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角下的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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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之间，矗立着一座8米高的混凝土墙，将两个“世界”分离开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是安全的标志；在巴勒斯坦人看来，则是一种折磨。他们的运动员在去各地比赛时，要绕过这个无尽的围墙，还要接受难以计数的安全检查站的检查。

在位于伯利恒的Dheisheh难民营里，塔里克品味着手中滚烫的鼠尾草茶，房间里电视的声音和聊天的窃窃之声交融在一起。我们谈论巴萨，塔里克是加泰罗尼亚球会的铁杆粉丝，现在他终于能通过电视观看比赛了。在第二次抗暴运动中，一颗以色列的子弹击穿了塔里克的膝盖，终结了他的足球梦。坐在塔里克对面的穆杰拉尔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无法继续踢球，此前约旦河西岸最好的俱乐部和部分海湾地区的球会曾邀请他加盟。和他的朋友塔里克一样，穆杰拉尔莫名地被以色列警察逮捕，在牢狱中度过了青春中最宝贵的三年。

在1948年第一次巴以战争结束后翌日，Dheisheh难民营诞生在伯利恒旧城的脚下。1.3万名难民在联合国的庇护下，住进了这个临时拼凑出来的街区里。密布着铁丝网和涂鸦的街墙表明了以色列人的统治地位，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著名的英国壁画家班斯基，与体育相关的涂鸦和巴萨俱乐部的队徽。无疑这个风靡世界的足球俱乐部在约旦河西岸也很受欢迎。这些静默的场景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巴勒斯坦人被封闭的历史。

耶稣的诞生地伯利恒是一座被围墙扼住咽喉的城市，2002年以色列政府开始修建伯利恒隔离墙，以避免遭到巴勒斯坦人的自杀性炸弹袭击。以色列人将其视为安全之墙，约旦河西岸的人民则把它看做是种族隔离之墙。隔离墙的全长为708公里，目前只修葺了三分之二。

“这是他们圈地的手段。伯利恒内城的面积大约是以色列国土面积的10%。2004年海牙国际法庭判定隔离墙违法，以色列需要将其拆除。”近东地区专家、《拉马拉之梦》的作者本杰明・巴思说道。但国际法庭的判决并不能阻止以色列政府的行动，隔离墙仍在修建当中。

从伯利恒出发，只要几公里就能了解这一地区的现状。沿着西去的公路，可以到达哈德尔。这个小村庄的体育场后面几百米，就有一堵隔离墙。在体育场前，有一个孩子的大照片，他叫纳迪，看上去有十几岁的样子。2003年时，他和伙伴们一起踢球，被以色列士兵夺去了生命。在墙的另一侧是另一个巴勒斯坦村庄，1949年设立的停火线正好经过这里。要想看一场比赛，这里的居民有时必须绕一个小时的路，经过安全检查点检查，才能进入离他们步行2分钟就到的体育场。

这堵隔离墙是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噩梦，特别是对于那些需要经常外出比赛的运动员。伊布达体育文化中心是为了Dheisheh难民营的居民建立的。萨伊菲是中心的经理，他对于现状也感到遗憾。这里的篮球队是约旦河西岸的冠军，但夺冠过程殊为不易。

为了去加沙打比赛，球队需要长途跋涉。球员们无法进入以色列，只能先坐汽车去约旦，从约旦的最南端穿越埃及，再北上来到加沙，大约需要两天的时间。“2007年，我们的大巴被迫在安全检查站停留了3小时，最终我们只能退出比赛。还有一次伯利恒被以色列军队封城，我们根本不可能去客场比赛。有时我的球员还会被逮捕入狱，这一年5个主力有3人进过监狱。”球队的负责人抱怨道。

旅行的时间完全要根据隔离墙的位置来决定，这就是巴勒斯坦运动员要遭受的折磨，没人例外。即使是巴勒斯坦国家足球队，他们也没有权利在耶路撒冷以东参加比赛，尽管那里是属于巴勒斯坦的领土。以色列从1967年开始就将那里占为己有，大部分的巴勒斯坦球员甚至都无权进入这一地区。

巴勒斯坦队即使在约旦河西岸比赛，也会遇到麻烦。去年11月，他们与南非国家二队在希伯伦以1比1战平。赛后双方洗完澡，清点完毕，在夜幕降临时离开了希伯伦。南非队的大巴驶向耶路撒冷，到达目的地拉姆时只用了20分钟。与此同时巴勒斯坦队只能沿着隔离墙行驶，足足用了2小时才抵达拉姆。

