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牡丹亭》中杜丽娘形象体现的情理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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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牡丹亭》是以理想的“情”与现实的“理”的矛盾冲突为主线，通过女主人公杜丽娘，一个生活在封建大家庭的富家千金，自幼耳濡目染，受到了来自家庭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努力做一个封建社会的大家闺秀，怎奈却敌不过青春的骚动、及对美好爱情和自由生活的追求，不惧礼教，不畏世俗，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和想要的生活，因“情”而死，为“情”重生，通过自己对爱情的主动追求和大胆地与封建礼教相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关键词：牡丹亭；杜丽娘；爱情；礼教；意蕴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179-02

汤显祖通过《牡丹亭》这个“情之所必有”的故事，驳斥以“理之所必无”扼杀人们对生活的正常要求。用“情”与“理”的冲突来贯穿全剧，抒发他对现实的愤懑和理想的憧憬。而其反封建的主题最明显的是体现在对主人公杜丽娘形象的塑造上。

一、传统礼仪的受化者

杜丽娘，是一个驯从、乖巧的富家千金，自幼受到多方面的训练，才情过人，女红十分精巧，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本是官宦人家的大小姐，却不幸生存在由她父亲杜宝所管辖的罔顾人性，一味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世界。

她当时所处的礼教社会把“三纲五常”定为“天理”，把人的生存欲求、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的欲求，视为“十恶不赦”的人欲。教人们牺牲自己的现实幸福，以封建纲常为准则，来维护封建道德纲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圣人孔子的言论，成为封建时代人们必须遵守的封建信条，异性之间不得擅自往来和自由恋爱，只有听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男女之情才合乎于礼法，即合乎天理。

杜丽娘父母想让她成为贤妻良母的大家闺秀，觉得只学针织活还不够，必须教女儿诗书，知书识礼，谈吐相称，嫁人后才能知书达礼，相夫教子，做到符合封建道德标准。于是，请来了秀才陈最良，这个陈先生是个陈腐迂阔之人，只知道《关雎》是宣扬“后妃之德”、“宜室宜家”、“有风有化”的等等和封建礼教制度相称的伦理道德常识。不懂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你师靠天也六十来岁，从不晓得伤个春，从不曾游个园”[1]214。杜丽娘处在这样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之下，耳濡目染俨然受到了严格的家庭教化和迂腐的封建教化，但杜丽娘作为一个青春花季的妙龄少女，内心世界里自然有着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美与爱的追求，这种令人窒息的环境，越发引起她生活的苦闷与对现实强烈的不满。这使其外表持重，内心却常常蒙着淡淡的哀伤，这为她后来那更悲伤的人生播下了深深的哀愁。

二、爱情的主动出击者

王思仁曾说：“杜丽娘之妖也，柳梦梅之痴也，老夫人之软也，杜安抚之古执也，陈最良之雾也，春香之牢贼也，无不从筋节窍髓，以探其七情生动之微也。”[2]103王思仁把杜丽娘的形象概括为“妖”是因为杜丽娘做出了那个时代很多“女人”，不敢为之的事情，她勇敢地追求个性解放，坚持不懈地执着自己的爱情，生生死死、死死生生。

她不但渴慕爱情，而且主动追求，在迷蒙的梦境中，仿佛是柳生在追求丽娘，其实不然，因为梦是丽娘做的，而不是柳生做的，只不过是一种变相追求罢了。迷梦之后，她违抗母亲的“慈戒”，支开春香，一个人又来到梦中与书生幽会的梅树下寻梦，这种种的表现，都体现其主动追求爱情的那份执着和勇气，只是一直到死，她梦寐以求的执柳书生也没有出现，只是一个凋残的幻梦。

寻梦不成，杜丽娘倍感深闺寂寞，寝食不安，花容月貌也日渐憔悴，杜丽娘知道自己不久将要离开人世，但她没有放弃对爱情、对柳生的追求，于是她亲手画了自己的肖像，置于匣中，帧书绝句一首：“近睹分明似俨然，远睹自在若飞仙。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3]153这些都证明了她对爱情的执着性和主动性。死后她仍然没有放弃对柳生的追求，魂缠柳生，与之幽会私晤，向柳生尽吐她心中的缠绵之情，尽剖自己坚贞之心，主动提出与柳生结为夫妻，那样热情、执着、与生死以求。正如作者在《牡丹亭记・题词》中说，“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后而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入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4]194

无论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还是“有女怀春，吉士诱之”，都是男子处于主动出击地位，而女子则处于承受地位，它反映了男女之间即便是两性相悦也不平等。而身为贵族小姐的杜丽娘却是爱情的主动出击者，而不是被动接受，表明她有理想、有情感，有获取幸福的胆量与能力，从而她获得了人最高贵、最伟大的尊严。

三、“理”的叛逆者

封建的“理”是无所不在的，它已渗透了人们的骨髓，侵占了人们的头脑，一切都得按照封建制度、封建礼数的教义走，为了追求，守护自己的爱情，杜丽娘俨然成了封建礼教的反叛者。如果她安于做一个循规蹈矩的贤淑女子，封建社会贤妻良母的大家闺秀，她只能压抑感情，放弃对美好自由生活的理想追求，咏诵着封建礼数闲等晨昏。可是杜丽娘没有妥协于现实，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她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爱情胜利的凯歌。

