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久弥深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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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孙立军时，正是北京最美好的十月金秋，也刚好临近他的生日，“下周一我就48岁了”。在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的办公室里，这个一面做动匦、一面做教育的中年男人语气平和却笃定地说道：“我对这个事业充满了无限的热爱，甚至超过爱自己的生命。”人到中年仍醉心于自己的事业，这是一件多么幸福而奢侈的事！令人禁不住想一路追问下去：这份热爱从何而来？如何成就？怎样坚守？
爱始于兴趣：“哪里让我画画我就去哪里”
当代女作家张洁曾经说过：“任何一种兴趣都包含着天性中有倾向性的呼声，也许还包含着一种处在原始状态中的天才的闪光。”孙立军对于画画的兴趣正是这样，兼具情感上的天成和能力上的天赋。
两岁时，还是个小男娃的孙立军就喜欢在纸上涂涂抹抹。他把马路上的电线杆画得有大有小，当时大人们看了，都认为这就是小孩子在“乱画”，“后来才知道那叫‘透视’”。
孙立军喜欢画画，但这份“喜欢”最后会发展成什么，他并不知道。父母对他这个兴趣的培养也不带任何功利色彩：“我学画的时候，不知道有这样的大学，更不知道有这样的工作，反正就是喜欢，又有那么多业余时间，我就去学吧。我父母那时候也没有要培养画家的概念，就觉得只要不是出去捣乱、不学坏就行了。”
那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虽然家里“有一点闲钱”，但对于孙立军来说，学画仍是一件奢侈的事。油画学习费用高，所以“根本不敢想”，于是孙立军去学水粉画。为了省钱，父亲自告奋勇，给儿子自制水粉颜料：“用那种刷墙的白色的立德粉，然后兑一种漆，再兑一种胶……”孙立军就用爸爸自制的水粉颜料去画画，可没想到，他好不容易画完一幅，“画干了以后颜料就掉下来了”！当下，孙立军“还很生气地埋怨父亲：‘你做的这个根本不对！”’
现在回想起来，孙立军却深切地懂得：“在那样的环境下，父母节衣缩食，让我能够学画画，我很感激他们。”
在兴趣培养的过程中，突然有一个时刻，孙立军对于画画的喜欢，从原本的懵懂一下子变得明确。
1980年年底，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当时，孙立军正在河北工艺美术学校读染织专业。他有机会来到北京观展，一眼看到罗中立的巨幅油画《父亲》，“当时汗毛都竖起来了”！孙立军回忆起当时那种巨大的心灵震动：“就突然有一种感动，觉得哪怕把我一个胳膊卸掉，让我能够画这个，这是我的追求！”
量变产生质变。兴趣的不断积累和发展终于孕育出追求和梦想，孙立军从此下定决心：“我要做一个油画家！”
孙立军读染织专业主要是学图案设计，“通俗点说，就是画绣花枕头啊、床单被罩上花纹的纹样”。对于这个专业，孙立军“当时什么都不知道就被分到了这个班级”，“一直也不太喜欢”。自从明确了“要做油画家”，孙立军就在专业上更“不务正业”了，“但是一直坚持画画”。
1983年，19岁的孙立军中专毕业，被分配到当地二轻局的生产科，成为了“国家最小的24级干部”，有了一份让家人安心、外人羡慕的工作。可这份工作却让孙立军自己感到“很痛苦”，因为工作时间不能画画。办法是想出来的：工作时间不能画，孙立军就抓紧午休的一个小时画；没有模特，就对着镜子画自己。“那是我一生中画自己最多的时候，闭上眼睛都是自己的形象。”
在参加工作后的一年里，一边是对于画画的狂热追求，一边是不能画画的痛苦，孙立军虽一时陷于这样的矛盾中，却时刻准备着决绝的挣脱：“哪里让我画画我就去哪里！”
终于，有一天，孙立军在报纸上无意中看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动画专业的招生广告。他当时一门心思“就是想去北京画画”，根本不知道“动画是什么玩意儿”，就报考了。“那年美术系只有动画专业招生，我知道美术系就是画画的系，所以就报了。”考入动画专业，用孙立军自己的话说，叫“鬼使神差”，他当时甚至早有打算：“如果电影学院考不上，我就会到一个小学去应聘美术老师了。”
