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代女性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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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朝，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当时的女性广泛参与了各项经济活动，在主要的经济生产类型——农业、纺织业、商业中均有非常突出的表现，她们的生产活动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在汉朝经济生活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6-0282-02
汉初，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统治者大力推行“与民休息”的政治措施，随着铁农具的增多，牛耕的普及，水利灌溉的发展，施肥、耕种、新型纺织工艺等生产技术的改进，汉代的社会生产力与前代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经济生产迅速恢复并发展起来，女性也广泛地参与了各项经济活动，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地促进作用。
一、农业
农业是汉代最主要的生产部门，也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史书中不乏女性从事农业的例子，如《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后汉书·王良列传》记东汉初王良虽为大司徒司直，但他的妻子“布裙曳柴，从田中归”亲自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同书《承宫列传》记载承宫和妻子一起“之蒙阴山，肆力耕种”。《逸民列传》则记载了高凤“妻尝之田，暴麦于庭，令凤护鸡”；庞公在田间劳动时“妻子耕于前”，夫妻协力，共同劳作。夫妇共同在田间劳动是最平常不过的农村劳动场面，这一点在汉代画像石上也多有反映。四川成都西郊出土的画像砖上，共刻有男女六人，其中两人手执镰刀，顺次收割，三人弯腰随后拾稻，一人肩挑手提餐具，刚走近田边，为收割者送饭。收割者裙式装束，似皆为妇女[1]。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遇到战乱，男子外出服兵役、徭役等，妇女更成了农业生产的主力，如东汉后期，为了进行讨伐诸羌的战争，几乎所有壮年男子都上了战场，致使国内出现了“麦多委弃，但有妇女镬刈也”，“小麦青青大麦枯，谁言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 [2] 正是对妇女承担沉重农业劳动的生动写照。除了直接参与耕田收割这样的田地劳动，汉代很多女性还从事和粮食加工有关的劳作，如嘉峪关3号墓5号墓砖上就有农妇持连枷打场的画面。向仓库送粮也常常有女性常常参与，晋宁石寨山贮贝器上的“上仓图”即有成群结队的妇女头顶盛放谷物的器具，正向粮仓走去[3]。河南密县打虎亭发现的东汉墓中画像石也有女子参与交租的场面[4]。加工粮食的劳动是非常繁重的，被称为“舂”。刘邦死后，其宠姬戚夫人就被吕后“髡钳衣赭衣，令舂”[5] 。
二、纺织业
“男耕女织”这种生产模式，是封建经济在形成过程中按性别形成的自然分工，也是中国数千年不变的传统生产方式。从桑园到蚕房，从纺车到织机，到处都是女性忙碌的身影，她们以自己的辛勤劳动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汉代纺织主要有三种生产形式：
1．官营纺织业。汉时有东、西织室，设在京师长安，由“织室令丞”主管，规模很大，每年费用达5 000万，是“主织作缯帛之处”，生产出来的织物主要供皇室和官府使用。另外，纺织中心齐郡临淄设服官之所，称为“三服官”，三服即指春、冬、夏三季所需用的丝织品[5]。据《汉书·元帝纪》记载，元帝时三服官“做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逄振镐先生推算，齐三服官汉武帝后和之前相比，工人大约增加了500倍左右，一年耗费约增加了数百倍。说明了汉代纺织业的长足发展[6]。除了一部分管理和辅助人员外，东西织室里均为训练有素、身怀技艺的纺织女工和有技艺的女刑徒，如《史记·外戚世家》就记载，文帝母薄姬曾是魏王豹后妃，在其失败后被“输织室”。
2．私人作坊。私人作坊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地主庄园内的手工作坊，所生产的纺织品主要是为了满足田庄内部的消费需要，剩余部分才出售求利。另一类是商业性质的私人作坊，如《汉书·张汤传》载:“安世尊为公侯，食邑万户，然身穿弋绨，夫人自纺绩，家童七百人，皆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张家拥有规模较大的手工作坊，纺织业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从记载来看，其产品基本上不是自给消费，而是面向市场的求利商品。《汉书·货殖列传》也说:“通都大邑，酤一岁……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答布、皮革千石。”这说明在当时的商业贸易中、帛、絮、布等纺织品是市场上非常活跃的商品，也说明市场上这些大批量的商品，除了部分是小农家庭纺织自用后的剩余品外，一定还有大量的个体手工业者和私人经营的手工业作坊存在，这些作坊的丝织品都是为了盈利而作为商品来生产的。显然，在这样的手工场中，所雇佣的纺织者也应是有一定技艺的民间纺织女子。
