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子》时治观对企业管理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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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管子》观察天地的运行，总结出“天行有常”、“天以时为权”等结论，提出“因时而动”、“务时以寄政”等命题，将因时规律运用于社会治理之中，形成了时治管理观。这一管理理念具有强烈的务实精神和实践价值，值得推广。将《管子》时治观从古代治国层面引申到现代治企层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对完善中国企业管理的积极探索。
关键词：时 动静有时 企业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4-0033-02
《管子》是稷下学者治学、议政和学术交流的产物，是一部辅佐封建君主强国称霸的治国理论集，① 包含大量经世致用的管理思想。它在总结天时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务时”管理原则，即时治观，是其管理思想中极富特色的内容之一。
一、《管子》所言之“时”
对于什么是时，《管子》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但是探究其文本可以发现：《管子》对时的议论是围绕着天展开的，它所谓的时就是天时，是自然之天的特有属性和表现方式。
1.时表现出天的特征。首先，天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天不一时”（《宙合》），时是它的外在表现。《乘马》篇中“昔之日已往而不来矣”也描述了时作为“天之道”的运动特性。其次，虽然天不断地变化，但又有恒常不变的运动法则，即“天不变其常”，并表现为“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形势解》）。就是说，天在空间上覆盖万物，在样貌上有日月、星辰等天象，而时间上则有寒暑、日夜等运动变化。可见，时是天的恒常性与变易性的统一。最后，时对于万物具有生养作用，“四时生长万物而收藏之”，决定了世间万物的生死消长。
2.时具有多种形态。《宙合》篇曰：“岁有春夏秋冬，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辰序”。这清楚说明时是天的运行变化的外在表现，有春、夏、秋、冬四种时令形态，有朝暮、晨昏之分的时辰形态，也有岁、月、日、夜之分的时光形态。在《侈靡》篇中则记载有“问曰：古之时与今之时同乎？”的提法，又指出了时有着古、今之别的时代形态。
3.时具有德性。时总是呈现出恒定的四季变化，周而复始，故《管子》相信时具有诚信等德性。如《四时》篇中“四时曰正”，指出时的德性为“正”，即不偏不倚。又有《任法》篇中“如四时之信”，将时的德性归结于“信”，即真诚而不虚伪。
二、以时治国
四时生养万物，人无法摆脱自然对人类活动的制约作用。因此人“动静必因于时”，一切行为都要随着时间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管子》将时间规律与国家政事相结合，倡导务时而治的治国方略。
1.务时以寄政。农业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主要产业，有着明显的季节性，故时政是华夏农耕文明中一个重要的管理范畴，《管子》时治观也正是通过这一概念首先得以体现的。《四时》篇说：“圣人务时而寄政焉……信能行之，五谷蕃息，六畜殖，而兵甲强。”君主必须以“务时”为施政纲领，遵循时间规律，合理地安排政事，才能保证农业的顺利生产，实现富国强兵的为政目标。
“彼民非谷不食”（《八观》），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是对粮食的需求。故“地者，政之本也”（《乘马》），保障农业生产，储备足够的粮食就成为了为政者首要的的任务。而“地之生财有时”，农作物只有在土地和天时共同作用之下才能够得以生长。故《轻重乙》篇曰：“四时生万物，圣人因而理之。”古代封建君主施政，归根结底就是“地政”，就是要按照四季不同特点采取必要的措施，加强对农业的行政管理，为农民办实事，利民兴农，促进农业发展。
2.时动以富国。虽然人依赖自然环境才得以生存，但人在自然面前并非被动无能的。《山权数》篇指出，“天以时为权，地以财为权，人以力为权”，人有着摆脱自然束缚的能动力量，并主要表现为人的劳动生产力。《小问》篇道：“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国家的财富需要依靠人民的劳动去创造，关键则在于按照时间规律进行农业生产。为此，《管子》提出了“四时教令”的政治管理举措，将天地、阴阳所遵循的规律与政治时事相联系，要求君主根据“春嬴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的自然规律，在四季分别实施不同政令，引导人民合理生产。倘若人顺天而为，不失天道，就能收到“四时事备而民功百倍”的成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大量积累国家财富。
