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做人 历尽劫难终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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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把我从死神手中拉回

上世纪70年代，对老百姓而言，肺结核还是不治之症。我得这种病原因十分简单，是婆婆传染的。我和权国友1968年结婚，那时他在农村供销社上班，夫妻分居两地。我跟公婆一起生活，带着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一家7口全靠权国友一月27元工资。我结婚时，婆婆就得病了，到了后期，本该在医院封闭治疗，以防传染家人，可没钱住院，只能在家打针吃药，能活几天算几天。我也知道这种病的厉害，一旦染上，后果不堪设想，但我是儿媳妇呀，上有老下有小，权国友不在身边，这个家全靠我撑着。有一次，权国友眼泪汪汪地拉着我的手说：“凤芝，我听说这种病是不治之症，咱妈大概也到晚期了，治下去也没意义，放弃吧。我最担心的是，你成天给她端屎端尿，要是传染上怎么办?”我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眼里尽是泪。权国友是家中的独子，从小就是个大孝子，他说出放弃的话也是万般无奈。我劝国友说：“你可别胡说，不管治好治不好，咱要尽心。我身体好，抵抗力强，不会传染上，你就放心吧!”

1971年春天，我被确诊得了结核病。我的身体原本健康结实，从得上这病后，一到入秋和开春病就来了，咳嗽、发烧、出虚汗，咳嗽厉害了还会吐血，犯一次严重一次。我目睹婆婆从得病到倒下的全过程，知道自己倒下也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再治下去没多大意义，最后是人财两空。我决定彻底放弃，弄点儿敌敌畏喝了一了百了，给权国友留下3个孩子的同时也留下份家产。权国友看出了我的想法，他深情地说：“凤芝，不看我，就是看在3个孩子份上，你也不能走。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治好你的病!”大儿子权志海两岁时得了感冒，因药物过敏成了哑巴。权国友进一步说：“凤芝，你要是走了，这孩子要受多大委屈呀!”

在丈夫的软硬兼施下，我同意到当时吉林最大的肺结核病医院就医。他四处举债，把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全卖了，凑了1万块钱。第一次做肺切除手术时，大夫惊奇地发现,我的左侧肺只有一个肺叶，所以这次手术没成功。在医院治疗半年后，又做第二次手术，摘除了5根肋骨，并切除了肺部的空洞。当时采用的是针刺麻醉，全身扎了上百根银针，手术做了7个多小时，我一声没吭，让满头是汗的王主任感动不已。这位曾在日本东京医科大学留学的主治医生感叹道：“我做过无数次手术，第一次遇到像你这样刚强的女人，你一定能战胜病魔!”

1976年春天，因付不起医药费，我拄着双拐提前半年出院。那天，权国友抱着女儿来接我，看到因来回奔波而累得又黑又瘦的丈夫和1年没见的女儿，我眼里全是泪水。权国友是个开朗的人，他笑着说：“凤芝，我相信你一定能战胜病魔。现在，咱们全家又可以团聚了。”我说：“谢谢你，你帮我捡了条命，咱要好好过。”我在家休养了1年，生下了老四权志杰。为了还清治病欠下的债，我白天在供销社装自行车，一早一晚养猪、养鸭、养鹅，星期天到乡下卖麻花和炸糕，用10年时间还清了1万元债务。

1986～1996年，是我和权国友度过的最难忘的10年。1986年，他临危受命，被推选为榆树台食品厂厂长兼书记。为了帮他，我也调进了食品厂，在批发部工作。我们起早贪黑，并肩携手，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见义勇为丈夫倒在枪下

1996年3月11日，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那天，权国友骑着摩托车去办事，半路上，遇到了镇医院的任桂莲，她拦住权国友说：“权厂长，我家闯进小偷了，你快帮帮我吧!”权国友是个热心肠，一听光天化日之下竟有人入室抢劫，二话没说，驮着任桂莲朝她家猛骑。

