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照进“自由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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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还有多少西政学子知道“自由工厂”这个地方，他曾经在西政渝北校区外面存在过一段短暂的时光：在新校区落成后的第三年，伴随着中国的新金属音乐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他，诞生了。现在，当我的耳朵里再次响起痛仰乐队那句著名的呐喊：“因为我的自由是发了芽的！”当年的美好时光迅速地浮现在我脑海里。

2002级的西政人是新校区的第一届。我们入校的时候那里一片荒凉，校内设施简陋，校外也没什么可玩之处。可能越是寂寞的地方，文娱活动就越受欢迎，因为寂寞，男同学们需要找点机会认识女同学，女同学们也等着男同学来认识她们，这其中，玩乐队的同学们优势明显。我记得我毕业前，最多的时候学校里有6到7个乐队。而我们那时候的乐队，是在我和徐驰认识以后诞生的。徐驰会打鼓，我其时刚开始学吉他，钢琴倒是弹过很多年，徐驰听很多的摇滚乐，我刚开始喜欢上这种带劲的音乐，兴头十足，于是一拍即合，弄个摇滚乐队。接着，找主唱，找贝斯，乐队弄起来了。需要排练的地方，几经周折，最后终于选定在了后来的“自由工厂”。

“自由工厂”当时在学校外面最偏僻的一条后街上，是一个三层楼的清水门面，房租一个月只要300块。搬到这里其实是因为当地居委会接到太多投诉我们扰民的电话，没办法，亲自出马给我们找的地方。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只弄个排练室太可惜了，反正大家都喜欢喝点，不如弄成个酒吧，自己排练自己玩儿。乐队几个成员于是一起出钱一起动手，又找来一些朋友帮忙：用砖头和各种填充物建起舞台；在舞台背后的墙上画上巨大的格瓦拉头像；在空白的墙壁上涂上斑驳的色彩；从倒闭的酒吧拉来二手桌椅和吧台；请人给一楼到二楼之间装上楼梯，用麻绳做楼梯的护栏；在二楼的边缘装上足球门网，以防有人跌落下来……与此同时，我们还紧锣密鼓地在旁边的一个琴行排练，因为我们要在“自由工厂”诞生的那一天，做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演出。

演出的那天，出乎意料的来了很多人，甚至还有一些从其他地方来的喜欢摇滚乐的朋友，直接把我们都弄紧张了。在此之前我们只在学校的某个晚会上演出过一次还差点被拉了电闸。演出的具体情况记不住了，因为紧张，完全不敢看台下什么情况，只记得演出的时候主唱胡子烧了个什么东西，徐驰的镲倒了几次，再后来很多朋友一起喝酒，再再后来我们几个醉了躺在“自由工厂”的门口，有我，有徐驰，有蝴蝶——“自由工厂”所有漂亮的图画都出自她手，好像还有郭子。在这之后不久，我们获得了一个参加重庆地下乐队合演的机会。

那时候我和徐驰几乎形影不离，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几乎都不上课，谁先起床就去叫对方，然后，一起去“自由工厂”。我们在“自由工厂”里自由地制造着各种声音，喝下大量的啤酒；而不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共通的概念：走起来，走起来才会找到自由，走起来就总会有酒喝。我们都急切地渴望看见听见更大更广阔的天地，急切地想将更多更真更有意思的东西装进大脑。同时我们也开始参加更多的演出，认识更多的朋友，也经常邀请朋友过来玩儿，“自由工厂”于是又成了我们的客厅。朋友们过来一起喝酒弹琴唱歌排练，音乐不断酒不断，摇滚就是一切，我们都相信，摇滚乐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种精神，一种能通往真正的自由的精神。

“自由工厂”最后是怎么倒闭的，具体原因已经想不起来了，反正我记得我们欠啤酒经销商一大笔钱，后来还被拉走了电视机。

多年后，我们都踏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如今的徐驰肩负着一个大型的企业，而我依然在摇滚乐和人生的酒局里长醉不醒。“自由工厂”就像一个乌托邦，虽然消失不见了，却永远是我们心里最珍贵的记忆。

两年前我回过一次今非昔比的西政新校区，还专门去看了一下我们曾经的“自由工厂”，只有卷帘门上拳头的涂鸦和“free factory”字样尚在。虽然它们早已模糊不清了，但是我始终坚信，真正摇滚过的身体里永远都住着一颗摇滚的心脏，他们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