3．作为家庭副业的手工纺织。纺织业是汉代民间分布最广的家庭手工业，亦是家庭经济的一大支柱，家庭成员的衣服开销，国家租赋的交纳都赖于此。当时一匹缣的价格为六百一十八钱，一匹绢的价格为五百钱，而精美的纺织品价格则更加昂贵。相对来说，当时粮食的价格比织物要便宜得多，文景时，粮价每石粟为十余钱至数十钱，“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即使不吃不喝，不纳国家田租，把粮食全部出卖，也仅得千余钱。可见，女子的女红收入有时甚至超过男子的收入，成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 [7]。《东观汉记》卷十八《范丹传》载，东汉莱芜县令范丹去官后，其妻“纺绩以自给”。《后汉书·列女传》记载乐羊子妻以纺织来养活家人，供丈夫读书，可见纺织的收入不菲。因此，为了维持家庭生活，妇女劳动是极端辛苦的，“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东汉荆州秭归县许多人家的女儿终身不嫁，被幽禁在家里，埋头纺织以供给朝廷。直至唐代，这一带仍称呼进贡的布帛为“女子布”。在两汉史籍中，描写自耕农“温衣饱食”“布帛充用”“百姓充足”之类的赞誉之辞数不胜数，虽有溢美的成分，但妇女纺织在家庭收入中占相当比例，是毋庸置疑的。
三、商业
周代就已经出现了女子经商的情况，《周礼·地官司徒·司市》记载有朝买夕卖的“贩夫贩妇”。汉定天下后，商业就开始活跃起来，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趋利求富遂成为一种风气，“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必然也对包括女子在内的每一个社会成员产生影响。张衡《西京赋》说到长安商业的发达，“尔乃商贾百族，裨贩夫妇。鬻良杂苦，蚩眩边鄙。何必昏于作劳，邪赢优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丽美奢乎许史。”其中所谓“裨贩夫妇”、“肆人之男女”都说明在商业领域中女性的活跃。女性商人在史书上多有出现，如朱儁“少孤，母尝贩缯为业”。馆陶公主男宠董偃之母是一位贩卖珠宝的商贩，经常出入公主及上层贵妇家中兜售珠宝。在出土文物中也有关于女子经商的记载，如汉简《侯粟君所责寇恩事》22.1—36简册，就是一份完整的关于商业债务纠纷的诉讼案卷。我们可以看到在此案中，粟君并没有参与实际的商业经营，而是其妻参与整个商业过程，与人一道去外地贩运、收债等等[8]。一些当时的法律诏令也说明了女子经商的普遍性，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王杖诏书令》简册[8]，其中有关于老年女子经商有所优待的条文:“年六十以上，毋子男为鲲。女子年六十以上，毋子男为寡。贾市毋租，比山东复。”即女子年60 岁以上，如果没有儿子，可以享受经营商业，政府不征收市租的优惠，可见当时颇有老年妇女经商的情形。同篇“夫妻俱毋子男为独寡，田毋租，市毋赋”也宣传了大致同样的政策。不过，总起来看，女性从事长途贩运的行商与巨贾较少，大多是沿街叫卖或上门兜售的小商贩，或是开小店铺的店主。东汉冯衍在他的信中提到一种“贩糖之妾”，即卖糖的女子[2]。可以看出，汉代女性在商业领域的活动是十分活跃的。
汉代女性经营酒店业的也为数不少，《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为泗水亭长时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这里的王媪、武负，都是以卖酒为业的女老板，她们经营的酒店，应该都在“泗水亭长”管辖范围之内，《史记·正义》云：“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乡。”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酒店在最基层也极为密集，更不要提繁华的都市了。也说明汉代女子经营酒店是一项比较普遍的职业。《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也载:“相如与之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这是汉代著名才女卓文君当街卖酒的记载。汉乐府中也有“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的诗句。《后汉书·刘盆子列传》记载吕母“益酿醇酒，买刀剑衣服。少年来沽者，皆赊与之”，虽然吕母的目的不是为了盈利，但是少年多有来沽者，说明女子经营酒店，当时应是一种普通行为，所以吕母才能以此为掩护，收买人心，为子复仇。四川彭县出土的“汉代女子当垆卖酒”画像石，以实物证实了史料的记载。
总之，汉代女性在当时主要的经济生产类型——农业、纺织业、商业中均有非常突出的表现，在职业类型上，其劳动形式已经多样化，她们的生产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经济发展。女性从事职业的广泛性、重要性使得她们在社会活动中承担了一定的责任，因此也相应地具有较重要社会地位。
参考文献：
[1] 何浩天.汉画像砖与汉代社会生活[M].北京: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9:49.
[2] [汉]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1003-3281.
[3] 林声.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所反映的西汉滇池地区的奴隶社会[J].文物，1975，(2).
[4] 安金槐，王与刚.密县打虎亭汉代画像石墓和壁画墓[J].文物，1972，(10).
[5]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558-3937.
[6] 逄振镐.秦汉时期山东纺织手工业的发展[J].齐鲁学刊，1983，(1)：53.
[7] 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49-244.
[8] 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中国简牍集成[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责任编辑 王玉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