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的人民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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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有个规定，要出使各国的大臣都写日记。日记要将所见所闻、所作所为详细记载，随时咨报。清朝驻英大使郭嵩焘将他的出使日记抄寄一份，给了总理衙门。这份日记，两万来字，总理衙门以《使西纪程》为名刊印出来。书一问世，就引爆了舆论，让人大跌眼镜。
奏谤
有个名叫何金寿的人，时任翰林院编修，出来弹劾郭嵩焘，说他“有贰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何某同事、翰林院侍讲张佩纶更积极，请朝廷撤换使臣，否则有违民心。还有那位李慈铭，在日记里对郭诛心：诚不知是何肺肝，居心何在。
那时，皇帝尚未亲政，一切都由太后做主，慈禧太后似乎忘了她曾经对郭嵩焘的承诺，放任朝野上下的攻击，并下令将《使西纪程》毁版。
后来。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里还提起此事：“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两千年的文明。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起来，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版，才算完事。
当《使西纪程》被诏令禁毁时，李鸿章却自称反复看了四遍，并在给友人的信中，为郭嵩焘抱不平，说“筠仙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朝野却如此作为，恐怕达官贵人从此皆引为鉴戒，噤声若寒蝉，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
偌大的中华，连一本讲真话的书都容不下，李鸿章也心寒了。
郭嵩焘远在国外辩解了几句，便遭严旨申斥，斥他“固执任性”，所见实属褊狭，本应立即撤回，严行惩戒，姑念其驻英以来，办理交涉事件尚能妥帖，所以宽大处理，如若固执己见，则以国法论处。
郭想着太后召见时，言犹热耳：“你只一味替国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这话还算不算数？如今太后变成了一块落井的最大石头。明白了。自己只是被人利用来救一时之危机；危机一过去，自然卸磨换驴，维持大清朝的“国体”。
他怎么有辱国体了？因为在日记里，他赞美了大清朝的敌人，那个发动了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还要大清朝去道歉的英吉利。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他极度吹捧英国“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这哪里还是大清朝的臣子。
辞官
清流汹涌，必须辞职。他上了一道辞职的奏折，销差去也。但他内心为集权制下的权力制衡忧愤不已，慈禧安排刘锡鸿做他的助手，其实是安插耳目，以监督外臣。刘出京时，携带一堆空白奏本，就是为弹劾之用。这时，郭嵩焘才幡然醒悟，原来出京之日的“和衷共济”，实则早已异心，而捏造各种罪名向朝廷打小报告，足见其蓄谋之深远。但郭没有归咎自己的言论。他坚信自己所说的是真理。没有一句不实：他也没有归咎于制度安排，王权就是制造矛盾找麻烦的。不管这些了，他由衷地赞美了英国的民主制，因为只有民主制，才能“一味替国办事”。
威妥玛来访。两人谈起俄罗斯土耳其战事。威妥玛说，我在中国很久，知道中国的情形与土国差不多。郭说，中国有胜于土耳其者，也有不及者。胜之者，在以礼自处，无胜人之心，不喜黩武。若从“仿行西洋兵制，设立议政院”言之，则中国还不及土耳其。说中国政治制度不及英国，已有人骂他是汉奸了，又说中国有不及土耳其者，那该骂他什么好呢？
威妥玛还说，中国若能内修，则无惧强敌；不内修，则东西两洋皆将为敌。又说，中国有地利，有人才，就是没有好政治，所以，不能发挥作用。购买西洋几尊大炮，几支小枪，修造几处炮台，于事无补。何况近年才知有外交，尚蒙昧不知有内政，于百姓民生一切，还是不管不问，如此国家岂能自立？
郭嵩焘说，中国说的人多，做的人少，做的人被说的人折磨，我在这里也没什么用，不如销了差，早点回国去。
接替他的人，朝廷终于安排好了。是故人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曾纪泽来电，提出在法国接印，郭嵩焘不高兴，致书纪泽：“吾以英使兼法，接任大臣不至伦敦，无可交卸之理。持印赴法以求交涉。非所闻也。”曾纪泽想节俭，以为郭嵩焘回国反正要途经巴黎，顺便把印带来交接倒也省事。经郭一说，纪泽就来伦敦了。
纪泽公事公办，公事办完了，再论亲情。两人一起告辞了英国外相，晚上，纪泽请他吃饭，纪泽所有随员都在。后来，有人告诉他，说这一顿饭是纪泽要所有随员凑钱请他，以省公费。他心里明白。此举是要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向他表示尊敬和感激。
恶制度难免有恶习，但人心还是向善的。郭嵩焘早就是中国传统的另类，如今又成了王权主义的异己。而曾纪泽还要在大清朝的制度安排里做事，即便是恶习，也得坚持。郭喜欢英国方式，并不认为英国方式是英国人独有的。总以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他很理想，办外交也求理想，这是他伟大的地方。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从来不缺老练的外交家，如俾斯麦、李鸿章，但令他佩服的还不是这些人，而是英国首相迪斯雷利，那句“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便出自其口。郭使英期间，正是迪氏执政时期，郭对英国的赞美，当然也包含了对迪氏的赞美。
身后
一到上海，就面临选择：是沿海北上，去朝廷报到。还是逆江西行，回老家去？内心深处，郭嵩焘已与朝廷决裂，当然要回老家去。但恭亲王、李鸿章皆有意安排他先期回京，是要朝廷有始有终，给他一个交代。可他此番归来，有了新觉悟，认定了在这种体制内，“洋务之不足于有为”。他无法容忍。凡是跟他作对，以骂他、侮辱他为己任者，无不立时扬名，被朝廷重用。他说：“朝廷挟此术以办理洋务。万无以善其后，奈何枉己以从之哉。惟能引身自远而已。”
他说这一番话，刚好是在光绪五年闰三月，见于《郭嵩焘先生年谱补正》及补遗。中国民间有“闰月不吉”之说，不祥之人闰月归来，还没有到长沙，就有人来信劝阻他。说“轮船不宜至省河”。他当然不理。他毕竟还是钦差，奉旨赏假到了长沙，却没有人来迎接他，他也无可奈何。
朋友来，劝他别谈洋务，被他顶了回去：不可不谈。不谈洋务，何以保国？王闽运曾对人说，郭嵩焘应是当国做事的材料，立即就有所谓坊间妖言，说郭之作相，则天下大乱。
郭嵩焘病逝了，闽运记曰：“竟不入相，妖言无凭也。”妖言无凭，但有影响。李鸿章奏请朝廷赐谥，即被否决，说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其时，光绪帝亲政已有两年了。连热衷西学的皇不敢捅这个“妖言”的马蜂窝，以至于义和团运动兴起时，还有京官请戮郭尸，以谢天下。郭无惧于妖言，不怕成为“人民公敌”，有李鸿章知己，一生已足矣。
选自《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