回想起这段人生经历，孙立军不无感慨地说：“考上电影学院的时候我已经20岁了。我特别感谢北京电影学院给了我一次这样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我越来越爱这个学校，因为我的人生转折就在这里。”
“我后来也给学生讲，如何树立自己的事业观？就我自己来说，我对于梦想、职业、事业的认识，也是有过一些变化。我是画画出身，后来上中专读的染织，一直也不太喜欢；考上电影学院的时候，甚至也不了解动画。我只是梦想当画家，我大量的时间其实是在画画，白天晚上地画，只要有时间就画，一直坚持画画。”孙立军说。
爱贵在坚持：25年动画“苦行僧之旅”
2011年10月22日，第2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正在进行。颁奖嘉宾宣布：“第2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片授予：《兔侠传奇》。”导演孙立军上台领奖，他难掩激动地亲吻“金鸡”奖杯，这个中国电影专业最高荣誉的象征。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孙立军声音哽咽地说道：“最后，我也想把这个奖送给我在电影学院读书时的恩师，《三个和尚》的导演阿达老师。那个时候不懂事，不认真学习，有一次阿达老师说：‘做动画就是苦，但是苦中的乐、苦后的幸福，只有你作出一些成就的时候才能真正地感觉到。’我今天真的感觉到了。我要把这个奖送给阿达老师，谢谢他，谢谢！”
孙立军当年报考电影学院是来学画画的，虽然“也很喜欢动画片”，但按照他的观点，“动画不算艺术，绘画才是艺术”。抱持着这样的想法，孙立军一直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动画学习中，他“不是好学生”，“逃课，甚至跟老师顶撞”……
直到阿达离世。
那一年，孙立军读大三。一天早上，他和同学们如往常一样来到教室，等候阿达老师来上课，却只等到班主任告诉他们说：“阿达老师突发脑溢血，已经送去医院了。”“实际上，是已经去世了，”孙立军叙述的语调低缓下来，“凌晨的时候，倒在他住的地方那个书桌上。”是孙立军和另外4个同学给阿达老师守的灵。站在离阿达灵柩不到一米远的地方，孙立军能清楚地看到老师的遗容，“内心非常非常难过，却没有感觉害怕”。“我当时就在现场这样默默地祈祷：如果您现在能够坐起来，从今天开始，我一定要把动画做好！”那一天，孙立军的祈祷没能让阿达起死回生，却让他自己洗心革面：“有的时候，人生就是这样，一下改变了。”
“阿达的去世，对我触动很大。”孙立军一边回忆，一边总结，“阿达是因为做动画、教动画劳累过度。国家为动画事业花了这么多人、财、物培养我们，就突然感觉动画‘很大’；就像一个家庭突然没有了大家长，那么我们能不能舍去一些自我，担当这个家的责任，培养一个新的爱，就是热爱动画。”
孙立军暗下决心要接过老师手中的动画接力棒。于是，在送走阿达的第二天，“我就把被褥搬到了教室”。孙立军从此在教室住了下来，白天晚上发奋努力钻研动画，“开始了这种‘苦行僧之旅’”。那一年，是1987年，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了25年，孙立军说：“我也有过迷茫，但几十年来一直在坚持，也越来越坚定。”
看起来简单的动画片，制作起来到底有多难呢？
“电影每秒24格，动画的24格画面是一张一张画出来的；即便有了电脑，也是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完成的。”孙立军拿自己的动画电影举例：“《巴特拉尔传说》难度大的镜头，一天做两秒钟。《兔侠传奇》是300人用了3年，不分昼夜完成的。《小兵张嘎》我计划用4年完成，最后用了6年。”在这样的高难度下，孙立军仍带领团队完成了“五部长片，两部短片”。而且从数字动画到3D动画，孙立军“每一部作品，类型、技术、创作理念，包括参与的人都不同”，“我是要不断挑战自己”。
