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不做娱乐业的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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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星光国际签下亚洲顶级制作人李伟菘、李菘、易家扬时，引发了华语乐坛的震动；当张亚东工作室落户星光国际时，引来了娱乐圈更多羡慕的目光；2008年11月，当小柯工作室挂牌时，星光国际终于将亚洲顶级的音乐制作人一网打尽，完成“大一统”，并组成了星光天王团，这一行动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前所未有，也象征着星光国际将成为华语流行音乐中的头牌制作航母。
星光国际董事长王阐述自己的经营理念时，提出了“不做娱乐业的懦夫”的口号。王说星光国际不会和其它公司相比，只会做好自己的事情，可总结为“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在“与人不争”的经营之道背后，王似乎考虑了很多。有人认为星光国际将瓜分原本就已经很小的娱乐市场，会导致娱乐行业内的恶性竞争。但王运用自己多年的商道经验分析，中国娱乐市场的蛋糕太小，根本就没有做大，更谈不上什么“瓜分”。“星光国际不是反其道而行，我们身边的每个人几乎都喜欢唱歌，可为什么中国娱乐业的整体营业额还如此之少？人人都娱乐的结果只能让这个产业更有朝气，蛋糕越来越大，市场摆在你面前时还怕没得吃吗？中国现在的娱乐公司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无疑，王一席“反其道而行”的话与公司投拍的电影《花木兰》又将掀起一轮新的关注，在“低调做人”中，反倒显出王和星光国际的十足自信。
音乐市场得兼顾到艺术性和商业性
记者：当初是怎么想到要组建星光天王团这样一个音乐创作人乐团的？
王吉吉：其实星光天王团一开始是别人叫出来的。去年亚东、小柯、伟菘、思菘和家扬他们给我做了一张叫《王》的专辑，每人写一首歌，效果特别好，于是媒体开始叫我们星光天王团。可能是他们几个创作人太厉害了，近几年他们的创作又都处在一个巅峰状态，所以我们聚在一起就成了焦点，后来我们在去年年底就正式开了会确立了星光天王团。我们还是以创作为主，很多人拿我们跟纵贯线相比，其实这两个团体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记者：星光天王团会有规划地发唱片吗？
王吉吉：我们会不定期地对社会热点做一些创作，比如今年下半年，我们会为环保制作新的治沙主题的公益歌曲，再合作一把。我们并不是刻意要为了发唱片而发唱片，可能就是每年一起创作一两首歌，歌曲能得到大家的喜欢就好。
记者：目前有很多海外和港台地区的金牌音乐人都选择来中国内地发展，有些甚至把家搬到了北京，像李宗盛、周治平等，星光天王团也有两位新加坡音乐人和一位台湾地区音乐人。他们的到来应该给内地音乐市场更好的促进，创作更多的金曲，但为什么目前音乐市场上还是网络音乐和彩铃歌手在大行其道？
王吉吉：现在音乐市场有个问题，就是好音乐很难流行开。因为现在大家的消费习惯在变化，很多人不通过传统CD来买歌，而通过网络，那网络下载的音乐品质肯定有问题。好音乐该怎么传播到大众的耳朵里去，这也是我们该研究的一个课题。目前音乐对人的冲击太大，像我们那个年代，80年代、90年代，音乐很少，但首首都是金曲，现在你每天上网去看看，都不知道该听哪首好了。
记者：这是客观原因，但同样是那些音乐制作人，他们曾经创作了无数金曲，现在为什么产量下降？
王吉吉：目前大家做任何公司都想快点盈利，如果现在音乐市场再按以前的做法来做一张专辑，很可能会亏本，所以很多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必然就拉低了音乐品质。星光国际在音乐制作方面的费用就比较大，但像有些网络歌手，制作一首歌可能只需要一两千块钱，而且他跟你放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你说你怎么办。我们也在想一个更好的办法，让大家去关注好音乐。其实音乐市场得兼顾到艺术性和商业性，就是说公司不能完全为了赚钱而不顾音乐质量，也不能为了艺术而不考虑市场。我觉得任何行业总有高潮和低潮，当一个行业里的所有人都对行业大环境很悲观时，这个行业可能就该到底了，然后就必然会有反弹。可能低潮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去赚钱，但一定会有突破的，只是看你能否坚持下来。星光国际在音乐低迷期能坚持住，如果形势一旦转好，我们就会第一个冲出来。
中国的娱乐行业市场太小了
记者：星光国际对音乐和电影的投入比例是？
王吉吉：其实我们没有刻意地划分比例，音乐就是按部就班地在做，电影也会一年出一到两部大制作。
记者：电影《花木兰》参加了戛纳影展，你对这部戏的票房有什么期待？
