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者”朱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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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科大的破与立

大学对国家意味着什么？明治维新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创立日本第一所大学时告诉学生，只要我们庆应大学存在一天，日本就是世界的文明国家。反观中国大学目前的水准，远不如我们的经济成就那样耀眼，更不必说担当守望文明的责任。

虽然南方科大校名现在还挂着个（筹）字，我们却已经对它寄望深沉。南方科大的校徽是一支火炬，朱清时校长说，火炬象征南方科大的使命：为高等教育改革找出一条新路。一年多的创建历程，这位有丰富行政管理经验和诸多“反叛”言行的化学家说，他学会了“妥协”――“我们要获得社会上大部分人的支持，特别是政府的支持。”

理想要变成现实，担当者和承受者，都要经历无穷无尽的考验。需要无私无畏，更需要宽厚包容。困难时刻，坚持与妥协，挺身支持或者不阻挠不反对，只要是出自远见和智慧的抉择，都可能汇聚成前行中弥足珍贵的温暖力量。

祝福朱校长，祝福这所“寒假考试春天开学”“自授文凭自主招生”的新大学， 也祝福那座诞生起就烙上创新印记的城市，借用李政道先生题写南方科大校名时说的四个字：敬祝成功。

“南方科大筹建，高校教改试验，不要光说我个人，很多人都在推动”

一脸疲惫，却总是一脸笑容。

面对公众，朱清时总是努力让自己看上去儒雅平易一点，不失名校校长的风度。

然而疲累总是要写在脸上的。 “朱校长，这几年憔悴多了啊！”，在北京会议中心一个拥挤的电梯里，他的脸色引起了一位委员的关注，“当年中科大与北航合并成功，你该在北京呆着，就不必到南方去了”。

对这一番话，朱清时挤出一脸皱纹，呵呵一笑。

焦头烂额，疲于奔命，对于65岁的朱清时而言，精力的确是最大的考验。

但他无法停下来，3月1日南方科技大学好不容易开学了，作为校长的朱清时不得不接受一批又一批记者的采访。刚能喘口气，又要马不停蹄赶到北京来，参加全国两会，接受另一轮媒体的“轰炸”。

对于南方科技大学的呱呱坠地，教育主管部门虽然已明确表示“支持”，但有些人显然仍然态度暧昧。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赵启正3月2日在新闻会上被问及南方科大时，他“跑题”谈起了中学教育，完全脱离记者们的预期，丝毫没有显露出将南方科大当成高校教改试验田看待的意思。

但公众舆论的热情没有丝毫衰减，3月2日下午朱清时赶到北京会议中心时立马遭到记者的围堵。他倦容难敛、陷坐在一张米黄色沙发里，打起精神面对四周围满的记者。很快，他的照片与镜头分别填满了报纸的版面以及电视台的荧屏――南方科大与朱清时，是此次两会最先热起来的话题之一。

备受关注，事非偶然。在中国改革进入瓶颈，教改、房改、医疗改革皆不尽人意，各种问题各种矛盾层出不穷的时代背景下，南方科大与朱清时努力做出的一点点的突破，立马能与公众希望教育改革深化期盼产生强烈共鸣。

所以，朱清时再苦再累，他也无法当逃兵，只能面带微笑，态度和蔼地回答记者们的提问――让更多人了解南方科技大学、支持中国高校教育改革，这是朱清时的使命。

朱清时显然已经走在高校教改队伍的前面，不过好在他并不感觉自己完全孤单。他3月3日接收本刊记者专访时说，“这件事情，有很多人都在推动”。

每一步都走得艰难

京华周刊：最困难的时候，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朱清时：其实每一步都是最困难的时候，每一个阶段，如果过不来也就走完了。比如刚开始，接到聘书之后，才发现教育部领导是完全不同意的，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如果搞不好，当时就停了。我刚去，国家审计署去审计，审计未批先建南方科大，属于教育部还没有批准的学校，是违法的。

京华周刊：越过这道门槛，主要靠谁的努力？

朱清时：综合努力。最后的变化是中央抓教育改革规划纲要，大家希望看到真正有人来做实验，教育改革不能光停留在口头上，需要有试验。大家觉得南方科大是愿意提供巨大的资金来建这样一所高水平学校，而且走的是新的路子，应该要深圳试一试。本来地方拿钱办教育就是好事，拿这么多钱做一个教改实验，为什么不让人试呢？当时的规划纲要出得好，教改的呼声很高，于是就改变了当时的局面。教育部也表态，希望南方科大作为国家教改综合实验学校，难关就过了。