对于热爱自己事业的人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时间。“一个人的艺术生命能有几年呢？如果从我30几岁还是年轻人的时候开始，一部动画电影6年做完，我已经40多岁该列人中年的行列。当我明白，我想爱这个事业、我想追求梦想的时候，我可能快退休了。”每当这时，孙立军总会想到阿达老师，“我觉着我应该活过60岁，应该把我10部动画电影的梦想完成，可是万一呢？阿达老师去世的时候是52岁，阿达也有梦想啊！”
在动画这条路上，有两位老师“改变了”孙立军，除了阿达，还有“一个日本老师持永只仁”。
“第一节课，他教我们削铅笔。”铅的部分多高，木头那部分多高，持永只仁一边认真地讲解，一边把自己削的铅笔拿给大家看。那支铅笔削得那么精美，几乎看不出是手工削出来的。“可能现在全国没有人教一个18岁、甚至20岁的大学生如何削铅笔，当时很多人可能也不一定把削铅笔当作一个课程，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课程。”孙立军说。
第二节课，持永只仁又用废纸叠了一个纸盒，随时把桌上的垃圾清理到纸盒里。“我们画画，橡皮屑、铅笔屑都是最后弄到地上，再一块扫走。”持永只仁却告诉这些动画专业的学生们，他们的一幅画就是大银幕上的一个画面，哪怕只是画上的一个小脏点，放大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在大银幕上就是米粒那么大，会严重影响画面质量。
“他为什么教我们削铅笔？那是在训练你一种职业素养，制定一种行业标准。”孙立军回忆说，当时他一心要做油画家，持永只仁老师的课他“没有好好学，当时也并没有太多地触动我”，“但是我记得深刻：他那种日本文化当中对细节的执著，那种做任何事都认真的态度，在日后，甚至直到今天还在触动我、影响着我。”
“电影学院学院奖是我们班捐的钱，以持永只仁老师的名字命名的。可以说，对日本动画的研究或者感情，没有人超过我们班上这10来个人。”但孙立军却带头呼吁“限播境外动画片”，“首先限制的就是日本动画，第二个就应该限制美国动画”。“个体与集体要分得很清楚。这位老师，我们终身不会忘记他；优秀的日本动画、美国动画，甚至优秀的韩国动画、越南动画，我们都应该学。但是，中国自己的动画呢？”
动画片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因为它“90％以上的观众是少年儿童”。“由于两岁的孩子都会去看，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动画片的娱乐功能，更应该看重它的教育功能、传承文化的功能，所以动画作品更要有民族精神。”孙立军话锋一转，担忧地说，“但我们的孩子现在却被日本动漫、好莱坞式的动画电影笼罩着、影响着。”
孙立军一直坚持做国产动画，而且还力挺国产动画，很多看日本动漫、美国动画长大的人不能理解他。“最多的时候，将近100万人次在网上骂我。”孙立军说这话的时候，神情几乎是悲壮的，“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不是保守者，我是一个保护者、坚守者。国产动画这块阵地，哪怕只有我一个人，我不能放下我的武器，我也永远不会投降，直到我的生命无法支撑的时候。”
责任加重爱：“我要为学生负责”
“一个人光凭梦想是不够的。我为什么要做动画电影？这20多年来坚持国产动画，是什么在支撑我？更多的是责任。”孙立军对于国产动画，因为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爱得深重。
1988年夏天，也就是在阿达老师离世一年半后，孙立军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从此后，他的肩头多了一份教师的责任。
