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浩的人才观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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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古以来，对人才标准的认识是仁者见仁、出了自己的见解。邹浩把德才兼备作为用人标准，人才中要做到赏罚分明、赏罚一致。其德才兼备、官员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邹浩；人才标准；选才方法；管理人才
邹浩(1060年～1111年)，字志完，自号道乡，常州晋陵人。元符元年(1098)除右正言，章悖为相，邹浩数次弹劾之。因反对宋哲宗立刘后，被除名勒停，羁管新州。徽宗即位，再任右正言，迁左司谏，一度受到重用。邹浩因直谏遭到蔡京的嫉恨，蔡京掌权后，重提邹浩反对宋哲宗立刘后一事，并使人伪造邹浩上疏，激怒宋徽宗，于是邹浩被责衡州别驾，永州安置。后半年，除名勒停，窜昭州。后入元党籍。政和元年(1111)卒，年五十二。著有《道乡集》四十卷。
前人对邹浩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诗文方面，而对邹浩的思想却涉及很少，本文主要是对邹浩的人才观作一个初步的探究。
邹浩的一生为官时间并不长，其官职主要是谏官。北宋中后期的谏官，总处在如履薄冰、浮沉不定的状态中，升、降、出、入非常频繁。邹浩身处此位，这就决定了邹浩的仕途相当坎坷。终究其曲折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邹浩的为政思想的主线是实现吏治清明、对人民施行仁政。他认为“致治莫先于用人”，“人才所当急”，如果“人才不振，无以成天下之务”。而他本人针对如何选拔人才、任用人才、管理人才，提出了一系列见解，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用人理论。
一、用人的标准
自古以来，对人才标准的认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邹浩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人才标准，但在其言语行动中，体现出了对人才的认识。
在《上哲宗皇帝书》中，邹浩指出，选拔人才应经术、词赋、品行都在考核之列，而不能偏于任何一方。其实，在今天看来就是要德才兼备。邹浩认为天下取士，不能“一以空言而已”，而“德行道智者见智。邹浩作为北宋中后期的言官，对此提认为在选拔人才时要注重名与实的结合，在管理赏罚分明的思想，对我们今天选拔、任用和管理义”才更为重要，人才的品行如何，事关国家的兴乱。
邹浩任职期间，曾积极举荐人才，从他举荐官员的原因中，我们可以对他所主张的用人标准略知一二。在举荐李潜时称赞道：“道隆德备，言约行高”；称赞张景修“操履完洁，学术该明”；编例官宣德郎郭照、宣义郎陈彦默“尽心职事，议论允平，察其人皆有操守”；睦州清溪县主簿张举“一时儒宗，咸所推重”。虔州布衣阳孝本“蚤居太学，蔚以贤称”。从这些用词我们可以看出邹浩在选拔和举荐人才时，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特别注重儒家的修养，注重“孝”道。有才无德之人占据要位，就会给国家带来无穷的灾难和不可估量的损失。只有选拔出既有操守又有作为的人来治理国家，才能使政治清明、国家昌盛。
二、选拔人才的方法
在确定了用才的标准之后，邹浩认为选拔人才的方法也十分重要。如何选拔出优秀人才呢?“左右皆日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日贤，未可也。国人皆日贤，然后察之，见贤也，然后用之。”，邹浩对此观点非常认同，认为这是选拔人才的正确方法。
在邹浩看来，科举考试仍然是最重要的选拔人才的方法，并就完善和改进科举考试积极建言献策，以求能更好地为国家选拔人才。早在元祜四年(1089)，邹浩为颍昌府教授时，就曾上书当时的哲宗皇帝，对改革当时的科举制度提出了一些建议。邹浩提出，选拔人才，应有固定之法，而不能变化无常，“至取士之法，最务之急者，甲以为可，乙以为否，五六年间，不知几变。今又变焉，曾未足以厌天下之望”，对贡举之法，举出二利、四害，主张进行改革。而对推举之法则大加赞赏。邹浩曾受到吕嘉问、韩忠彦等人的举荐。邹浩在为官期间也举荐人才无数，甚至推举他们代替自己。但是，他又认为推举人才时，不能仅仅注重名声，更要看重其内在的品质，“夫举事有名而无实，非朝廷之美也。”。