京华周刊：还有哪些难关？

朱清时：学校没有行政级别，不在体制内，无法把学校和政府机关衔接起来，比如说我们的上级是谁都不清楚。怎么把学校和政府运作联系起来，如果对接不起来，空有很多好的想法却得不到政府的资源是不行的。第二阶段就是与政府磨合，要了解政府的运作方式，作一些规划、预算，走文件，审批。这些都是我们过去所不熟悉的。以前有新闻说过，政府集体采购，买台计算机也要一两个月的时间。不过政府也想把南科大办好，所以大家都在想办法靠拢，凑在一起寻找一些解决办法。这样南科大的运作才比较有效地得到政府的支持。

南科大生逢其时

京华周刊：全国招聘的时候，筹建方看中你的哪方面？

朱清时：这个我不好说，因为当时我都没有参加，事后也没有真正去了解。不过好像也有人写了还原当时全过程的文章，介绍当时的人选情况。

京华周刊：你本人能为南科大的筹建创立带去什么东西？

朱清时：我主要是熟悉研究型大学，我当然知道研究型大学该怎么建设。我本来以为顺理成章能把大学办起来，但后来发现还是很困难。

京华周刊：不过南方科大在两会如此受人关注，包括你本人也是全国关注的焦点与热点，这可能是很多民众对南方科大寄托着教改的理念或者某种教育理想。

朱清时：这个比较专业了，我先举例说，昨天我接触到一位委员，他的父亲当时是宁波大学的创始人。这位委员说，看到我现在办南方科大的这些理念，他想起他父亲当初办宁波大学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想法，不过那个时代还太早了一点，大家对教育与教育改革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关注。南科大是恰逢其时，是国家正要编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全社会对教育的现状也不满意，都希望教育能够改革，一种心灵的默契产生出来，都觉得至少应该让这些人试一试吧，试就是进步，试了之后才能知道，最好的办法是什么。这不光是我的想法，近年来不少教育专家都有这种愿望与体验。

京华周刊：是不是说对于南方科大创办，现在官方是比较支持的？

朱清时：对，不过在政策上的支持，还需要落实，现在还只是原则上的支持，还需要提供一些政策上的方便。

欲破解“钱学森之问”

京华周刊：南科大寄托着某种社会的理想，深圳市当初要办南科大的理想，以及你本人的理想，这三者在哪些方面是重合的，哪些又是不一样的？

朱清时：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社会的理想应该也广泛存在了，比如钱学森，晚年明确说最牵挂的是中国的教育，中国教育需要回答“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为什么中国这么多大学，这么多年来办不出一所高度创新的学校？社会也正是有这种愿望，希望中国出现一些钱学森所希望的那样、培养高度创新的学校。

深圳的理想，是希望仿照一河之隔的香港。香港科技大学在20年前从零开始，一步到位成为一所亚洲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深圳市也希望复制这样的做法，深圳有足够的资金，资源是丰富的，希望在深圳也一下子办出一个研究型大学，他们就叫南方科技大学。这个名字是早就取好的了，我去的时候已经不能变更了，现在也有一些人说这个名字不理想，但是已经叫出来了，只能这样了。

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我在中国搞高校教育这么多年，感觉中国的大学都是千校一面，都是一种模式竞争，都是扩招，争硕士点、博士点，都走同样的路。你看中国的大学都是一个样子，所以我想办一个与中国现有大学有点不同的学校。这是一所什么学校呢？我就是想办一所像钱学森推崇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那样的学校。钱学森所说的高度创新的学校，具体举例时就是举的加州理工学院，这是他的母校。这个学校只有两千学生，但培养了很多诺贝尔奖得主，在美国的科技发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全世界都公认它是培养高度创新人才的学校，为什么中国不能办起这样的学校来？所以我想试一试，办一所这样的学校。

所以这三者的理想重合了。

京华周刊：你认为加州理工之所以成为名校，它具备哪些最重要的条件？南科大是否具备那些条件？

朱清时：“学者至上，学术主导，教授治校”，这是加州理工具备的最重要的条件。什么叫学术主导？我打个比方说，加州理工在这方面上有点像解放前中国的梅兰芳剧团，剧团所有运作都围绕着让梅兰芳唱好戏，唱出创新来，这实质上是梅兰芳唱好戏主导着一切，也就是说像梅兰芳这样唱戏的人在主导剧团。什么叫教授治校？加州理工实质上就是一个学术机构，它的理念就是要把教学、科研做得最好，好上加好，做得比其他学校都好。也跟梅兰芳剧团一样，就是要唱戏唱得比其他剧团都好。

