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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作为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于1854年从耶鲁毕业,是洋务运动和西学东渐的先驱,是他说服曾国藩引进现代工业、推动创办中国现代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建立现代银行、开启海外留学。1865年,他代表清政府到北美耶鲁大学所在地的公司,采购了中国第一批“机器的机器”,成为江南制造局的基础,亦即中国现代工业的基础。中国今天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显然有容闳的巨大功劳!但是,就在十九世纪中叶,当容闳学成回国时,他的耶鲁教育到底有多大价值,却并不那么清楚。
跟容闳同一年从耶鲁毕业的只有97名学生,能够成为其中一员,当属珍贵。1854年暑假毕业后,他先在美国走访几个月,看望一些朋友、道谢和告别,之后于11月13日从纽约港口上船启程回中国。由于那时还没有横跨美国东西部的铁路,他只能从纽约坐船,经过欧洲、非洲到印度洋,最后到达香港,一共在海上航行154天!当他回到老家广东香山(现珠海)见到作别10年的老母亲时,不仅场景非凡,而且其中的具体对话也很有意思。
容闳是这样自述的:“我们见面时都流着眼泪,高兴、感激和感恩,复杂的感情融合在一起。起初,我们都激动得根本说不出话来。……当我们完全平静下来,母亲开始从头到脚地轻轻抚摸着我;……向她解释说,……读的大学是耶鲁——是美国一流大学之一,所学课程需要四年完成,……我毕业了,获得了文学士学位——与中国的秀才头衔相仿,凡获得这一学位的人可被理解为一流人才;而这一头衔被题写在一个用上等纸即羊皮纸做成的大学毕业证书上;我又进一步说明,毕业于耶鲁大学,即使对于美国本土人也是极为荣幸极感光彩的事,更何况是中国人。”(石霓译注《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第51页)。
可是,对于容闳的描述,母亲觉得太抽象,也无法评估儿子到底取得了什么,不知道耶鲁的学位到底会带来什么未来前景。容闳接着回忆说:“母亲带着孩子般的天真问这学位能换多少钱?”“我说,它不能马上就换成钱,但它却能使一个人在挣钱方面比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要挣得更快更容易,并且它能赋予这个人在众多男人们中间更多影响和势力。……我告诉母亲说,我所受到的大学教育本身的价值远超过金钱,我相信自己是能挣得很多钱的。……知识就是力量,而力量则比钱财更重要。”
那么,到底如何回答容闳的母亲,确切地评估教育、学位的价值呢?
容闳给了一个很好但过于定性的回答,他一生给中国社会的贡献以及其个人和子女的经济收入,都证明了他当时给母亲讲的是正确的。
一个量化的回答,或说更符合现代经济学的答案应该是:学位的价值等于容闳自己以及其子孙后代因为耶鲁学位而带来的未来额外收入流的总折现值,其中,“额外”是相对于没有这种学位的普通人的收入而言。当然,之所以要包括其子孙后代,是因为有了容闳进入耶鲁,其子女、孙辈等等各代都更可能与众不同,都受益,就像一个农村孩子今天考进北大清华后,自己能留在北京获得北京的工作和户口,不仅自己收入和地位高了,而且其子孙后辈都能享受北京户口带来的超额上学机会、超额医疗和福利机会,等等。
正因为教育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这个故事从根本上展示了人力资本的含义,容闳的学位和学问即是其人力资本的具体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学位是把教育的无形无色无味变得有形化,变得可见。但,即使理论上能对容闳的学位做定价、具体算出“能换多少钱”,这还可能是专业人士能做的事,对母亲们来说,这些照样是无形无色无味。况且即使是专业人士,需要考虑到的未来收益时间越远、越长久,不确定性就越大,价值评估就越没有底;所从事的事业风险越高,评估也更加艰难,定价就越容易离谱、错位。
(节选自《南方周末》文章《科研经费:由谁出?如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