分三分之一给我们，我们也就很温暖了。”但玩笑归玩笑，在儿女们心里，母亲是伟大的，她在乒乓队忙碌着，有那么多队员关心照顾着她，儿女们也觉得特别踏实。

周日，队员们休息。范瑛打来电话，问大妈想吃什么，她正在超市买东西。不一会儿，她就大包小包拎来，往大妈冰箱里塞。袁大妈家的冰箱里总是满满的，队员们怕她一个人在家不好好吃饭，经常买了东西送来。

周一，大妈就去队里上班了。当大妈一出现在队里，队员们立马都围过来，七嘴八舌地说；“大妈，探亲结束啦，过得怎么样，”现在已经是国家男队主教练的刘国梁看到她就远远地喊到：“您可回来啦!”袁大妈笑着回答：“是啊，回来了!是不是要我亲亲你啊。”刘国梁调皮地说：“那当然。”

袁大妈在乒乓球队的生活又开始了。尽管蔡振华经常跟她说：“您现在年纪大了，不要再那么拼命了，现在最主要的是保重自己的身体……”但是，袁大妈还是每天忙着配营养、理疗、与孩子们谈心，在这种氛围下，袁大妈觉得自己永远都不会老。

喊惯了“袁大妈”的队员甚至连她的真名都淡忘了。但在笔者采访完这位73岁的慈祥的国家兵乓球队队医之后，却永远记住了这位慈祥老人的名字：袁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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