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世界历史就是一部金融史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王巍:世界历史就是一部金融史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北京CBD一间高档写字楼办公室里的这个中年男子，是一家投资公司的老板。他衣着讲究，但又朴素平常，毫不引人注意。

然而，走出这间高级写字楼，王巍却越来越不低调——奔走于各地演讲和讲学，他的中国金融博物馆每年有上万人造访，他参与开办的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读书会吸引着北京最多的听众。

他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资本市场的第一批践行者。他是中国证券交易市场最早的策划人和推动者之一，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被业界称为“中国并购之父”。他有自己的投资公司，并且几乎在所有重要的中国金融机构工作过，和当年“五道口”出身的要人们都很熟。

中国在疾行，经济在跃进，金融从业者那颗躁动的心也在不断膨胀。

就在同行们开足马力追逐虚拟世界中的财富时，王巍，这个金融界的资深操盘手，却突然掉转方向，把目光从股票曲线图上移开，投入到金融史的研究和传播工作中。2009年6月9日，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金融博物馆。

很多同行对他的行为感到吃惊。因为在一个发育不充分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王巍掌握的社会资源是令人羡慕的，于是有人不以为然地说，这不过是这个精力充沛、热爱挑战的“金融浪子”的又一个“fun”而已。

举火把的人

2008年夏天，在全球次贷危机的阴影下，金融界的许多人开始从金融史中去寻找祸端。媒体报道，造访纽约华尔街上的美国金融博物馆的访客，是以往年份的数倍。

是年11月，王巍和天津市副市长崔津渡一起去美国纽约会见索罗斯，讨论次贷危机的问题。不巧，索罗斯因急事不得不“放了王巍的鸽子”。作为弥补，索罗斯推荐王巍和崔津渡在原定午饭的时间去参观美国金融博物馆。孰料，就是这次不在日程之内的参观活动，成就了王巍此后人生的重要转向。

美国金融的历史很短，没有什么像样的古董。但是，美国金融博物馆通过讲述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让观众迅速了解了金融历史和次贷危机的来龙去脉。

中国人习惯的博物馆多是集中介绍古董和收藏品。从纽约去华盛顿的路上，王巍和崔津渡一直在热烈地讨论着，他们认为中国也应当有这样一个以教育功能而非收藏功能为中心的新式博物馆。于是两人当场敲定，回去也办一家金融博物馆，崔津渡负责找地儿，王巍负责找人。

回国后，崔津渡很快落实了馆址——天津市解放北路29号，1932年建成的“法国俱乐部”旧址。

解放北路是一条拥有100多年历史的金融街。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成为中国重要的商业中心。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天津之后，天津的商业和金融中心转移到英、法租界。英租界的维多利亚道、法租界的中街（今解放北路），吸引了英商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华俄道胜银行等外资银行。1915年以后，这条街上又出现了盐业银行、金城银行等华资银行，形成了华北地区的金融中心，被人们称为“中国的华尔街”。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等国有银行纷纷在这里落脚。

崔津渡的地方找到了，可王巍的人却没有那么好找。后来王巍分析，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中国文化里“士农工商”排序中“商”一直被认为是地位最低，最不被重视的一个部分。中国历史更强调帝王将相的政治史，商业史很少被整理，金融史料更是缺乏，民国时期几乎没有这方面的研究积累；二是1949年以后一度意识形态统领学术研究， 加上中国金融业始终置于财政管理之下，时而取消时而恢复，没有连续历史周期，更没有真正的金融史专家产生；第三就是近30年来，人们更重视市场开拓和财富积累，金融史专业没有市场前景，多数被取消。金融专业的教授学子个个精通金融方法，但金融历史却无人问津。

“所以，当下的金融史观是一个空白区域，阴谋论和文学戏说就大行其道了。”王巍说。

王巍只能亲自上阵，急用先学，他一边钻研金融史著作，一边四处走访博物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件事让他“特受刺激”。

王巍一行人到一家著名博物馆“取经”。对方负责人端详了他递过去的名片后，“非常热情”，王巍说，“他们以为我是来捐款的。”当得知王巍也想办个博物馆、是来“取经”的时候，这位负责人脸色马上变了，当即甩出一句话：“不要以为你们商人有几个钱就可以搞博物馆，这叫文化。”王巍一直忘不了那人轻蔑的眼神，至今还耿耿于怀，“啥叫文化？难道非得身上揣本新华字典才叫有文化吗？”

这以后王巍更加努力地钻研金融史和博物馆知识。但除了他自己，几乎没有人相信他能在短时间内搞出一个博物馆来。“我特别喜欢台湾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的一句话：尽我所能，爱我所做。”王巍说，他铁了心要把金融博物馆办起来。

钻研进去之后，王巍说他这个历史学的大外行，居然找出了很多历史研究的空白点。他举例说，从1860年《北京条约》开天津为商埠，天津成为商业大本营，到1895年甲午战败、商业中心为上海所取代前，天津实现了30多年的高增长。这30多年中，天津到底发生了什么，实施了怎样的金融政策，居然没人研究过。

带着这些疑问，王巍来到天津市档案馆。开始的时候，档案馆管理人员还不让查，辗转求人、最后动用了高层关系，才允许进入。但当他戴着白手套、翻开那段尘封的历史时，100多年前天津的金融风云把他完全震撼了。“一切都是值得的。”他说。不过此行让他感到非常诧异的是，天津市档案馆的登记本上显示，1982年以来只有七拨儿人翻阅过这些档案。“历史不能有黑洞，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不过王巍说，金融史研究只是他近年的一个兴趣，研究远不深入，但他希望自己能成为这个领域中举火把的那个人。

偶然中的必然

王巍从小就迷恋历史，成人之后兴趣不仅不减，反而更加痴迷，而且多年来他一直有一个雄心——写一部金融史。但有一件事，对他触动很大。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美国留学期间，王巍巧遇几位来自台湾图书馆界的老先生。自以为对中国历史很了解的他和老先生们侃大山，谈得振振有词，用他自己的话说“感觉相当充实”。几位老先生听罢面面相觑，其中一位忍不住说了一句：“兄弟，我觉得你只懂一部土匪史。”王巍顿时觉得像被猛击了一拳，用“振聋发聩”四个字形容自己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