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监管下的高管变更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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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董事会监管下高管变更带来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高管变更当年存在调减盈余行为；董事会监管程度与高管变更的概率有相关关系；董事会监管能抑制高管变更时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我国上市公司应注重董事会制度建设，强化董事会监管作用，以规范盈余管理行为，促进我国上市公司健康、有效的发展。

关键词： 董事会监管；高管变更；盈余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3-0079-05

一、引言

上市公司盈余信息披露一直备受股东、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如何提高盈余信息质量一直以来是理论及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银广厦”等虚假信息案的曝光引发了人们的思考，高管变更是否导致盈余管理行为；如何构建强有力的治理机制来约束高管变更时的不良行为，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我们通过探讨上市公司高管变更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拟进一步探究董事会监管下的高管变更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以期发现不足并提出对策，进而提高盈余信息的可靠性，提高公司内部治理能力。

二、文献回顾

较早研究董事会监管与盈余管理的学者Hermalin和Weisbach（1991）证实独立董事比例与会计绩效的衡量指标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必然联系[1]。Jensen（1993）发现董事会规模越小，越不易受高管人员的影响，能够更好实现监管功能[2]。Beaslye（1996）发现独立董事比例高对盈余管理行为起到有效控制，而董事会规模越大，盈余管理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3]。余怒涛等（2009）发现董事会规模与盈余反应系数显著正相关[4]。路萌（2010）发现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是否兼任、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盈余管理行为不存在显著相关性，仅董事会会议次数与盈余管理程度呈负相关关系[5]。

关于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成果丰富。DeAngelo（1988）研究发现公司高管为能够继续担任此职位，存在正向盈余管理行为[6]。Pourciau（1993）研究发现离职者没有进行盈余调整，而继任者则会调减当年盈余以归罪于离职者，同时未来会调增盈余，以证明自身经营才能[7]。朱红军（2002）研究发现持股人变更与高管人员变动存在相关关系，管理者的更换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导致了盈余管理行为[8]。朱星文等（2009）研究表明更换当年有较严重的负向盈余管理行为，而当控股股东是政府部门所属的国有企业，其负向盈余管理行为会得到抑制[9]。

国内外学者对董事会监管与高管变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Klein（1998）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越高，高管下台的概率越大[10]。Benjamin和Weisbaek （1998）认为前任CEO退休前会尽可能增加内部董事比例，而若企业的经营业绩下滑，企业经理层则倾向于增加外部董事比例[11]。龚玉池（2001）提出高管变更的概率并没有因为设立外部董事而增加，大股东对外部继任者有着关键作用[12]。李增泉（2002）发现董事会规模、董事会成员持股比例、非经理董事的比例三者与上市公司绩效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13]。张俊生和曾亚敏（2005）提出董事会会议次数和董事会组成结构能够对业绩较差的企业的总经理更换起到解释作用[14]。

综上所述，由于选择的样本和研究变量不同，学者们对董事会监管、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两两之间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迥异。总体上表明，董事会监管对于高管变更和盈余管理行为有着一定程度的限制。当前，我国针对董事会监管体制，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甚少，相关文献几乎没有。因而，通过实证研究检验我国上市公司在董事会监管下高管变更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现有研究认为，正常变更是指高管变更与其治理能力和管理决策能力无关，非正常变更是指高管变更受到其治理能力和管理决策能力的影响。本文将健康原因、退休、任期届满、结束的变更划分为正常变更，其他原因认为是非正常变更。在现代委托关系下，高管人员通过努力工作创造良好业绩，进而获得丰厚的报酬。其次，新任高管为追求自身利益，巩固自身地位，在高管变更当年，采取负向盈余管理行为，把业绩差的责任归于前任。同时，会在未来扭转以证明自身管理才能。由此，提出假设1。

假设1：高管人员发生正常变更（总经理变更）的当年，倾向于负向的盈余管理行为。

董事会会议次数反映董事会成员的活跃程度。一部分学者认为董事会会议，是对董事长已制定决策的补充说明，监管效应不强；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董事会成员能够经常交流，对日常经营问题进行探讨，能够提高监督力度。我们认为董事会会议次数越多，就意味着董事会成员的交流增加，董事们更积极地参与公司管理，因而会抑制盈余管理行为，及时有效地更换高管人员。由此，提出假设2-1与假设2-2。

假设2-1：董事会会议次数越多，高管变更发生当年的盈余管理行为越能得到抑制。

假设2-2：董事会会议次数与高管变更的概率成正相关关系。

独立董事是没有在公司任职的股东，能不受影响的进行监管；其次，独立董事成员一般都是经济、法律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能够充分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对公司发展和投资等提出专业建议。因此，当独立董事较少时，更容易与高管达成一致，导致监管作用下降；当独立董事较多时，监管作用就会相应的提高，能够较好控制盈余管理行为的发生，并随时对管理者的任命做出调整。由此，提出假设3-1和假设3-2。

假设3-1：独立董事比例越大，对高管变更发生当年的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越显著。

