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城市成本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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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城里人”，似乎是所有农民工抛乡弃土、迈入城市后的最大愿望。2012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历时半年时间，在北京、四川、山西、湖北和浙江进行调研。调查显示，在“您准备在这座城市继续住多长时间”一题中，61.95%的农民工选择“能待多久是多久”，31.09%的农民工选择“如果可能就在这儿安家住下去”。然而，辞旧和纳新终究都需要一些花销。农民工进城后，发现需要用钱来解决的问题不断增多：就业、住房、医疗、养老、福利、随迁子女教育费用等，成为“新市民”的关键——户籍制度，更不仅仅是花钱就能解决的问题。同时，城市面对着能为当地经济带来实际增长的大量农民工，也不得不在创收和成本之间进行艰难的博弈。

变身城里人背后的花销

在市民化过程中，政府和企业都需要一定的投入，但作为农民工个人要在城市定居，也许要承担更高的生存和发展费用支出。

一项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组成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的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平均年度结余9684元，其中寄回家的钱为5654元，占比58.4%；中年农民工平均年度结余15378元，其中11063元寄回家，占比72.0%。一方面，融入城市需要更多的花销，另一方面是拮据的钱袋现状，让这些农民工在城市的每一天都举步维艰。

没有住房，是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最大的障碍。改善生活和子女上学是农民工愿意在城镇买房的两大原因。一份来自昆明市总工会为期两个月的抽样调查报告显示：住房困难、子女教育成本高、婚恋压力成为阻碍新生代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的“三重门”。

但是难题重点却在于农民工的户籍问题。多年的户籍改革之后，许多地方户籍制度的作用在弱化。但进城农民工们发现，他们在就业、社会保险、医疗、子女教育、社会福利、住房等方面，几乎都被排除在城市居民之外。在个别特大城市，户籍的高墙深壑依然壁垒森严。

一位北漂族曾算了这样一笔账：在教育方面，如果没有北京户口，就要为子女预留庞大的教育经费，幼儿园的各种赞助费在两万左右，小学、中学阶段，每年的赞助费、借读费等也要四五千元；在住房方面，没有北京户口就不能同当地人一样享受经济适用房红利，只能花高价买商品房，而二者之间每平方米的价格差为4000-6000元；消费方面，外地人买车首付40%，本市户口只需首付20%……此外，北京的医保、社保，外地人都只有靠边站的份儿，每年结余仅剩下几千块钱的农民工更是只能在城市的角落里望洋兴叹。

城市化的成本

“城市化的问题，从人的角度来看，就是农民工进城。”国务院参事汤敏指出，“解决农民工的半城市化，或者说中国的半城市化问题，才是新型城市化的真正要义。”

但事实并不是在“城市化”、“农民工进城”和“解决农民工的半市民化”三者之间划等号那么简单。《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视角的研究》作者张国胜博士认为，目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缓慢，表面上是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保障碍制度、城乡土地制度等二元体制改革的落后，但根本的原因是改革这些制度需要付出相应的社会成本。

201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的课题报告根据目前各地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情况，政府负担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短期一次性成本（平均为2.4万元）

随迁子女教育支出与新建学校。国家对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包括教师工资、学杂费、教科书费用、公用经费、教学设施、校舍改造等各项费用支出。在大中城市，特别是农民工较多的城市，由于教育资源有限，适龄儿童的增加需要相应新建学校，但新建校舍后，每年都可接纳相同数量的儿童入学，因此每个儿童分担的费用会逐渐降低。

保障性住房支出。满足农民工的居住需求是实现市民化的重要条件，由于农民工收入水平较低，有必要

为其中的低收入者提供一定的保障性住房。在住房上，他们可以和当地市民一起，共同享受当地的住房政策。假设对10%的农民工提供廉租房，按每人30平方米，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成本每平方米3000元（按照各地实际情况）来计算保障性住房支出，这也是一笔可观的数字。

远期成本（平均为3.5万元）

养老保险。如果农民工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则当前政府并不需要增加成本，但在目前的养老金制度下，政府可能需要进行长期的补贴，原因在于员工寿命大于预期寿命、养老金水平提高、统筹账户基金可能不足以支付基础养老金等。

如果农民工的平均收入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在计算养老金时，对于较低收入的人群有一定的照顾，这将使农民工的养老金水平大于其本人缴纳的统筹部分，从而产生养老金亏空。

医疗保险。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险的农民工或本地职工，一般由单位和个人按照工资的8%比例提取保险基金，政府没有补助，因此不需要成本。但各地方为提高保障水平，在基本养老保险外可能还会提供一些新的保障项目。

民政补助和公共管理成本（平均每人约560元）

低保费用。为了妥善解决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困难问题，我国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发放。

其他保障支出。各地广泛实施的一系列专项优抚与服务政策，主要包括计生服务、公共卫生、赡养孤寡老人、供水补贴、法律援助、殡葬基本服务费减免、重病补助等。具体补助水平各地差别很大。

城市管理费用。当农民工数量增加时，各地方已经增加了相应的成本，例如增加专门的管理服务人员等，地方基础设施也开始考虑农民工的需求。但城市管理费用比较难测算，理论来说，当某个地方的政府和相关机构建立以后，在一定服务人口范围内，新增一个市民所需增加的管理费用会显著低于平均的人均管理成本，即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

按照该报告所计算成本，推动城市化，一个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为8万元左右。另外，其他机构和学者也进行过类似的成本计算，但成本总数均不超过10万元。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并非高不可攀，而与农民工一生创造的价值相比，城市的这些付出还是“赚了”。只要妥善安排，其成本不会成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

关键是政府的决心

尽管实现城市化并非遥不可及，但仍然有个别城市夸大农民工市民化的财政压力，以最高标准来测算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成本，很多时候以此为借口来排斥农民工进城。面对夸大排斥的现象，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称：农民工进城需要高成本是一个伪命题，关键是要降低门槛。

2010年广东省中山市大胆创新，率先在全国推行积分入户制度，外来务工人员凭借“积分”可实现享受城镇公共服务、子女入读本地公办学校，并鼓励在申请入户地长期稳定就业，妥善解决了异地务工人员和农民工的户籍及子女享受义务教育问题。作为这项改革政策的制定者之一，中山市副市长谭培安表示：“积分制的‘诞生’，首先体现了党委政府对外来工共建共享的一种态度，同时又是对有限资源公开、公正、公平的分配方法。”这种积分方法的推行，优势之一就是降低门槛，降低成本，让外来务工人员、农民工能够把握更多的机会，成为城市中的新市民。

不过，城市要走新兴城市化道路，达到让人民幸福的终极目标，政府首先要找好自己的定位，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并让政策得以延续。国务院参事汤敏称：“钱不是问题，关键要看政府是否有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