三、使用和管理人才
邹浩认为在使用人才时应关心爱护人才，对人才的管理中要赏罚分明，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人尽其才。
选拔出人才后，只有加以有效的利用和合理的管理，才能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在人才的使用上，邹浩站在言官的角度上，大力倡导广开言路，认为近臣侍从应该“与朝廷政事之阙，无有巨细，各具章极言无隐”。对能言者应鼓励，听取他们的忠言；要推心置腹、信而不疑。并多次上疏，恳求宋徽宗虚怀纳谏。只有信任人才，才能发挥人才的聪明才智，要科学合理地使用人才，取长合短，因才使用。
在管理人才问题上，邹浩认为：第一，要赏罚分明。在宋代，经常出现赏罚不公平现象，有功之人不能按功行赏，而有过失的官员却往往可以逃过处罚，即便是受到处罚，也是罚不当罪，有时处罚还没有实行，却又加官，引起当时很多人的非议。对此，邹浩认为：“赏罚之行，所以惩劝天下，惟其功罪而已，不为时方多事，故有功者不进，但有罚而无赏；不为时方乏人，故有罪者不退，但有赏而无罚。”邹浩提出赏罚不公，可能导致社会人心不稳；只有赏罚公正，才能使人各尽其能、各守其职。
第二，要赏罚一致。邹浩认为，不仅要赏罚分明，还要赏罚一致，要有统一的标准，才能使众人信服。元符二年(1099)七月，邹浩上奏：
“臣契勘元降看详指挥，系分两等，一谓语及先帝，一谓语言过当。除语及先帝之人外，其余所诉虽情犯不齐，大率皆以官司锻炼致罪，抱负宽抑，得遇朝廷清明，辨雪矜贷为词，只是语言过当一等而己。而今所施行，则有勒停者，有降官者，有降官及差遣者，有远小处监当者，有罢知州与宫观者，有送吏部与合入差遣者，有罚铜三十斤者，有罚铜十斤者，一时公议，竟莫知其所以异也。又况诉理之语，初亦难辨，有可以为轻，亦可以为重；有可以为重，亦可以为轻。若可以为重，则语言过当者，直谓之语及先帝可也；若可以为轻，则虽语及先帝者，但谓之语言过当亦可也。然而典刑之所加，则不可同日而语矣。夫因其近似难辨之迹，而典刑轻重随以上下，是乃陛下威福之操柄，书所谓‘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者，正在此也，可不谨哉!”
这段材料显示，邹浩对当时的赏罚失当提出了批评，认为罚不公，缺乏统一标准，同等罪得不到相同的惩罚，以致于人们“一时公议，竞莫知其所以异也”。怎能“因其近似难辨之迹”，“而典刑轻重随以上下”，赏罚应该有相同的法度可以依据，不能“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赏罚应该有“良法”可依，如何才能实现良法呢?
“典则轨度，政令赏罚，详要先后，罔不即叙，法至良也。”
第三，赏罚分明，功不抵过。元符二年(1099)三月十九日，陆师闵因虚奏功赏，罢户部侍郎，差知蕲州，因陆师闵改求善地，又于四月二十日改差知怀州。邹浩连上三道奏章，认为陆师闵不应迁徙善地，他进谏道：“臣观自古以来，帝王御世之术本末先后虽不一端，其要在务明赏罚而已。盖赏罚明故惩劝行，惩劝行故官吏肃，官吏肃故纪纲正而朝廷尊，此务明赏罚所以为操术之至要也。”邹浩尖锐地指出，如赏罚不明，会导致是非不清，让人无所适从，他又说：“若以师闵为无罪，则忽罢户部侍郎，差知小郡，在前日为误罚；若以师闵为有罪，则骤复宝文阁待制、知河南府，在今日为误赏。二者并用，是岂明赏罚之道哉!”。
邹浩的人才观虽然不够全面系统，但是他能够充分认识到选人用人在治国理政中的极端重要性，并指出科举制度的一些弊病，同时提出国家在对人才的管理上应该赏罚分明。这不仅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并对今天的人才选任和管理工作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是由于邹浩处在谏官的位置，而不是执行官，这就决定了邹浩的许多主张虽然提出，但最终并未得以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