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经济可能小幅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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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房地产已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不管是崩盘还是反弹，都会使中国处于危险的境地。有学者研究显示，2004～2009年房价上涨了250%，远远超出了官方指数（2004～2012年累积增涨113%）的增长水平。

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1日联合的P M I数据显示，4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 M I）为50.6%，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显示中国制造业恢复进程漫长，经济恢复基础还不稳固，给外部市场对当前经济增长可能出现反复的预期以佐证。

在5 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出现下降。4月的生产指数为52.6%，比上月略微回落0.1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企业生产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增速略有放缓。在企业生产上，目前大企业的景气情况好于小企业。4月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生产指数高于50%，但小型企业低于50%。4月的新订单指数为51.7%，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表明制造业来自客户的产品订货量继续增长，但增幅收窄。受生产和订单恢复不佳的影响，企业继续减少原材料库存储备。4月份的原材料库存指数为47. 5%，与上月持平，连续3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下。同时，企业在持续加快去库存，产成品库存指数回落，产成品库存指数为47.7%，比上月下降2. 5个百分点。从需求面看，新订单指数、出口订单指数、积压订单指数均在下降。从库存方面看，产成品库存和采购量指数也在下降。这些情况表明，订单水平下降，开始使补充库存转为去库存。4月份购进价格指数大幅降低，也反映了企业预期向负面的变化。种种迹象预示，未来经济小幅下行的可能性增大。

此前，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的各项指标显示，政府投资和房地产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增长率而言，基础投资增长近27%，列各类投资榜首；其次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20%。与此同时，社会消费的零售额增长有所回落。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依然突出。发改委从去年至今，批复了数百个投资项目，大多数是各地政府申报的地铁、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总额达数万亿元。各地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一季度基础设施投资增长近三成的主要原因。至于商品房销售额同比超过60%，更是和地方政府密切相关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财富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不足，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统计数据显示，从19 9 6年开始，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逐年下滑，从73 . 2 9%一直降至2011年的58.66%，而同期政府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则从26.71%上升至41.33%。“国富民穷”是居民家庭消费能力提高较慢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的不足，也是影响居民消费意愿的重要方面。从分行业数据来看，比较能客观反映开工率和制造业景气度的用电量增长率只有2. 9%，而钢铁、水泥、焦炭及有色金属等行业的增长速度大多接近或超过10%，远高于发电量的增长。与此同时，季度产销率和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双双下降，可见产能过剩现象依然如故，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依然艰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4月中旬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W E O）报告中，将2013年世界经济增速预测从去年10月的3.5%下调至3.3%，并预计2014年增长4%。其中，发达经济体今明两年预计增长1. 2%和2 . 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已经开始恢复动力，预计今明两年将增长5.3%和5.7%。IMF还将中国经济今明两年增速下调了0 .1和0 . 2个百分点至8 .0%和8 . 2%。其实，就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而言，比增长速度减缓更可怕的是增长结构失衡。因为资源投入型增长模式非但长远不可持续发展，而且还会给经济发展带来风险，无论是国外的历史教训，还是中国的现实经验，都能证明这一点。研究发现，金融危机爆发前总会有三个常见征兆，即杠杆率迅速抬升、资产价格迅速上涨、潜在的增长率下滑。中国经济已经呈现出此三方面的征兆，有无发生金融风险的可能，对此三方面进行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以国内信贷占GDP比重（以下称DCG比率）进行衡量，中国的杠杆水平目前已经达到自1978年数据公布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国内信贷是指存款吸收机构的债权，主要是银行和信用社发放的贷款以及其持有的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金融危机前，中国的DCG比率为120.8%，但随着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并依赖银行贷款为财政扩张提供融资，这一比率大幅上升。然而，这一DCG比率只涵盖了来自官方银行系统的信贷，不包括通过债券和股票市场或影子银行系统提供的信贷，即不显示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借贷活动。2012年中央政府债券发行量为1.35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量2500亿元，两类债券合计的公共债券发行量比2011年上升了0.4%。而这两类债券只是狭义上的“公共融资”，因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债券和信托及承担的银行贷款也应属于政府资产负债表上的负债。还有地下借贷。中国人民银行在2 011年中的一项调查显示，2011年民间融资总量是3.38万亿，相当于银行贷款总额的5.8%。综合估测结果显示，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融资总量占GDP的比例上升了62个百分点，从145%增至207%。其杠杆率的上升速度高于央行公布的社会融资总量，更快于国内信贷占GDP比重的增长速度，值得警惕。

在中国，房地产价格破灭风险比股市泡沫破灭风险更大。中国的房地产已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不管是崩盘还是反弹，都会使中国处于危险的境地。有学者研究显示，2004～2009年房价上涨了250%，远远超出了官方指数（2004～2012年累积增涨113%）的增长水平。这一涨幅也超过了Case-Shiller美国住房价格指数，后者从20 01～20 0 6年的峰值上涨8 4%。此外，土地价格涨幅远远超过房价涨幅。据官方统计，每平方米的土地平均售价从2 0 03年的573元涨至2012年的3393元，10年间涨了492%。在过去的几年里，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遏制房价上涨。不过这些调控政策出台后，房价一般在最初有所下滑，但随后反弹，表明风险并未缓解。

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潜在经济增长率主要由三大因素决定：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由于劳动力和生产率增速下滑，中国也出现了潜在增长率放缓的迹象。市场份额分析表明，中国在2010年之前竞争力迅速提升，但此后进展停滞。这主要是因为自20 0 8年以来，中国三大主要竞争力因素---人口、被低估的货币和改革红利均有所削弱。联合国预计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但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经历了20年开始首次上升后，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已于2012年开始首次下滑。货币方面，2005～2012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2 2 . 9%，实际汇率已累计升值25.7%，人民币相对部分新兴市场货币的升值幅度尤为明显。劳动力市场偏紧和货币走强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是，在此期间，中国劳动者与印尼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距显著扩大。2000年中国的平均工资是印尼的两倍左右，2011年中国的平均工资已是印尼的3.5倍。2000年至2011年，中国累计工资涨幅为473.7%，远高于印尼的238.6%、印度的137.2%和墨西哥的46.3%。由于中国三大竞争力因素日渐削弱，其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也在下降。由于中国对公共投资的依赖程度目前超过私人和外国投资，同时公共投资的生产率相对较低，因此整体生产率也面临下行风险。

中国近期主要的风险是金融稳定、通胀和房地产泡沫。如果政策继续保持宽松，容忍金融风险，以换取短期内的经济快速增长，那么未来发生系统性危机的风险将增大。

综合上述，中国经济无论是从客观运行的实际分析，还是从控制风险的主观政策愿望分析，未来经济小幅下行的可能性都在增大。

从1996年开始，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逐年下滑，从73.29%一直降至2011年的58.66%，而同期政府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则从26.71%上升至41.33%。“国富民穷”是居民家庭消费能力提高较慢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