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罗会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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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8日，中国医学遗传病学奠基人之一、我们敬重的恩师罗会元先生，与世长辞。

犹记前不久，身处病榻上的先生，还拉着我的手，殷切地询问：“工作进展怎么样了？”我说：“先生您放心，我们会将工作做好。”先生竖起大拇指，说：“好！”然而，这却成为先生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先生的一生，治学严谨，兢兢业业，却屡遭阻碍，但他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守工作第一线，只为了医学遗传学事业。在他看来，这就是他的生命。

医学遗传学之梦

1963年，张孝骞主任在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医学遗传学教研组，鉴于先生对医学遗传学领域研究较深，便委任先生负责该组发展。然而，当时科技发展水平滞后，这一学科备受排挤，工作开展艰难。“”初期，该组被迫解散，先生也被下放到甘肃。

1979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基础医学研究所（下称“基础所”）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医学遗传学教研室（下称“遗传室”），先生被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调到基础所，担任主任。临床、科研、教学相结合的遗传室设计构想，就是由他首先提出的。这一遗传室很特殊，既归属基础医学又承担临床工作。1980年，遗传室在北京协和医院儿科开设了遗传咨询门诊。

1987年，原卫生部在全国进行出生缺陷调查，发现出生缺陷率较高，亟需建立一支队伍，解决遗传病的问题。因此，中国在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建立了全国出生缺陷监测中心，同时建立了三个国家遗传医学中心，其中北方中心设立在北京协和医院，由基础所和北京协和医院共同组成。

当时，中国遗传学会设有人类和医学遗传专业委员会，但主研基础学科方向。先生希望在中华医学会中设立一个专门的医学遗传学分会，由中华医学会和中国遗传学会双重领导。然而事情并不顺利，同在1987年，中国遗传学会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三大”时，中华医学会医学遗传分会举行成立大会。但由于会务疏忽，会标上未印有“中国遗传学会”字样，结果令中国遗传学会会长谈家桢先生误认为先生要“另立山头”。在1990年郑州召开的中国遗传学会“四大”上，人类和医学遗传专业委员会被取消，先生也被“革出教门”。这件事对先生打击甚大。

后来，由于原卫生部有关部门领导换届，新领导认为遗传病复杂且少见，对医学遗传学不再重视，导致该学科的发展受阻。遗传医学中心也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

为了改变这个局面，先生设法将遗传医学中心转移到医院。在先生看来，希望医学遗传学科设在医院，以此解决患者的遗传病诊疗问题。不然，由于人们对遗传病学的不了解，导致一家生有多名患有遗传病的孩子，患儿本人及家庭都痛苦。2004年，遗传医学中心更名为麦库西克-张孝骞遗传医学中心，在北京协和医院保存下来。

直至4年前，医学遗传学发展仍然受阻碍。85岁高龄的先生谏书给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催问源起2004年的建立临床遗传学动议，希望国家能够加大对医学遗传学的投入力度。但最终由于经办人员担心重蹈疼痛医学专科设置的覆辙，在上报专家组讨论形成的《医疗机构设置独立临床遗传科试行方案》时，将“试行方案”改成《医疗机构设置独立临床遗传科会议纪要》。从此，这一动议杳无音讯。

前不久，北京协和医院建立了临床遗传学实验室，我们用轮椅推着先生去看。他很高兴，希望我们坚持下去。我对他承诺：“先生，您放心，在我的有生之年，一定完成您的心愿。”

未了师生情

有人曾问我：“一生中，对你影响最深的人是谁？”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先生。

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既文质彬彬，又一表人才。我是先生的第一名医学遗传学研究生，是先生将我指引到这一行业中的。

我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时称中国医科大学），受“”影响，被分配到基层工作，没有受过正规医院的临床训练。“”后开始招收研究生，我希望能考回母校。但由于没有在正规医院的工作经历，不能报考临床专业，我便报考基础学院。当年，我们这些毕业于原北京协和医学院、又考过研究生分数线的学生，组成了研究生班。

先生读大学时，化学成绩非常优秀。或许他也是看中我生化成绩较好的这一特点，在我完成理论课程后分派导师时，先生选中了我。当我得知被先生挑上时，还在想，谁是罗会元？

先生为人很低调。我与先生在日常交流中谈论的多是专业，生活方面的接触不多。他所经历的种种磨难，都是我后来在公开资料中得知的。先生的一生都在经历挫折，谨慎地过日子。也许因为他的抗打击能力很强，总是将事情憋在肚子里不吭气，坚持埋头干活。

我所研究的方向是地中海贫血。但我们没有涉足过基因分析这一领域，也没有这方面的条件。怎么办？先生就让我先尝试研究异常血红蛋白，我开始向北京协和医院血液科的医生请教，进行异常血红蛋白的调查，后来进行化学结构分析，有所发现，完成了硕士论文。

后来，先生认为异常血红蛋白做完后应该进行分子实验，便准备送我出国，进一步研究地中海贫血。但当时有人反对送我出国深造，认为我不可靠，出国后就不再回来了。于是先生找到了我，很直接地对我说：“黄尚志，有人反对你出国，认为你出去就不回来了。”

终究，先生还是送我出国了，因为他信任我。我在国外时，他总在电话里跟我说：“黄尚志啊，你赶快回来，家里还有好几名研究生等你指导呢。”

先生的处事方式有时过耿。我总是劝他：“先生，您如果觉得有些人不对，船的方向不对，我们不要站在岸上说，您上船去，做个水手，点一篙子，船就有了正确的方向。”但他却始终未回应过这一问题，他认为，是非一定要分明，没有中间地带。

也许很少有人了解，先生是与钱学森同时期回国的专家，然而路不同，周遭天壤。他一生追求的理想，一直是我们后辈的奋斗目标。无论前路有多少荆棘磨难，我们都会沿着他的足迹，坚持下去。

先生一生勤俭朴素，即使生病入院，也仅住普通病房。他经常说：“我都90岁的人了，活了这么多年，足够了，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了。”他入院前就写下了预嘱：倘若生命垂危，拒绝过分抢救。从住院到去世的半载中，他常常内疚于给大家添麻烦。

先生对事业心无杂念，政治上却屡遭坎坷，即便在弥留之际，也一直在梦中喃喃呓语：“有人要害我。”这道无法磨灭的伤痕，永远留在了他的内心深处。而生活中的他，同样不尽人意，先生一生膝下无嗣，是我们这些学生送他走完了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