假设3-2：独立董事比例与高管变更的概率成正相关关系。

现有研究中关于董事会规模对高管变更及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迥异，一部分学者认为董事会规模与内部监管效用呈正相关，起到有效的监管作用；一部分学者认为董事会规模越大，越不利于达成一致，有助于高管进行利润操纵，不利于及时更换高管。我们认为董事会规模越大，专业知识领域交叉多，经验更为丰富，在盈余管理问题上难以与高管达成一致。同时，因董事会代表着多方股东利益，难以在高管变更问题上达成一致。由此，提出假设4-1和假设4-2。

假设4-1：董事会规模越大，高管变更发生的当年发生盈余管理的行为越能得到抑制。

假设4-2：董事会规模与高管变更的概率呈负相关关系。

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兼任是影响高管权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若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促使高管人员权力膨胀，削弱董事会的监管效率，导致盈余管理行为发生，不能合理有效的更换高管人员；若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离，对财务报告过程提供有效的监督，并及时进行高管人员调整。由此，提出假设5-1和假设5-2。

假设5-1：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离与高管变更当年的盈余管理行为负相关。

假设5-2：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兼任与高管变更的概率为负相关关系。

四、实证检验

（一）样本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选取2008～2011年沪深两市所有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按照以下标准进行筛选：（1）剔除金融行业；（2）删除A、B交叉股和H股交叉股；（3）剔除ST、PT以及*ST公司；（4）剔除因控股权发生变更而产生高管变更的公司；（5）删除模型中所需变量数据不全的公司，同时剔除极大值和极小值。最后得到观测值4428个，公司数1107个。各项指标均来自CSMAR，其中高管人员变更数据需经过筛选整理。

（二）盈余管理的测量方法

由表6可知，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行为呈负相关关系，再次证明高管变更时存在负向盈余管理行为，同时发现董事会规模和高管变更的交叉项与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表明董事会人数越小，就越能抑制高管变更时的盈余管理行为，悖离假设4-1。两职兼任和高管变更的交叉项与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表明两职分离能够抑制高管变更造成盈余管理行为，支持假设5-1。独立董事比例和高管变更的交叉项与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表明独立董事比例越大，高管变更时盈余管理行为越得到抑制，支持假设3-1。而董事会会议次数的监督作用并没有得到验证。

五、结论和建议

以2008～2011年我国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选择特征指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同时考虑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等控制因素。研究发现：（1）高管变更当年存在显著的负向盈余管理行为，表明继任者为了在未来显示出优良业绩，选择调减盈余的方式，降低当期盈利；（2）董事会规模小、独立董事比例高以及两职分离时，对高管变更时带来的盈余管理行为起到抑制作用，而董事会会议次数并没有起到抑制作用，表明董事会人数越少，越能积极、有效的执行监督作用，同时独立董事比例越大、两职分离就意味着董事会在高效运转，能够增加企业披露的盈余信息质量。但高管更换期间，董事会会议相当于“救火队”的功能，并不能做出有效的决策，很难发挥其监督职能；（3）董事会会议次数越多和两职分离时，高管更换的概率就越大，这表明积极的董事会行为，有利于企业管理人员的及时更换。而董事会规模越大，高管变更的概率越小，说明董事会规模越大，董事会在高管变更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导致监管效率下降。独立董事比例对高管变更并无显著影响，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并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管作用，没有有效发挥其作用。

以上结论对盈余管理、高管变更及公司内部治理研究领域以往的研究做了补充性的工作，符合企业管理实务的实战需求。首先，高管变更当年，为了抑制继任者调减盈余的行为，有必要对上市公司加强监管；其次，研究发现董事会监管仍需加强，董事会会议仅仅是一种形式，应加强董事会会议效率；同时独立董事比例虽能抑制盈余管理行为，但对高管变更没有影响，意味着独立董事们仍没有合理地利用监管权力，有必要加强独立董事的选拔制度和激励制度；最后，建议实施董事长和总经理分离制。

注释：

①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省略了年度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以及稳健性分析的结果。

参考文献：

[1]Hermalin and Weisbach.The effects of board composition and direct incentives on firm performance [J].Financial Management， 1991，20（4）：101-102.

[2]Jensen M.The modem industrial revolution，exit，and the failure of internal control systems [J].Journal of Finance，1993，48（3）：831-880.

[3]Mark S.Beasley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board of director composition and financial statement fraud[J].The Accounting Review，1996，71（4）：443-465.

[4]余怒涛，沈中华，刘孟晖.董事会特征和盈余质量来自沪深股市的证据[J].华东经济管理，2009，23（7）：7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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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eAngelo L.Accounting numbers as market valuation substitutes：a study of management buyouts of public stock holders[J].The Accounting Review，1986，61（3）：40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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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lein.A. Firm performance and board committee structure[J].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98，41（1）：275-304.

[11]Benjamin E Hermalin and Michael S.Weisbaek. Endogenously chosen boards of directors and their monitoring of the CEO[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8，88（1）：96-118.

[12]龚玉池.公司绩效与高层更换[J].经济研究，2001，（10）：75-8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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