采访中，孙立军指着办公室墙上的一张照片，讲起了“嘎子班”的故事：“我带着那4个研究生做的《小兵张嘎》，他们被誉为‘嘎子班’。”动画片《小兵张嘎》一做就是6年，创作的艰辛可以想象，其间更经历“非典”的考验。孙立军和他的学生团队却像一支动画敢死队般冲锋陷阵，克难攻坚。《小兵张嘎》最终于2005年制作完成，并获得了当年的中国电影华表奖；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在国内公映，这也意味着前期数以百万计的投资血本无归。可孙立军却仍然觉得“值得”，因为制作这部动画片，“给学生们提供了真刀真枪创作实践的机会”。
孙立军说，动画人才的培养具有特殊性，因为“动画是一个产业”，既然跟“生产”相关，动画人才的培养就更要注重“实践”——带领着学生团队，孙立军是在坚持做动画，他更是在负责任地做教育：“在制作动画的过程中，我希望培养我们的学生成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更希望把这些经验形成理论教给学生，让他们少走些弯路。”
2000年1月，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成立，孙立军成为中国艺术院校第一家动画学院的掌门人。那一年，他35岁，除了要为自己的学生负责，更肩负起了“动画”这个专业发展的重任。从那时开始到现在，整整13年，孙立军“没有真正地休息过一个寒暑假”。
负责，需要付出多少？
孙立军讲到一个细节：“我每年大年三十必须回家陪我父母。那一年陪着他们待了六七个小时，中间接了10来个电话，分别是十几种事。吃饭前，我母亲哭了，说：‘儿子，我怕把你累死。’”
“我也想过辞职啊。我就想做一个教授，然后在宋庄弄一个工作室。”和所有艺术家一样，孙立军也追慕自由。“但是有人劝我说：‘你没有了主流的位置，你的舞台就缩小了。’那些自由的人，也需要我们这些人保驾护航。我自己有梦想，那这个行业里很多比我还年轻、有才华的人同样有梦想。我们动画专业现在有40万大专以上学历在校生，每年有近8万到10万毕业生进入这个市场。谁来给这些人、这些学生们一些支持和保护呢？我作为一个院长，作为从事这个行业、在这个行业里有一定话语权的人，我要有这份责任心。”
本着对动画专业负责的心，孙立军在培养动画学院学生时，一直遵从他的两大教育理论：“人海理论”和“适者生存理论”。所谓“人海理论”，就是“在不降低教育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多招一些学生，多培养一些人”。所谓“适者生存理论”，就是“让学生在动画创作实践中，学会在现阶段的市场中求生存”。这两个理论的根基在哪里呢？说到底还在于动画的属性。孙立军解释说：“因为动画是一个工业，它不是一个人的艺术。”
个人的成就是与其所肩负的责任成正比的：你愿意负载更多责任，就会有更多成就；你获得更大成就，就要负起更大责任。这句话，恰好可以用来形容孙立军。
孙立军的动画天地越来越宽广，他口中“责任”的内涵也越来越宏阔。
孙立军说，“我只要有机会，就会跟学生讲”。也许，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他心中的责任究竟是什么：“我从来不会担心动画学院没有教会你们生存的技能，我担心你们缺乏理想、缺乏社会责任感。如果你们缺乏了理想、缺乏了社会责任感，你们所谓的‘创作’不叫‘创作’，恐怕是在制造‘文化垃圾’，甚至你们会无形中扮演了‘文化汉奸’的角色。”
孙立军寄望教育可以为中国动画培养出“张艺谋、宫崎骏”式的人物，他对未来动画人的期许里颇带着几分对自我的剖白和企望：“首先，他得有梦想，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同时，他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和坚定的执行者，就是他知道现实是什么样的，但甘愿走下去。第三，要对这个事业充满无限的热爱，甚至超过爱自己的生命。只要这样，你一定可以成功！”
如果各式的爱可以称量，热爱必是其中沉重的：它是兴趣由淡而浓，它是坚持日日累积，它是责任越来越大，甚至到最后，生命也随流年进驻其中。于是，有了孙立军那句：“我对这个事业充满了无限的热爱，甚至超过爱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