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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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大约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初创，创始人是学者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传播政治经济学是相对于传播研究的主流学派――经验学派（也称行政学派）而存在的。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资本；传播；权力

顾名思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传播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斯迈思认为应该关注宏观的大众媒体与社会的关系，即关注大众媒介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宏观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大众传播活动的作用，强调一种以‘历史的’、‘制度的’方法来研究传播现象。”[1]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着眼的是宏观传播显现的研究，涉及到的领域广泛，媒介政治经济理论所涵盖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宏观的研究层次、广泛的理论范畴、散见的理论成果等使得这个学派的学者没有明显的学术传承，甚至很多学者并不认为自己是研究媒介政治经济学的。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批判学派的重要分支，“它传承了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学术精髓，试图将传播现象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来研究，探讨媒介和传播系统如何强化、挑战或影响现有的阶级与其他社会权力关系”[2]。传播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研究社会权力关系与传播生产、流通、消费的相互构建，“从总体上看，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同时吸收了制度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念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从西方社会的现实出发，将传播组织置于广泛的政治经济背景中，通过考察传播组织与政治、经济权力机构的相互作用，来揭示政治经济权力关系，特别是经济权力关系对大众传播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影响，批判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为私人所有权控制的、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商业媒介对公共利益、公民权、社会民主的损害”[1]。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畴，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阐释和批判媒介在现实世界中所产生的影响。这样的阐释和批判大多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关注资本和权力在传播中的作用，从早期观察一个社会内资本和权力在媒介上的运作到关注国际传播中的资本及权力关系，以及全球传播不平等的现象等，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将传播放在人类发展、社会进步、民主自由等层面上加以考察。

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在界定自身研究时，提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三个起点，“即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空间化（spatialization）和机构化（structuration）”[3]，这样的三个起点背后都是资本和权力的运作，这样的运作在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是需要进行阐释和批判的。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被认为具有四大特点：“历史分析；广泛的社会整体理解；道德哲学（价值观， 社会良好秩序）；社会干预（即实践）”[4]，其研究是在广泛的社会历史视域内进行的，媒介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教育、宗教、家庭等一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模式可以总结为以下四部分：“（1）提供背景/语境 （contextualizing）；（2）图绘（mapping）；（3）衡量（measuring/evaluating）；（4）实践（Praxis/Intervening）”[2]。传播政治经济学提倡去媒介中心化，媒介只是一种背景与语境，把传播作为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整体中的一个方面加以考察；对权力运作以及控制机制进行图绘表现，描摹政治经济权力中心与传播权力中心的相互构建关系；对权力与控制的图绘之后，站在一定价值基础上对传播机构和过程进行衡量与评估；最后就是对于研究发现的现实运用。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一、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二、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2]。资本是政治经济分析的重点，在资本主义世界，权力的来源也是资本。

初始的政治经济研究大多集中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之内，关注其中的资本与传播的关系；而后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全球化，研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关注资本与传播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资本对传播的控制经历了一个变动的过程：媒介的私有化――私人资本对传播的控制；国家在传播中的扩张――国家资本及其他权力对传播的控制；世界传播发展的不平衡――世界资本及其权力对传播的控制。

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作为一个流派，在借鉴其他学科知识并在斯迈思等人的奠基开创作用基础上，根据其发展的历史背景、发展状况、研究主题等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创时期――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蓬勃发展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只80年代末；反思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1]。

初创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派在30、40年代的反法西斯主义理论与实践以及50、6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激进社会运动的影响下，传播研究的政治经济取向开始出现。主要的学者有斯迈思、赫伯特・席勒等，主要的成果是对媒介与国家、媒介与公共利益、媒介企业生产过程的研究。进入蓬勃发展期后，作为学派的发源地北美研究成果丰硕，这一时期除了斯迈思之外，席勒、托马斯・古贝克、珍妮特・瓦斯科、文森特・莫斯可等人的研究大量涌现；欧洲的研究也迅速崛起，以英国累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默多克和戈尔丁等为代表的欧洲学者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法国传播学者阿曼德・马特拉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该时期研究已经涉及到媒介产品本质的研究、信息及文化产品的不均衡流动、传播中的阶级关系及斗争等等。现实的深刻变化（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媒介文化市场全球化等等）以及不断遭遇的理论挑战（后结构主义、后福特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等的挑战），传播政治经济学在90年代进入反思时期，在结合世界发展思考一些研究话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理论的发展，结合世界发展深入探讨传播业的发展、研究传播新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考察媒介私有化对媒介内容的影响等研究发展迅速，席勒、莫斯可、默多克、戈尔丁等人都在寻求贴近变化了的现实的研究问题，成果丰富。

参考文献：

[1] 刘晓红.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13，31，32.

[2] 赵月枝，邢国欣.传播政治经济学[M].刘曙明，洪浚浩.传播学[M].511～53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 莫斯可（加）.传媒政治经济学[M].胡正荣，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0.

[4] 郭镇之.传播政治经济学之我见[J].现代传播，2002（1）.

作者简介：徐金忠（1988―），男，浙江湖州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新闻传播学2011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