我们的学校现在已经变成行政主导了，最典型的现象就是谁的官大谁说了算，而且官也不是教授选出来的，不是取决于教授意愿，而是上级派过来的，行政系统派人，这样的话，学校就不可能办得很纯粹。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行政领导是以权力来引导学校朝什么方向走的，他们并不一定明白怎么样才能把学校的学术搞好。中国的大学需要回归现代大学制度。现代大学制度在加州理工体现得最典型，就是学术主导，教授治校。钱学森说加州理工的气氛，就是大家都拼命竞争，把事情都做到最好。举个例子说，有一位教授贴出布告来要做一个讲座，钱学森的老师看了想要唱对台戏，于是也做一个讲座，就像打擂台一样。加州理工就是这样互相竞争。

京华周刊：加州理工的治校理念可能有一定的社会土壤，我国的高校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土壤呢？

朱清时：我国的高校以前也是这样的，后来大学的功能被赋予得太多了。本来大学的功能就是要培养一流的学生，后来大学被赋予很多功能，要做很多事。我相信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这件事，就是怎么管理大学。这类似于过去思考如何管理农村，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村化，农民没有积极性，连饭都没有吃的，于是改为包产到户。教育主要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改革。农村这么大的改革都能进行，教育的改革为什么不能进行呢？

去行政化探索

京华周刊：关于高校教改的一些新的理念，社会上呼吁与讨论也挺多的，而付诸实践的，你是第一个。在一个人推动这种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时有无力感或者力不从心之感？

朱清时：你这样说只是从一个方面看，但另一方面，我感觉，任何一个新事物的推行，都需要先让大学都想这个问题，让大家都理解，于是就会变成很多人都来做的事情。所以，尽管经常见我一个人在做在说，我把这看作是做一种实验。现在我觉得这一年多来，全社会都已在关注这个实验、思考这个问题了，大家思考的结果，会有很多人自发去做。去年两会讨论教育的去行政化，对这个说法目前还很有争议，很多人不接受。但去年三月份两会召开之后，辽宁至少有五所公办高校换了校长，他们在全国民选校长，不再是行政部门去派校长。全国报名、逐次考核，然后评选，选上的就任命。这说明去行政化的思想很快在社会上就有反应。如果大家都开始这样想，那去付诸实施的就会一个比一个多。

京华周刊：你的聘书都是深圳市政府发的，南科大目前的模式能不能叫去行政化呢？

朱清时：当然可以啦。去行政化并不是说不能是公办的学校，去行政化是着眼于怎么样管理。政府可以不直接管理学校。我们一年多来最主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设立学校的董事理事会，起草理事会章程。理事会有政府的人参加，有社会的知名人士，还有国内外教育专家。南科大的大事都在理事会上报告，理事会讨论形成决议，然后付诸实施。它相当于一个企业的董事会，校长只是个CEO。通常弄一个董事会感觉有点民办的意思，其实政府与国家财政也可以通过理事会来管理。去行政化主要是说不要用行政权力来主导学校运行。就像校长选中我，也是市政府主导的，但他们让评选专家投票了，投票起了很大的作用，市政府很尊重这些专家。这就是改变行政主导学校的好方法。

京华周刊：大家都在推动去行政化？

朱清时：不要光说我个人，这件事情，有很多人都在推动。

京华周刊：在去行政化的前提下，南方科大区别于其他的高校，有什么特点？

朱清时：南方科大最大的特点，是依法治校。它是个公办大学，但它依照一部法律来运转，法律规定理事会是我们的老板。不过它不是一个常设机构，它一年只开一两次会。

第二个特点，是学生采用书院式管理。学生吃住都在一个学院里头，他们与老师住在一起，学生有什么问题，每天晚上都可以找老师去请教。而且老师不仅教授课程，而且管理学生的生活等各种各样的事情。书院式管理中，英国的牛津与剑桥做得比较好。在中国的大学里，每个学校的学生都太多，教师相比较而言太少，所以无法做到这些。南方科大将办一个精品学校，学生不多，几百人，老师足够多，可以实施书院式管理。

第三个，南方科大的学生头两年完全上基础课，第三年自主选择专业，不会一考进南方科大，专业就定了，两年以后学生就能自己根据兴趣爱好选择专业。

还有，南方科大将不设系。现在很多大学都有学院有系，比如理工类，都是按照一百年前自然科学的状态来分的，但现在的科技发展都按照交叉综合的方向发展，按照传统方式设系，就会形成对学科交叉综合的阻力，所以现在这种结构注定要变化。南方科大还属于一张白纸，所以可以先尝试这一点。学院可能还要尝试分，但学院下就很可能不设系了。

无论是教学、管理、以及领导等多方面，南方科大都在进行新的尝试。

京华周刊：你的身份挺多了，有人说是一个科学家，有人说是一个教育家，有人说是一个官员，你最喜欢的定位是什么？

朱清时：我觉得这些说法都不喜欢，我一生最大的特点，我最喜欢的名字，是“探索者”，我一生都很想探索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