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支出费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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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更好的保护患者权益，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国家2002年9月1日颁布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新的条例为医疗事故的当事人提供了上诉的便利，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医患关系。医生为了避免受到医疗事故上诉的威胁，可能会给病人做更多的额外检查，从而最终可能成为推动医疗费用上升的部分原因。本文梳理了国内学者对条例给医疗费用带来的影响的研究，并作出了一个综述。

【关键词】条例；医疗费用；法律；经济学

一、问题提出

为了更好的保护患者权益，解决“看病难，就医难”的民生问题，提高医疗服务质量，2002年9月1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取代了在医疗事故纠纷中使用了15年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开始正式实施。与原有的《办法》相比，《条例》的相关规定及其司法解释从更客观的证据鉴定方式、更具体的赔偿标准，以及“举证倒置”的举证原则几个方面给医疗事故当事人提供了诉讼上的便利，取消了过去医疗纠纷行政处理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医疗诉讼案件，激化了医患之间的关系（肖柳珍，2008）。

由于存在医疗事故诉讼的威胁，惩罚医疗不当的制度会激励医生实施额外的检查项目，并最终成为推动医疗费用爆炸性增长的部分原因（Reynolds， Rizzo， and Gonzalez 1987； OTA 1993， 1994）。事实上，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过度医疗行为在事后往往难以鉴定，这给了他们更大的动机对患者进行过度地治疗（Cooter and Ulen 1986； Craswell and Calfee 1986）。实施防御性医疗可能会对病人的健康造成损害，因为医疗事故的处罚责任可能会导致医生采取有害的治疗或者放弃高危的病人，转而医治风险较低的病人。因此防御性医疗是制定相关政策与制度所必须谨慎考虑的（Sloan， Mergenhagen， and Bovbjerg 1989）。《条例》对医疗服务提供者行为的约束可能导致医生或医院潜在诉讼成本和风险的提高，进而改变医生行为，医生进行防御性医疗，将有可能增加的医疗纠纷成本通过“大处方”，“过度检查”的方式转嫁到患者身上，提高患者的医疗费用。

二、相关文献综述

1.医生行为与医疗费用

刘学，史录文（2005）通过对6家大型国有综合医院的案例研究，从决策权分配、业绩评估和绩效激励政策三个角度探索医疗费用上涨与医德医风下降的原因。王箐，魏建（2012）构建博弈模型分析患者呼吁在约束医生行为方面的作用，并分析了患者退出对医生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只要患者的“退出”、“呼吁”成本低于某一水平，患者的“退出”和“呼吁”能够约束医生欺骗患者的行为。作者认为新医改方案尚缺乏对医生行为良性激励的安排。医生缺乏足够的激励参与以“公益性”为核心的公立医院改革，这成为公立医院改革的一大绊脚石。杜治政（2005）最优化的医疗首先应当是适度的医疗。最优化的医疗比适度医疗有更高的要求。在满足人民的基本医疗、实行基本医疗保险过程中， 我们更应当提倡适度医疗。王诺，王静（2005）认为医疗服务价格的上升导致医疗费用的上升。服务价格上升的两个方面为成本推动和诱导需求；在成本中又分为劳动力支出与以医疗设备为主的医疗费用支出，并且购买医疗设备和医疗用品等非劳动支出的影响是主要原因。刘西国，刘毅，王健（2012）通过对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回顾，并结合我国1998年～2010年共13的面板数据，应用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城市化导致医疗费用上升，而规制能降低医疗费用；但和传统理论不同的是，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对医疗费用的上升影响很小，医疗保险甚至抑制了医疗费用的上涨。

2.法律对医疗费用的影响

曾智慧（2012）认为过度医疗存在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是一种侵权。肖柳珍（2011）研究发现美国医疗过失诉讼增加了美国健康保险的成本、减少了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并对美国的医疗服务质量与医疗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肖柳珍（2012）认为高发的诉讼频率、高额的赔偿金额、高昂的制度成本、有限的制度效果以及对医疗责任保险、健康保险和医疗服务提供者产生的负面影响是美国政府改革医疗过失诉讼制度的主要成因；防御性医疗是医疗服务提供者基于“经济人”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的理性选择。风险厌恶与预期效用最大化是防御性医疗的经济学基础。纯粹的禁止性立法不足以制止防御性医疗，并建议我国应重视医疗过失诉讼制度对健康保险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式的医疗过失诉讼制度，推进医疗损害赔偿特别立法并适度限制赔偿金的额度，对医疗过失诉讼制度的运用及医疗损害赔偿的额度进行合理限制。刘琮，杨秀群，胡正路（2006）分析了防御性医疗行为在我国现行社会环境下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探讨了防御性医疗行为的研究方法，并通过德尔菲法初步给出了防御性医疗行为的调查思路。

综上可见国内关于防御性医疗的研究都停留在感知意识层面，而其中关注法律政策如何改变医生行为，并进一步激化防御性医疗的研究寥寥无几。除了少出具备法学背景的学者从《条例》的司法界定的角度，或者结合一定经济学理论进行描述的方法进行研究，还缺乏从经济学专业的角度，构造防御性医疗的经济学微观基础，并用实证的方法捕捉到《条例》的出台是否影响了我国医疗费用支出，促成了医疗费用更快速的增长，并且量化这种影响的大小。

参考文献：

[1]肖柳珍.《条例》与《办法》时期的医疗纠纷诉讼机制的比较研究[J].中国医药指南，2008年6月第6卷第6期.

[2]刘学，史录文.医疗费用上涨与医德医风下降：组织架构变革角度的解释[J].管理世界，2005年第10期.

[3]王箐，魏建.“退出”、“呼吁”与医生行为的激励机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年第1期.

[4]雷海潮，胡善联，李刚.CT检查中的过度使用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2002年10月第10期第2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