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的背后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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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这个新名词越来越流行了，不仅在大众传媒上的出现率越来越高，而且常见于一些严肃的学术文献中。不少学者认为，全球“冷战”结束以后，影响国际关系的格局以及决定各国的国际地位，更多的是靠“软实力”。经常看报章杂志，可以见到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比较强大了，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当务之急是要提高“软实力”。政府也很相信这种观点，越来越多的“孔子学院”在海外成立就是一个例证。

推崇“软实力”理论的学者往往以美国为例，列举美国的好莱坞大片、NBA、乡村音乐甚至美式英语如何了得，影响了全世界，起到了美国经济或物质产品无法起到的国际影响，巩固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增强了美国的国际“话语权”。还有的学者以“韩流”的兴起为话题，感叹泱泱大国，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却没有用于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于是，国内舆论界存在一种急切的希望：向世界输出更多的“姚明”等文化符号，以增强中国的“软实力”。

“软实力”一词的英文表述是softpower，其基础是power，显示的是一种力量(force，strength)，甚至是一种权威。我们知道，在国际关系中，在国与国的相处交往中，力量常常是在竞争中获得的，凭借一种力量可以让别国折服，甚至敬畏，这种力量就上升到了一种权威，开始成为真正的难以撼动的力量。换句话讲，在国际关系中的实力一词，带有权威、统领甚至某种霸气的意思。所以，在英语中，超级大国被称为super-power。

当我们注意到一些国家“软实力”强盛时，更应了解这些国家的“软实力”为什么强大起来，在“软实力”的背后有些什么。

从历史上看，但凡有过显著“软实力”的国家，都曾有过辉煌的“硬实力”，在世界的发展史上留下过鼎盛印记。古埃及和古希腊都曾经有过“软实力”的黄金时期。古埃及的金字塔，古希腊的神殿建筑和这个国家所特有的浓郁的思辨民风，都给当时和后来的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至今我们还能从一些当代经典建筑中看到金字塔和神殿的历史光芒，哲学家的思辨逻辑也时不时出现在今天知识分子的意识流之中。可是，当古埃及的金字塔变得残破不全，古希腊的神殿倒塌之后，这种“软实力”就主要体现在大英博物馆内的展品和陈列上了。若这就是“软实力”的话，埃及和希腊今天仍然拥有这种“软实力”，但如果这两个国家要想靠此来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话，倒真是一个“国际玩笑”了。

“软实力”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影响力，包括这种力量所承载的思想、意识、潮流、价值观等。我们在重视思想观念、大众文化影响一个国家的国际舞台表现的同时，还是要看到，“软实力”不是空中楼阁，一定有依附之物，这个依附物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硬实力。说到底，“软实力”还是上层建筑，其根基还是在于经济。

我们从“韩流”的形成与变化也能看到所谓“软实力”的渊源。“韩流”的兴起绝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其背后有丰富的经济社会内容。我们对韩国并不陌生，即便是在中韩建交之前，我们也从朴正熙统治之下的“南朝鲜”以及后来的“汉城奥运会”中看到一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轨迹。那个时代，除了汉城奥运会上的一首主题歌外，韩国的文化在中国影响并不大，远远不如日本文化的影响。短短十几年，“韩流”能成势，固然离不开韩国文化官员向国际社会的刻意推广，但依我之见，成功背后，三分文化，七分经济。即便是在亚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特征，有印度的，有泰国的，有越南的，为什么单单韩国文化流行于天下?还是这些文化，为什么20年前未成气候，现在却席卷亚洲?韩国在一个较短时间内爆发出来的经济强势、经济繁荣引起亚洲其他地方居民对其民众生活的羡慕，由羡慕物质生活转而喜爱其文化，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关键还在于亚洲其他国家原来并不落后于韩国，现在却有了巨大的发展落差，因而更容易产生了解韩国的兴趣。最近几年，“韩流”有所退潮，也和韩国经济不够“抢眼”有关。韩国新总统很务实，不谈虚的，竞选时以民众最想听到的口号打动人心，提出了“747”的国家目标，即要达到7％的经济增长，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万美元，10年成为世界第7经济强国。该目标是否能实现另当别论，但这一招果然有效，韩国民众还是更加看重硬实力。

当一个国家的财富力量还不足以让别的国家折服的时候，当一个民族的生活尚未富足到让别的民族羡慕的时候，过分强调“软实力”常常事倍功半。我们绝不要以为NBA中有了一个姚明，美国民众就对中国有了好感。美国的NBA文化是全球性的，来自中国、俄罗斯或阿根廷的球员，对于美国观众而言，就像是在佛罗里达州看球时看到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球星一样。圣诞节在中国越来越普及，在中国过圣诞节的年轻人，真的是身心投入，激情高涨，因为过节的人感到这是一个来自先进发达社会的文化符号。我曾经在加拿大的多伦多过了一次春节。那里的春节主要是唐人街热闹，虽然也吸引了不少当地人，但看得出来，当地人前来是凑热闹。大人带着小孩看中国的耍狮子，是出于一种好奇。看完回家，对中国的印象也基本如此，不会有多少人因为看了中国的舞狮子以后就开始愿意接受中国文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应当提及，对中国文化有好感的外国知识分子、政治家和外国民众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出于一种个人偏爱和专业喜好，而后者才是真正群体性的；在外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中，喜爱中国文化和喜爱中国又不是一回事。澳大利亚新总理陆克文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被国内媒体说成是有中国情结的政治家，这些媒体不免有些自作多情。陆氏上台，首先是向美国示好，急切表达紧密关系，而不是先和中国打招呼。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纪念年，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如果说我们今天有点基础可以讨论“软实力”的话，那这个基础还是靠发展市场经济换来的较为殷实的经济实力。

（摘自《经济学家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