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空间生产理论及我国空间生产的历史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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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丰富的空间生产理论是资本空间实践逐步展开的结果，它为研究我国的空间生产现状提供了理论视角。我国在全球空间生产的背景下掀起了大规模的城市空间扩张运动。中国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使我国的空间生产体现出相当的历史价值，但是也暴露出比较明显的受发达国家空间剥夺、空间发展不平衡、空间不平等等方面的空间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看清西方空间生产理论在提供解决空间问题方法中的缺陷，结合中国的空间生产实际，改变我国在全球空间生产中的地位，科学规划空间，实现空间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有机统一，维护空间正义。

关键词：空间生产；空间生产理论；未来趋势

中图分类号：B0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1)06－0019－07

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社会运动和发展的存在方式。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实践的改变和理论本身的要求，空间在现代社会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社会空间不仅是人类以种群方式生存的地理，而且还是人类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活动交互作用和不断整合的场所。“空间生产，在概念上与实际上是最近才出现的，主要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国内一批学者开始关注、介绍和研究西方空间生产理论，探讨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兴起了城市哲学的研究。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探讨西方空间生产理论，以使我国的空间生产朝着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终极目标方向发展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一、当代西方空间生产理论是资本空间生产逐步展开的结果

随着城市化的大规模展开，空间生产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在理论上被自觉地加以反思和批判。空间生产是自然的“人化”过程，其实质是人类通过改变物质资料在物理空间中的分配和结合方式以满足人的特定生活需要。在古典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很低，人类栖居在自给自足的相对孤立和封闭的自然村落中，空间问题根本没有纳入人们自觉的理论视野。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由于大工业生产的需要，社会开始进入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城市的规划和构建就是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它已经经历了由一国到全球的历程。资本家把工业资本的循环‘转化到各种各样的人造环境要素混合而成的人文物质景观中，它包括工厂、铁路等生产性人造环境和住房、商店等消费性人造环境，之后还把资本投资于科学技术研究以及教育与卫生福利等社会公共事业，形成了资本由初级循环向次级循环再向第三级循环的转化。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摆脱固有的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经历上述的几次调整，但是仍然无法避免商品过剩，工人失业，资本闲置等过度积累的危机。实际上，“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资本家发现通过全球的“空间整理”可以转移过度积累的危机并实现更多的利润，而资本主义生产力特别是交往工具的进步为资本在全球寻找新的投资空间创造了条件。空间生产，意味着空间不仅成为物质生产的场所、一种空间中的生产，特别重要的，它本身已经获得了与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一样的地位，通过地理空间不断地破坏和重构，使世界各地的空间日趋同质化，并通过住宅、休闲场所、商场等不同构成要素的组织和创造形成了具有城市特色的空间关系。资本的空间生产，仍然遵循资本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逻辑，在满足人的特定生活需要的同时，带来了严重的交通拥堵、住宅短缺、环境污染等城市空间问题，并由此引发了阶级斗争、城市运动等城市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空间改变了过去被当作“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的地位，引发了西方一批学者对过去经典社会理论中空间缺失现象的反思和批判。1974年，列斐伏尔的都市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空间生产》问世后，关于空间生产的理论研究就成为西方理论界一个重要的热点话题并形成一股思潮。从内容看，首先，西方空间生产理论阐释了空间生产的实质。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生产就是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全过程，空间生产是现实利益角逐的产物。空间是有目的地被生产出来的，是政治经济的产物，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因此，空间不仅仅是自然地理，而是社会互动的形式。其次，西方空间生产理论研究了空间问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源。继列斐伏尔之后，哈维、福柯、吉登斯等人通过空间生产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空间是剩余价值生产的途径，资本家通过空间生产进行逐利，“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线，都纳入了生产力与产物之中。都市结构挟其沟通与交换的多重网络，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城市及其各种设施(港口、火车站等)乃是资本的一部分。”卡斯特认为，城市主要在消费这个环节上发挥其作用和功能。城市中的消费是集体性的，比如交通、医疗、住房、闲暇设施等。这些消费是城市的根本性特征，桑德斯认为到福利国家阶段国家的职能在消费中的主导作用更加明显了。然而，空间的解构和重构、空间的生产和消费都是资本家获取巨额财富的工具而已，就如列斐伏尔在《资本主义的生存》中指出的，资本主义已经发现自己有能力淡化(如果不是解决的话)自己在一个世纪以来的内部各种矛盾。因此，自《资本论》的写作完成以来的一百多年中，资本主义已成功地取得了“发展”，我们无法计算其代价，但我们的确知道其手段：占有空间，并生产出一种空间。资本主义凭借发达的生产力在空间生产中把具体的和人造的空间性形式分裂为各个部分，同质化为离散的商品，组织为各种场所，他们仰仗这种独特的空间生产和对一种零散的、同质化的并具有等级结构特性的空间占有，通过国家控制的集体消费，在多层面上对中心和边缘进行区分，并将国家的权利强行注入到日常生活中。因此，西方在空间生产的同时导致了城市人口膨胀、就业困难、住房拥挤、房价居高不下、交通紧张、环境污染、人的空间迷失等空间问题，制造出诸如贫民窟这样的与历史发展不相符合的景观，导致了阶级之间为争夺空间而进行的斗争、城市革命等现象。最后，西方空间生产理论致力于找到解决空间问题和推进空间生产关系结构演进的动力。苏贾在空间辩证法中提出社会关系中的事件会受到空间的调解，从而空间本身就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马克・戈特德纳也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创造和改变空间推动社会发展；学者们也重视政府的干预对解决问题和危机的作用。福柯认为，在现代社会，空间既是权力运作的场所和媒介又是权力实践的机制，要充分发挥权力解决空间问题的作用，吉登斯也认为，要将时间――空间关系直接与权力的产生与统治结构的再生产联系起来，哈维认为，要确立种种制度、社会公正的方法来建构城市正义。

