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的魏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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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文果，1906年出生于美国，先后就学于华盛顿大学、丹佛的Presbytenan医院护士学校。1936年受美国联合基督教传教士协会的派遣来华，先在北平学习了一年中文，后来到江苏省南通基督医院(南通第一人民医院前身)担任护士。

麦文果来南通不久，1937年8月17日，南通基督医院就遭遇日机轰炸，医院成为一片废墟，24人恕难。麦文果与南希・傅汝爱是当时在现场的两名美籍医护人员，立即组织员工抢救伤员和受困人员。当时，淞沪抗战正在隆烈地进行中，他们无法接受到任何来自外界的帮助。麦文果和傅汝爱在当地官员和有关机构的支持下，有条不紊地开展了善后工作。

独自留守南通

麦文果在人员遣散的最后时刻决定留在南通。傅汝爱回忆道：“无论别人如何劝说，告诉她可能遇到的危险，但麦文果感到自己有义务留在那里为南通人服务。”成千上万的士兵涌进南通城，沿江则有军舰出没禁戒。1938年3月4日，麦文果在给保尔・斯莱特的信中说：“我独自在这里快6个月了。飞机和大炮的声响不断地打扰我们，使我无法有规律地工作。但我觉得我在这里的存在本身就比我能做的任何事情来得重要，因为我没有特殊的技能。”

麦文果的留守绝不是留守本身。1939年南通基督医院工作报告提到：“在其他传教士转移到别处服务后，麦文果选择了依然留在南通自己的家中，做她所能做的一切。她承担起一位受伤医生(指基督医院被炸时头部受重伤的王道炜，被安置在10英里外的由南通医院设立的一个小诊所――作者注)的护理工作，这位医生不幸死后，她学习汉语，并负责管理教会的财产。”

独自留守的最初6个月，相比后来日军占领的日子，危机四伏中的表面却显出难得的宁静。麦文果度过了平生第一个没有取暖炉的冬天，用意志力忍受食物的缺乏和单调。她以基督徒的博爱和信念以及对南通人民的情感支撑着前行。

在那些清苦的岁月里，写信成为麦文果排遣寂寞的一个途径，美国联合基督教会保存着麦文果当年的许多信件。她向远方的同事和亲朋述说着南通发生的一切，信中看不到任何失落和颓唐，并为自己能渐渐融入南通百姓并为之作贡献而欣慰。

设立难民营

1938年3月17日，侵华日军占领南通，南通江面开阔，日军几乎没有受到抵挡。有一队日军士兵行军，正从教会边的马路经过。麦文果站在紧张的勤杂人员身边，轻声鼓励他们。

对于麦文果这位美国传道士，占领南通的400名日本士兵还是有所顾忌的，他们没敢轻举妄动教会的财产。麦文果明确地告诉日本军官，不管发生什么，她都要待在这里。麦文果的特殊身份，使教会的房含很快成为“诺亚方舟”。

第二天，就有一位腿部受伤的伤员找到麦文果，请求救治。很快，为躲避战火，免遭屠杀和，200名左右的南通城内外的老百姓(绝大部分是妇女)涌进了教会开办的崇英女中，一个难民营就这样形成了。

