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后,依然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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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以为“台湾新电影”是以1982年台湾中影公司出品的《光阴的故事》为起点。这部群集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四位导演的集锦作品，小兵立大功地吸引了评论与观众的注目。之后，中影打铁趁热的《儿子的大玩偶》（1983）也打群体战，分别由侯孝贤、曾壮祥、万仁执导三段根据黄春明小说改编的本土故事，却引来黑函检举、党部夜审的风波，不料这个被称作“削苹果事件”的举动（因为引发争议的主要是片中第三段《苹果的滋味》），不仅引发艺文界与媒体对于创作自由的支持捍卫，也让本片推波助澜的威力更盛。同年，陈坤厚与侯孝贤合作的《小毕的故事》拿下金马奖最佳影片、导演（陈坤厚）、改编剧本（侯孝贤、朱天文、丁亚民、许淑真），王童的《看海的日子》囊括最佳女主角（陆小芬）、女配角（英英），再加上杨德昌耳目一新的《海滩的一天》，“台湾新电影”正式成为一股浪潮。

虽然台湾在上世纪60年代有过“健康写实”电影，初步为台湾电影的写实路径与社会关怀打下基础，但毕竟这是一个由上而下且带有政治宣传的运动。7０年代除了所谓爱国电影以外，流行的也都是文艺片、武侠片、功夫片、灵异片等逃避倾向的类型电影。更有甚者，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一种强调剥削女性身体与复仇意识的“假”社会写实片，异军突起。“名门正派”的中影公司自然不能碰这种题材，传统经营的项目又背离观众期待时，联合新锐导演出击的形式，遂有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味道。当然，我们不能忽略当时“里应外合”的情况：海外留学回来的新锐（杨德昌、柯一正、曾壮祥、万仁）与传统产业下的反省者（侯孝贤、陈坤厚、张毅、王童）面对香港电影与新浪潮观念的冲击、台湾电影圈的穷途末路却不知改革，已经郁积了一股等待爆发的能量。而当时中影的总经理明骥，开明地延揽小野、吴念真等作家编剧进入中影，并接受他们起用新导演的建议，才让中影这部“老机器”意外成了沃养“新电影”的摇篮。

上世纪8０年代是台湾非常生猛的年代。校园发禁、舞禁都在这个时候解除，政治更由走向解严，并且开放、报禁，加上经济情况大幅改善，都会文化与知识分子精英文化迅速兴起，对于身份认同与历史记忆的挖掘与整理，也变成创作上的共同特征。因此，台湾新电影不仅以自觉的形式与新颖的电影语言，一改过去的陈腔滥调；更以个人经验与台湾历史的回顾反省，成为大众对这批电影最深刻的印象。

然而刚开始的意气风发，并不能保证永远的甜蜜和谐。继“削苹果事件”后，台湾新电影陆陆续续遭遇过不同挫折。票房失利（杨德昌导演、侯孝贤主演的《青梅竹马》三天下片）、停拍风波（张毅的《我这样过了一生》被以超支超时、态度不佳等理由暂停）、以及来自评论的分裂与攻击（侯孝贤的《童年往事》引发“拥侯派”与”反侯派”的论争，《恋恋风尘》更在金马奖提名阶段就全军覆没），都不断考验新电影的韧性。很多人喜欢把新电影的句点画在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勇夺威尼斯影展金狮奖，未尝不是浪漫化了整个运动的波折。

作为一个1969年底出生的观众，从小就爱看电影的我，7０年代的台湾影坛不是游乐场就是训导处（端看你选的是文艺、武侠、灵异，还是爱国片），老实说，也玩得不亦乐乎。青少年时期恭逢其盛的台湾新电影，却是真正打开我的心、我的脑和我的眼。那些论战对我影响不大，因为没有评论可以取代或否定我主观而真切的感受：我从来没看过像《玉卿嫂》那么美（电检与评审却嫌她的姿势有辱传统妇女美德），像《童年往事》那么理解成长（一些嫌他无聊的影评还为片商与戏院修短本片叫好），遑论那些教我重新认识台湾的许多影片。想想，什么时候能碰上一大批电影改变了你看人生和世界的角度，戏院成了你叩问知识与情感的殿堂？何其有幸，生对时代！

“一杯看剑气，二杯生分别，三杯上马去”侯孝贤常挂在嘴边的这几句（语出胡兰成），好像为三十年的兴衰离合，做了既感怀也释怀的脚注。然而一个电影运动所塑造的影响，却可以不灭。三十年后回看，即使经过时光的淘炼，我认为还是有不少作品是掷地有声的。

继“削苹果事件”后，台湾新电影陆陆续续遭遇过不同挫折。票房失利、停拍风波以及来自评论的分裂与攻击，都不断考验

新电影的韧性。很多人喜欢把新电影的句点画在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勇夺威尼斯影展金狮奖，未尝不是浪漫化了整个运动的波折。

台湾新电影进程表

起1982

白鸽计画

“白鸽计画”是小野在“中影”时笔记的名称。在那个年代，他和吴念真以及“中影”总经理明骥一起试图推动电影制片方向的改革，终于在1982年，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和张毅创作的集锦式电影《光阴的故事》问世，一时石破天惊，关注现实，关注生活，带领回忆，这一切都是以前的电影所欠缺的，此被普遍认为是新电影运动的起源。

承1983

新旧之争

1983年，三位新生代导演执导的《儿子的大玩偶》，引起舆论界一阵批评声浪，普遍被视为“新电影”与“旧电影”，以及“新生代导演”与“中国影评人协会”的一场意识形态之争，这是新电影运动兴起的标志。

兴1983—1986

百花齐放

随着陈坤厚、侯孝贤、万仁和王童等新生代电影导演陆续创作出写实电影，新电影运动在这阶段迎来了它的辉煌年代，包括一些老导演都不断地拍摄出此类电影，与之对应的，是新旧两派的矛盾越来越激烈，但在这个潮流中，也有不少新导演滥用写实手法，导致作品质量良莠不齐。

转1986—1987

电影宣言

是年11月6日，恰逢杨德昌40岁生日，就在这次生日聚会中，满怀怨气的新导演们构思了一篇著名的电影宣言，最终由詹宏志起草，五十多位新导演签名的“民国七十六年台湾电影宣言”发表，正式表达对当时的电影政策、大众传媒和影评体系的强烈质疑，这是新电影运动的顶峰，但同时，如杨德昌所说，是“结束的开始”。

末1988—

分崩离析

因为理念不合，新导演们分崩离析，各奔东西，但秉承着曾经的志愿，很多人此后拍出了传世的经典，如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杨德昌的《轱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等等，在政策宽松之后，台湾电影迈进了多元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