任家住平房，有堵一人高的院墙，小偷已经翻墙进去，并撬开了她家的门。有了权国友帮助，任壮着胆子进了院子，屋里的犯罪分子听见动静，操着一把自制枪冲出来，顶住了任桂莲。权国友冲过去，死死架住犯罪分子，两人厮打到了一起，只听两声枪响，权国友头中两枪，倒在地上。事后，省政府批准权国友为革命烈士，又被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评为先进分子。

权国友牺牲后留给我的最大难题，是他当厂长时的1.5万元债务。1995年元旦前后，商业局领导要求，无论困难多大，也要给退休干部发工资。当时，在职职工发工资都十分困难，权国友决定辞职让贤，但是商业局领导坚决不批。权国友四处筹钱没借到，我一咬牙，把家里借来开饭店的1.5万元拿了出来。谁也不会想到，食品厂没还这笔钱，国友就走了。我借钱时承诺1年还清，等我到食品厂要这笔钱时，食品厂的继任领导说拿不出一分钱。

思来想去，惟一的办法就是变卖房子。人要讲诚信，即使去住露天地，也不能让人说我趁国友死了赖掉1.5万元债。

奋斗半生我没有了家

卖房前，我召开了家庭会议。第一个反对的是哑巴儿子权志海，他比比画画地说：“这事全怪任桂莲，她不该让我爸爸去抓犯罪分子。如果她当时叫警察，我爸爸怎能死了?爸爸死了，她都没来送葬，我要找她报仇!”权志海从小脾气倔，被惹翻了就会走极端。我偷偷找到任桂莲，让她躲一躲。后来，把儿子送到黑龙江的亲戚家住了几个月，这件事才算平息下来。

最让我头疼的是公公。他70多岁了，得过一次脑血栓，行动不便，大脑迟钝，听说我要卖房子，顿时大发雷霆，骂我没良心，卖房子是故意把他往死路上赶。我对他说：“爸，借钱还钱，天地良心，咱就是砸锅卖铁也得还人家，要不咱在人面前能抬起头来吗?你过去不是常说做人要讲信用吗?再说，国友走了，咱不能让死了的人还背着债呀!”

3间房是花2.9万元钱买的，加上装修，一共3.5万元，因急着出手，只卖了1.9万元。还了债，心里踏实了，一家老小7口搬到了食品厂空出的3间办公室里。

2000年4月，榆树台镇召开全镇大会，进行小城镇规划，食品厂办公室在拆迁之列。当时,食品厂陷入困境，找在任的厂长要钱，他们都不想见我，一股无名火直往我脑门上撞。回到家，见锅碗瓢盆被人强行搬出，扔了满院子，我当时欲哭无泪，真是想死的心都有。最后找到县领导，在他们的协调下，民政部门在梨树县租了两间房。家刚安顿下来，公公就因脑溢血住院抢救，我的糖尿病也越来越重，我硬着头皮四处借钱，又欠下一笔债。不久，我们租的平房拆迁，我们只好又一次搬家。食品厂的那笔钱仍然迟迟不还，解决住房问题遥遥无期。我虽然只有初中文化，却抱定了这样一个信念：只要诚实做人，就不会没有路走。

2002年夏天，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王桂香大姐和董长印同志走访慰问，了解到我家的实际困难后，他们以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的名义发出倡议，由省、市、县共同出资，为我家申请救助。此事立即得到了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的鼎力支持，我终于在第4次搬家后住上了3间宽敞明亮的房子，有了一个归宿。

2003年4月30日，是我们全家最高兴的日子，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的领导，省公安厅的领导，还有四平市和梨树县有关领导，在我家门前举行了隆重的赠房仪式，人民日报、吉林日报、人民公安报、北方法制报的记者闻讯前来。在这次赠房仪式上，有关领导还宣布，权志杰被正式录用为人民警察。

我们一家人终于等来了社会的回报，女儿权翠英在4年前考入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毕业后在北京找到了工作。虽然还有2万多元欠债，但是这么多年来，我的眼里第一次噙满了喜悦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