在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下，商业活动与农业活动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大多是农产品的生产与交换，农业生产的安排和农产品的丰歉直接影响着商业活动。这就决定了从事商业活动的经营者也必须重视观察四时之变、顺时而为，而时治观也就被运用到了工商业的管理之中。《小匡》篇有言：“观凶饥，审国变，察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意即经商者要观察不同地区农产品的生产情况，掌握农产品的供需情况，恰当定价，保证商品销售。再加上，“时之处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时是一个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理论范畴，就每一个时点而言，它是转瞬即逝的。对于从商者而言，必须“精时”，珍惜时间，抓紧生产。否则，就可能会出现产品储备不足的尴尬局面。
3.据时以法治。法律是人的行为准绳，“凡国无法则众不知所为”（《版法解》）。没有了法律，人民就不明白如何作为。《管子》认为实行依法治国，使法制如同天常地则一般在社会中成为一种常规，才能维护社会稳定。
时在法治中作用，一方面，体现在“因时立法”，即法律应当与时变，符合变化的社会现实。《正世》篇曰：“故其立齐也，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强调了立法时不能一味教条地照搬以往已有的法律，也不能死守现有的法律，而是应该立足于现时来制定法律。另一方面，它要求法治应当“如四时之忒，如星辰之不变，如宵如昼，如阴如阳，如日月之明。”（《正世》）就是说，法律应当保持相对稳定性，而执法应当公正严明，这是法治应有之义。如果法律朝令夕改，而执法不公，只会令法制混乱无常，失去实际效用。
三、时治观对企业管理的启示
《管子》时治观将天地、自然视为人的价值本位，以“法天”、“顺时”作为人的处事原则，发挥人的能动力量。实质上是在正确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实现了主客观的统一。不仅体现了实事求是、务实创新的管理精神，还树立了人的时间观念，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值得企业管理者借鉴。
1.深化管理创新意识。《管子》认为，圣人的共性在于他们实事求是，并且深谙于“随时而变，因俗而动”的管理之道，正所谓：“故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正世》）而管理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活动之一，是伴随着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根据现时形势的变化作出改革创新，才能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在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企业管理再也不能盲目套用现成的管理制度，应当因时立法，尊重事实，制定符合现实需要和企业自身发展道路的管理制度及理论；应当重视对人才、科技等资源的合理利用以提高管理效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管理也不能再像计划体制下那样采取简单、机械的管理模式，应当建立多样化、人性化的管理模式，创建具有企业自身特色的管理方式，带动企业的活力和员工的能动性。
2.提高企业生产效能。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身处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企业相互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想要在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企业必须保证产品能够顺应消费者不断变化的偏好。时治观要求企业秉持务时理念，洞察市场变化，研发、利用先进生产技术，生产全新产品来满足市场需求。再者，任何企业想要率先占领市场，在市场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必须建立其产品的优势。时治观提醒企业管理者要注意企业生产的时效性，善于把握时机；促进企业管理者致力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的价格优势和企业竞争力。这些对于经营带有季节性商品的企业尤为重要，否则只会错失有限的销售时机，导致经营失败。
3.提升管理者道德素养。天地四时生养万物而没有偏私，具有公正无私的至高品德，依靠天地自然而生的人类应当“法天合德”，将天地自然作为自己的行为楷模。故《管子》要求人“参于日月，伍于四时”（《版法解》），效法天地之则，培养“无私覆”、“无私载”的奉献精神，做到“若天然”、“若地然”，正确处理公私关系，“象地无亲”。因而，《管子》时治观还蕴涵着一定的道德内涵。用现代眼光看，它提倡的是管理行为的公正公平性和管理者的无私奉献精神。这有利于规范管理行为，创造公平公正的企业环境，保障竞争机制的顺利运行，激发员工的工作斗志和热情；有利于协调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利益关系，创建和谐的企业氛围，增强企业凝聚力。因此，企业管理者应当努力提高个人道德修养，以德治企，推动企业和员工共同发展。
一言以蔽之，当前中国企业管理者要坚持实事求是和务时创新精神，制定合理的管理制度，切实提高管理效率。更要以公正无私、诚信正直作为衡量企业全面发展的道德尺度，推动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以时为宝，以正为仪”，正是《管子》时治观对有效管理作出的最佳总结。
参考文献：
[1]关锋.管仲哲学思想研究(摘录)[G]//十家论管.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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