拉姆体育场是依靠法国、德国以及国际足联的基金兴建的，巴勒斯坦队根据国际足联的赛程安排会不定时在这里集训。这座球场距离隔离墙只有100米之遥，提醒人们政治与体育之间的关联。法尔是球队的右后卫，他效力于希拉尔队。这是一支耶路撒冷以东的球队，但参加约旦河西岸的联赛。就像这支球队里的大多数球员一样，法尔没有进入耶路撒冷以东的权利，球队的主场只能设在拉马拉。阿里安是巴勒斯坦队的明星前锋，他有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合法资格。球员们去训练场时，需要经过无尽的等待才能通过著名的卡兰迪亚检查站，前提是他们没有被以色列士兵拘禁。返回家里时亦然。阿里安承认：“我经常因此缺席训练。”

霍萨姆是国家队教练组的成员，他也没有进入耶路撒冷的权力，但他妻子却在圣城居住，“只能是她来看我了。”霍萨姆苦笑道。奥贝德是教练组中情况最艰难的一个，他来自加沙地带，如今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人关闭了这一地区。奥贝德两年没见过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了。他们的照片被放在奥贝德在比雷赫体育场狭窄的宿舍里。

对阵南非比赛翌日，教练贾马尔计划进行一些恢复训练，着重加强一下边路传中射门的套路演练。贾马尔是来自约旦的巴勒斯坦人，他只有一个短期居留权，每三个月他都要回到约旦重新申请签证。来自突尼斯的守门员教练达布德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

在2011年3月的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上，巴勒斯坦在主客场淘汰赛中遭遇了泰国。首回合他们在曼谷以0比1负于对手，第二回合比赛在三周后举行。贾马尔和达布德需要去安曼续签签证，结果在当地等了三周，直到比赛前夕才返回球队，显然他们既没有时间指挥训练，也没时间制定战术。巴勒斯坦人就这样被淘汰出局。“这是一份很困难的工作，我从来不知道比赛时能使用哪个球员，出国比赛也不知道谁有签证。通常我会组成三支球队，最后看看哪些人有资格参赛。”贾马尔坐在体育场的餐厅里，面前摆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汤。

即使是在主场也会有问题，“每场比赛都需要得到以色列政府的许可。有时球队为一场比赛要备战几周，但在开始前的最后时刻却被迫取消，或者来自约旦河西岸联赛的当值主裁判被囚禁几小时，比赛只能无疾而终。”贾马尔慨叹道，“那些国际足联为我们提供的装备，以色列方面会扣留3至4个月，我们还需要缴纳和装备等值的罚金。”

巴勒斯坦球员尽管心理上无法接受，但已经适应了墙角下的生活。阿尔比将他的照片贴在混凝土球场的墙壁上，在他之上还有一张柏林墙的照片。阿尔比出生时正赶上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他来自西北部Tulkarem难民营，他的家庭在1948年因巴以冲突迁居至此。阿尔比梦想着欧洲足球，他说没有时间等待革命的到来。但未来很可能出现的结果是阿尔比的未来只能止步于8米高的混凝土墙上。

殖民地里的体育

我们一眼就发现了犹太教徒多伊奇。他曾是加利福尼亚橙县篮球队最出色的球员，被耶鲁大学招入帐下。他在那些犹太学生中很显眼。“他们预测我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我放弃了一切来到了以色列。”但实际上多伊奇并没有来到以色列，他生活在马阿勒阿杜明。国际公认的观点是？这里属于巴勒斯坦的领土，以色列定居点是违法的。这里甚至是以色列最大最著名的殖民地。马阿勒阿杜明有3.5万人，其中大多数人白天在耶路撒冷上班。这些以色列殖民者并不了解检查点的变迁，他们可以畅行无阻。夜晚，他们留下孤独的隔离墙，回到依山而建，被棕榈树环绕的白色别墅里。在定居点里有学校和设施完备的体育场，邻近的巴勒斯坦城市阿布迪斯则破败不堪。

马阿勒阿杜明为他们的五块网球场？两块足球场和十块篮球场感到骄傲，有时多伊奇也会在这里跟当地的孩子们一起打球。这里还有两座漂亮的游泳池，得益于此，市长的女儿成为了以色列的游泳冠军。

体育也是占据马阿勒阿杜明的一个方式，“这里就是以色列，没人对此抗议。”多伊奇说道。可真的没人抗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