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笔不“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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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先生》是汪曾祺写于1987年的一篇回忆性文章。文中第二段花了好大篇幅来写西南联大教授的穿着：

“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会上大骂‘，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语文教参上说这些闲笔，增添了文章的意趣，体现了散文自然洒脱的“散”之美。乍一看，这些教授颇为张扬个性，特立独行，有趣得很，然而仅仅限于有趣。可是，如果光是为了增添文章意趣，不可能写这么详尽，涉及人物这么多。

通常说散文是“形散而神不散”，优秀的文章在清淡自然、不拘成法的背后必有其“精气神”，也就是说其中必有作者自己的匠心所在。汪曾祺先生在此处大书特书，不仅仅是靠记叙好玩、怪异之事来吸引读者眼球，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了解金岳霖先生所处的人文环境。

一、折射出西南联大宽容个性的校风

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汪曾祺提到西南联大的校风是“民主、自由、开放”，这在教授们可以称得上乱七八糟的穿着上就可见一斑了。服装就如同一种符号，古代社会中服装有严格的区分，不同的服饰代表着一个人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这也是“礼”的表现之一；即使到了现代，衣着还是身份的象征，所以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即使生活潦倒也要坚持穿长衫，因为那是他曾经是一个读书人的标志。而联大教授们的衣服却是“各色各样”五花八门，尤属朱自清披赶马人穿的一口钟这个细节最夺目。穿着自由的背后就是联大的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价值标准。

二、折射出当时西南联大教授生活的清苦

据资料记载，抗战期间，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联大师生生活十分困难。很多著名教授已不复清华北大时期的优雅，破衣烂衫者比比可见，汪曾祺提及一个例子：“有一个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经黑了，路上没有人，她听到后面有梯里突鲁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教授曾昭抡。他穿了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鞋（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趿着），因此发出此梯里突鲁的声音。”

像岳南的《北渡南归》、傅国涌先生的《民国年间那人这事》很多著作中都提到联大教授生活之惨状。在这段文字中，闻一多那件旧的、式样过时的夹袍，朱自清那件蓝色毡子的一口钟，都能折射出当时西南联大教授的极其俭朴寒伧的生活。

三、折射出大师们潜心治学，不讲穿着的敬业精神

文中“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怎么舒服怎么穿，捞到哪一件就穿哪一件；从“有一阵”“经常”这两个词是我们更加可以了解他们不看季节看场合穿衣服，通常一件衣服要穿很久。金岳霖经常穿皮夹克，天冷了就围一条很长的围巾，不会去管这样搭配合不合适，而是只是保暖就行。

穿衣这么不讲究的教授们在治学上却极其讲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汪曾祺提到闻先生上课，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还有罗庸先生讲杜诗，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

四、折射出西南联大教授的个性和风骨

陈寅恪先生一辈子追求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西南联大的教授中充分体现。教师们充分地保留了各自的个性，从穿衣服这样的小事上也能看出来。“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金先生是留洋的，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所以喜穿夹克西式服装，而很多教授如闻一多朱自清是传统文化浸染颇深，所以以中式服装为主。

片断中的闻一多大骂时“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作者为什么要这么提？闻一多先生是自由民主战士，他不畏强权，追求自由民主平等，这样写穿着时有意识地突出了一个具体的情境，就是在与关系密切的人家里骂，写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

金岳霖先生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金岳霖先生》从开头“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到结尾“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汪曾祺先生特别有意识地把金岳霖放在联大教授这个群体中来写，个体与群像交相辉映，人物的“神”就更加璀璨夺目。

这段闲笔末处写道“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真是涵义深远，意蕴无穷。“穿着黄夹克”（因为经常穿，所以见衣如见人），“微仰着脑袋”（一是因为有眼疾，二是因为有傲骨）“深一脚浅一脚”（有眼疾，行走不便），可是尽管行走如此艰难，却依然这样执著地走着。联大校长梅贻琦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汪曾祺几次提到“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我生活地最久，接爱影响最深，使我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作家，――不是另一种作家的地方，是西南联大，新校舍。”在国难当头的非常时期，在极其艰难的社会环境中，以金岳霖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一身傲骨，两袖清风，潜心治学，重情重义，给了当时联大学生以学识上更是精神上的无限滋养，更是令后世之有志之士高山仰止，心向往之。

所以说，闲笔不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