当她在诵读“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窈淑女”的时候，聪慧的她却意识到了《关睢》中的爱情，难抑的萌萌而动，唤起了她对爱情自由的美好向往，发出了“关了的睢鸠，尚然有洲诸之兴，可能人而不如鸟乎”[5]235的感叹。撕下了封建卫道者披在诗书上的伪纱，涤除了浸灌在翰墨中的毒液，这本身就是对程朱理学的老大不恭。《诗经》“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杜丽娘却做这种有邪的理解，岂不有违理学？”与此同时，她又违背了父亲与老师的心愿，他们意在收“放心”，“放心”未收，却引发了她心中埋藏已久的潜流，这无意之中萌发出来的感情，促使她产生有意为之的主动。游园本身就是背逆礼教有违家规的行为，杜丽娘未尝不知晓，然而内心压抑不住的对美妙青春、对明媚春光的热爱之情，使她不愿囿于礼教，步出秀闺踏入后花园之时她早已成了“理”的反叛者。之后，又做了那样一个不可告人的梦，更是对礼教的大逆不道，但杜丽娘并不因此而放弃对自由生活、美好爱情理想的追求。可是封建礼教、社会的传统观念对她奔泻而出的爱情激流造成了无形障碍，可丽娘并不情愿束手就擒，俯首贴耳，但是尚处于父母规范之内的丽娘无力冲破这道障碍，好像除了死之外，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这股爱情的激流了。丽娘身虽死，但激情并没有消退，在阴曹地府，她心中没有礼教的堤坝、理智的羁绊，只有沸腾的爱恋、勇敢的反叛，她顾不了少女的羞赧，丢弃了贵族小姐的矜持，也不惧承当鬼名，违反法规，“为钟情一点，幽契重生”。

丽娘身上沸腾的“真情”每冲破一重阻碍，就意味着她对礼教的背叛，走得愈远，愈不可收止，最后以情的胜利，宣判了理的失败。杜丽娘爱情的胜利，昭示着一个永恒的真理：人的情感欲望存在具有合理性，至洁至纯的美好真情才是至高无上的“理”，它能战胜一切邪恶。

四、情与理的调和者

“情”与“理”的对立有时是尖锐不可调和的，有时则是可以调和的，当“情不悖理”“理不伤情”时，非但不背弃“理”反而要借助“理”来保护“情”的合理存在性。

杜丽娘游园，思春，入梦，在梦中与柳生私订终身，因情而死，却不弃情，执着追求梦中情人，魂绕柳生，倾吐心声，与柳梦梅结为人鬼夫妻。从她因情而死，不怕种种阻隔，撕破“理”的罗网，冲破阴阳的界限，为情复生，不懈追求爱情的行为中，可以看出她为情破理的那份勇敢，从她身上分明地看到了情与理交集的锋芒。但当她回生后，梦梅提出与她完婚时，她却话锋一转板起面孔，说要“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为自己“比前不同”了：“前夕鬼也，今夕人也，鬼可虚情，人须实礼。”[6]305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她的转变，却也合情于理，鬼在行动上和心灵上不受现实道德管辖，可以自由地按自我的意愿行事。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社会意识和伦理道德就会马上把人的心灵囚禁起来，要实现理想的爱情，获得身心的解放，必然要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发生冲突。杜丽娘自幼受到封建正统思想的教育和熏陶，不可能一下子完全甩掉的封建意识的包袱，她仍然希望自己的婚姻能够得到家庭和社会的认可，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她暂时压抑了自己心灵世界中“欲”和“情”，自觉接受现实社会中的“理”规范。所以，她拒绝了柳生的求婚，坚持“人须实礼”并催促柳生上京赶考，求取功名，希望通过这些手段，实现的目标，从而获得自我实现。通过杜丽娘对理的妥协，是把她的“情”社会化、伦理化，在此基础上，经过她顽强而坚决的斗争，她的婚姻才获得了理的认可，“情”与“理”的矛盾得到了统一。

从杜丽娘身上，并不是要说她反对门当户对，鄙薄功名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而主要在于肯定“人欲”的合理性，歌颂“人欲”能战胜一切，以此来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杜丽娘情的胜利，是通过梦幻的形式来实现的，这是社会环境和作者思想特质使然。在这个阶段，“情”与“理”表面上看来是达到了调和，但这种妥协是以情的胜利作为前提的，而理是战败者，只是靠了这样一种陈腐的形式，才勉强维持住了脸面。从这个结局我们也可看出作者的“情”，归根到底，也只是具有相对的意义，而并非是压倒一切的、绝对的。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杜丽娘因情而死，死后她与阎罗王力争声讨，做了个自由的女鬼，勇敢去寻觅自己的梦中情人，大胆地示爱，勇敢的婚走，一种理想化的至情在实际生活中变异，又在幻想中归复。从杜丽娘身上，我们看到了理想中人内心最真实的渴望，和不顾封建礼教束缚，追求爱情的那份坚定和执着。一种理想化的至情从为爱不顾一切杜丽娘身上得到了完美的演义。

参考文献：

[1]汤显祖.牡丹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汤显祖.牡丹亭（王思任批评本）[M].凤凰出版社，2011.

[3]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中）[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

[4]汤显祖.牡丹亭记题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6]徐顺生.中西浪漫主义，戏剧中的情与理――《牡丹亭》与《欧拿尼》比较[J].学术研究，19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