王吉吉：目前看来还是很乐观的，因为我们在欧洲卖片的时候效果超出了想象得好。内地上映期目前是定在12月，今年新年档片子竞争力可能都差不多，就是看谁故事讲得更好、演员演得更好，或者是营销策划做得更好。花木兰之前有迪斯尼版本，但并没有真正体现中国民族文化的精髓，我们拍摄的《花木兰》是中国人自己的花木兰。我们有责任在国际舞台上弘扬中国民族文化，还原一个真正的花木兰。对内地市场票房我们力保1.5亿，力争突破2亿。
记者：目前除了《花木兰》，星光国际还有什么新的计划？
王吉吉：我们目前也开始了新电影的筹备计划，在广电总局报立项，明年还会有一到两部古装大戏。我们目前也在找一些年轻导演合作，中国现在任何行业都不缺钱，缺的是人才，其他行业可能会好一些，但娱乐行业真是特别困惑，就是缺少有创意和有行业经验的人才。但很多公司都不敢用新导演，不敢把赌压在他们身上，宁愿花大价钱请大牌导演。星光国际就需要有创意、思维敏锐的年轻人才，我们《花木兰》的编剧张挺就非常年轻。
记者：你的曝光率很高，有很多评论拿你跟华谊的王中军、王中磊比较，星光国际最初在营销策略上是不是有对他们成功经验的借鉴？
王吉吉：那肯定是，华谊做了那么多年了，而且人家又做得那么成功，他们俩跟我也是特别好的朋友，有很多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每次我遇到王中磊的时候也都会请教些公司运作的事，一块探讨些问题，因为做任何一个行业，都有一个标杆。
记者：你对目前中国娱乐产业环境怎么看？
王吉吉：中国娱乐行业市场太小了，可圈里有很多人自以为很牛，我就老说你有什么牛的资本？去年全国电影产值43亿，还没有一家小型房地产公司一年卖的楼盘价值高。我觉得所有娱乐公司都应该团结在一起，把这个产业做大是我们最该做的事。中国娱乐行业规模太小，门槛太低，有点像早期房地产行业，所以这个行业还需要一次大洗牌，优胜劣汰，让这个行业更好更强。我们做娱乐业的人也都应该有更大的理想，可能很多人会说我疯了，可我就想咱们是不是也能冲击一下美国的格莱美音乐奖？奥斯卡奖我们也冲了那么多年，是不是真的能得一个奖？这应该是我们最该关注的目标。
我是比较随性地唱歌
记者：去年你为神州7号演唱的《飞》在音域上跨度非常大，对自己是个挑战吗？
王吉吉：那首歌确实是有一定难度，对歌手要求很高，我唱完《飞》之后都不想再唱了。哈哈！后来我还录过几首歌，但是都没对外发，只是送给朋友听。
记者：听张亚东说你大学时期还自己玩过乐队，是什么风格的？是从小就喜欢唱歌吗？
王吉吉：其实我小时候家里管教很严，后来离开家上大学才发现原来自己还有唱歌的才能。我大学时和同学一起组过乐队，我负责主唱。那时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台湾民谣特别火，我们主要是唱民谣。当然我唱得最多的还是齐秦的歌，张雨生、王杰的歌也唱过，我也会自弹自唱。
记者：唱歌对你来说是玩票还是有规划的事业的一部分？
王吉吉：其实我唱歌主要是出于兴趣，另外我自己是做娱乐行业的，大家都说音乐难做，所以我必须得明白制作音乐的流程，明白做音乐到底难在哪儿，我自己录歌发片，就了解了症结所在。但如果我光有兴趣没这方面的才能也不行，所以还是两者兼顾的，我还是比较随性的唱歌。
记者：以后会在自己公司投拍的电影中出演角色吗？
王吉吉：肯定会去演的，但前提肯定是这个角色正好适合我，如果没有适合的角色我也不会刻意去演，我想我应该还是会挑一些本色角色来演。
我做事的动力就是让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快乐的
记者：觉得自己的成功取决于什么？
王吉吉：我觉得能持之以恒地做一件事就是人最好的品德。你能不受行业和舆论的影响坚持去做一件事，就是一个成功人士最起码的素质。
记者：有很多成功人士其实内心并不快乐，你觉得自己快乐吗？
王吉吉：我做事的动力就是让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快乐的，我觉得生活得有意义有意思，要不然人活着干嘛。我更看重一件事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很多事是水到渠成，你认真做了即便不成功也无所谓，但如果你不认真做，即便成功了也是偶然的运气，但运气总不会老砸在一个人的脑袋上吧。我只要踏踏实实做事就行了。
记者：你的快乐来源于哪儿？
王吉吉：我会去做一些让自己快乐的事，旅游、购物、高尔夫、抽雪茄、和朋友喝酒聊天都可以让自己快乐。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如果快乐能用钱买到，那就一定要去消费。比如你觉得买一件自己喜欢的衣服能让你快乐，就一定要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快乐是花钱买不来的，比如爱情、婚姻，所以如果这个快乐简单到能用钱买来，就一定要去消费。
记者：作为一个成功人士，有什么还没有实现的梦想吗？
王吉吉：有很多啊，比如怎么能把星光国际做成国内一流的娱乐公司，甚至怎么能通过我们的努力把中国电影真正带入世界，那是更大的梦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