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幸福着大学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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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北大中文系100岁生日！

32年前的1978年，也就是我们系68岁的时候，我是刚入学的一个新生。当时我们班有五十多个人。转眼三十多年过去，有四个同学已经去世了，有十几个同学已经退休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去年8月份我们班最漂亮的一个女同学从美国回来了，我们的班主任是程郁缀老师，程老师想把在北京所有的同学聚在一起吃饭，非常遗憾当时我在河南的村里，没有参加，但过后我想不参加也好，对女同学的记忆我愿意保持在32年前。

我们78级入学的时候，系里还有许多老先生，像王力先生、王瑶先生、游国恩先生、吴组缃先生，孙玉石老师、严家炎老师、袁行霈老师、谢冕老师等。

我听过吴组缃先生的讲座，他镶着一颗牙抽中华烟，他比较自己跟老舍先生的区别，他说老舍先生1949年之后是一直受宠的，我一辈子没有受过宠，另外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人格，老舍先生是要脸的，我是不要脸的。所以当一个人突然不受宠的时候，他跳了太平湖，当他跳太平湖的时候我每天在北大打扫厕所，我是北大打扫厕所最干净的人——这就是吴先生。

孙玉石老师是世界上最懂鲁迅的人之一，他曾经比较过鲁迅先生和赵树理先生的区别，他说赵树理先生是从一个村来看这个世界，所以写出了小二黑、李有财。但是鲁迅先生是从这个世界来看这个村，所以写出了阿Q和祥林嫂。

严家炎先生讲课的时候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是林冲的例子，我觉得他是世界上最懂林冲的人之一，他说你们知道有逼上梁山，你们可知道还有“逼下梁山”，他就是林冲。上了梁山之后，王伦又想给他逼下去。林冲一辈子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找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当老婆，这是他逼上梁山最根本的原因。第二个错误是因为他的杀人手艺比王伦好，他是80万禁军教头，所以王伦要把他逼下梁山。

谢冕老师一给我们上课就哆嗦。哆嗦并不是因为我们，也不是因为这个课，是因为诗；谢冕先生有一半时间并不生活在我们这个现实世界里，他生活在诗的世界里。他说：“一粒叶子，掉到了南中国的海里。”浑身哆嗦，他使我知道了叶子、南中国海和诗的关系。

袁行霈先生的板书非常好，他讲白居易，“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同学们，哭几回才能把青衫给哭湿，不是衣袖湿，不是手绢湿，是青衫湿。这时候袁先生眼中充满了泪光。

这些教授我的老师不愧是北大中文系的老师。

我当时住在32楼406，我宿舍的老大已经去世了，没有看到今天我们系百年的纪念，愿他在天的灵魂安息。老二是山东人，没到我们中文系之前是个木匠，当时他睡上铺，我们一个宿舍住六个人，三张床，他不愿意睡上铺，就自己动手打了一张床，搁在宿舍里唯一空闲的地方，我们五个人对老二都有意见，但是我们确是鲁迅先生笔下描写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向老二提一声意见，没有。我们校百年的时候我又碰到了我的二哥，我问了他一句，我说二哥，你四年之中下铺睡得怎么样，他理直气壮说，很好。我们宿舍的老三现在哈佛大学当教授，他给我上了我进北大的第一课，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午10点钟在听孙玉石老师、严家炎老师、谢冕老师、袁行霈老师课的时候，北大女同学的嘴里还得嚼着什么，按照我在村里的经验，这是在我们村牛棚里才能出现的情况。

我有悖于老师的教诲，但是我想说的是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但是一个作家上不上北大中文系对他的路能否走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个系从老师到同学每天思考的不是相同的问题，而是不同的问题。

(刘文文选自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