最初难民可以自己解决吃饭问题，麦文果只是提供一个安全的庇护地方。但形势一天比一天糟糕，日军的烧杀使受伤的平民越来越多，4月间，麦文果收治了400多名伤病员。日军在医院附近的大码头烧毁仓库和周围民房，被打伤以及无家可归者纷纷到医院和崇英女中来避难，学校教室和走廊全被住满，麦文果所住的二层小楼所有房间都已经挤满了伤员，她甚至把自己的卧室也让了出来。麦文果倾其全力，还请来护士潘凤鸣、陈淑瑾帮助工作。她将自己的蚊帐、被面撕成布条蒸煮后权作绷带用。在4月30日的信中，麦文-果这样描述她的近况：“南通就像地狱一样。我每天早上6点穿上白大褂，一直忙到晚上10点或11点，然后倒头就睡。这个月我已经护理了4个伤员(都是枪伤)、一对母婴。昨天晚上还来了一个可怕的烧伤患者(那些强盗干的)，她的胸部、腹部、臀部和腿部简直惨不忍睹，难闻的气味差点把我熏倒。暴行的残忍，让我无法接受。晚上最终包扎好创面，那气息始终萦绕在我身边，我勉强喝了一点点汤，早早睡了。中国士兵现在在南通城内活动，白天和黑夜都能不停听到交火的枪声。今天我们看到城里大量的黑烟持续地升起，显然许多房屋又被焚烧。”信里还提到了她在经济上的窘迫：“我仅有40美元，厨师跟我说燃煤只够3个星期。伤病员不断涌来，又不能见死不救，将他们拒之门外。”但麦文果的坚毅依旧：“作为南通唯一的上帝派来的目击者，我必须直面这些灾难中的中国人的哭泣的请求，努力保持谨慎和理性，等待事态的发展。我也每天为在美国和中国的同事祈祷。”

基督红十字会

为了报复，侵华日军甚至整个街区地焚烧民房，当房屋里的老百姓逃命时，日军肆意地用机关枪扫射。1938年5月16日，麦文果在写给埃德文・马克斯的信中这样冷静地描述：“5月3日是恐怖的一天。枪声在西门外一带响起，一个接一个伤势严重的平民到我这来。我把躺在担架上的他们先搁在前门廊和院子里，直到在楼上3间房内挤进12张病床。我自己都无法相信这么小的空间能容纳这么多的病床。最终没人因失血过多而死。那位胸部受伤者，一度鲜血伴着每一次呼吸而汩汩地流，现在看来生命无虞。目前要做的主要是抗感染。5月5日，在施保罗和海格门的住所的北边，一些矮小的农舍在燃烧，从我所在的二楼窗户我能清楚地目睹一切。随着一声声‘唉呀’的叫喊，我听到了机枪的扫射声，许多奔向我们院子(寻求避难)的人被撂倒。大约200名妇孺以及少量的男人躲了进来，当我走近他们时，见到的是战栗和流泪。第一次我真切地体会到我留在南通的意义，我多么希望那些资助我们机构的人士，能够看到他们的贡献对苦难中的南通意味着什么。昨天日军的一架机枪对着崇英女中的校门，我用中文和英文交替喊叫，敦促日军撤离，但他们无动于衷。我坐在校门外一张凳子上与他们对峙，一个小时后日军离开。下午一点半日军的一辆卡车停在门口，要求进来抓捕8名中国士兵。在搜查了站在门口的几个人后，抓走了―个刚刚给我们送来米的人，日本人讲，这个人特别害怕的样子表明他是―个坏人。我闻讯连忙赶去，只见到卡车绝尘而去。日军没有得到我的许可闯入我们的机构。今天我已将这些事情向美国驻沪总领馆打了报告。”

大量难民的涌入使麦文果在经济上几乎陷于绝境，当时她已经无法从南京基督会总部取得款项，倾其所有才7美元。麦文果还拿出30美分资助一名家庭衣食无着的先前的实习护士，这些钱可以买到几天果腹的粮食。这时转机出现了，麦文果在《一艘搁浅的船重新起航》里回忆：“一些当地好心肠的非基督徒想帮助我们，提议建立一个组织，在此基础上他们出钱出力，协助我手上的工作。他们推举我为主席，并取名‘南通基督红十字会’。他们的目的是以基督的精神来帮助那些穷人。在30名全职员工里只有5人是基督徒，其中3人来自本地教堂。难民营经常有500余人在避难，8个月间平均每月376人，平均每月赈济2607人。”

基督会在一篇名为《困境中的济世》的评论文章中，高度赞赏了由基督会派遣、日军占领时期不畏、义无反顾地设立安全区、拯救难民的麦文果、魏特琳等人。1939N8月，麦文果去芜湖工作，不久返回美国并加入美国军队从事医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