二、我国的空间生产现状

西方空间生产理论为我们考察我国的空间生产状况提供了视角。列斐伏尔在《空间生产》中指出，空间是一种社会产品，每一个社会和每一种生产模式都会“生产”出自己的空间。城市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社会的发展

必然要选择城市化的道路。近年来我国的空间生产呈现出快速扩张的现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城镇人口比重只有17.92％，1996年，在全球空间生产浪潮的推动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推动下，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到30.48％。2006年，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到43.9％。至2008年底，全国城镇人口比重已上升到45.68％。这10年间，城镇人口比重平均每年提升1.34个百分点，比1978～1996年间平均每年提升0.7个百分点快了近1倍。为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着斯蒂格利茨称中国的城市化运动的兴起是一项与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具有同样重要意义、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的重大世界性事件。

我国城市空间的价值在城市化进程中日益得到体现。马克思曾说，“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城市派生出了社会生活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人的需求结构，推动了人的全面的能力体系的形成，人的个体性也被彰显出来，人类分散成各个分子，每一个分子都有自己的特殊生活原则，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可见，城市是多样文明要素的自发或自觉的聚集过程，城市生活是人类追求幸福和发展的重要方式，人性可以在城市空间中获得具体的展开。我国大规模的城市扩张和普遍的都市化，改变了全国的空间结构。广大的较为封闭和单一、自给自足的乡村空间生活被打破，一部分人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多样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在城市获得汇聚，人的交往性、社会性在城市空间中得到实现。另外，不同需要、不同观念的人创造了不同景观的城市空间，使我国的城市空间呈现出较为异质和有特色的布局。同时，人化环境和人化场景也深刻地改变着人的思想和观念，使建筑、空间、城市充分发挥出培育人的道德体验和伦理观念的作用，空间实践和空间知识获得了具体的互动和统一。城市空间弥漫着社会关系，它将在长期的发展中推进人的自由和解放。

但是，我国的空间生产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制约和影响了我国的空间生产，呈现出特有的空间问题。首先，我国的空间生产是在资本全球空间生产的大背景下实施的，不能避免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空间剥夺。由于不平衡地理发展，我国生产一直处于供应链附加值最低的组装产业环节，大量工人只能在全球空间生产中获取微薄的工资收入，充当廉价的劳动力。中国珠江三角洲许多农民工近十年未长工资，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中国还拥有资本主义发展不可或缺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这可以在空间生产中为资本的扩大和积累提供条件。在金融业成为资本主义全球空间扩张的重要载体之后，空间问题与金融危机紧密联合在一起。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全球金融体系的控制，对世界财富进行一种剥夺性的积累。中国自2005年以来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到2006年2月底，我国以拥有8536.72亿美元(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外汇储备总额超过了日本，位居全球第一，到2011年3月，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但在美元一路贬值的过程中，外汇储备的增长导致了财富的大量缩水。其次，我国在空间生产中制造了国内地理空间的不平衡发展。在政府的空间战略推动下，东部率先发展，而中部和西部一直比较滞后。东部将制造出来的产品输送到中西部城市，而中西部将原材料输往东部，东部借此很快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而广大的中西部发展严重落后于沿海。从全国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之间的关系来看，城市成为大工业的基地，代表着发达的分工体系，而农村则逐渐沦为城市和大工业的附庸，“城市本身反映了人口、生产资料、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我国的城市与乡村不仅代表着两种社会分工模式、两种生产发展水平，更是文明与愚昧的分水岭，城市具有乡村所无法比拟的空间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政治和经济上，更体现在文化心理上。这种人为的地理空间上的不平衡发展，是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羁绊。最后，城市空间存在不平等问题。空间既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同时也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我国的城市空间生产过程是权力和资本增长联盟的产物。1990年以来由于中央权力的下放，中国地方政府独立决策能力上升，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力，并采取吸收国内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相应地，经济投资对应于土地投入，而土地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资源，因此加大土地投入以承载投资资本成为政府城市发展的基本思路，并在现实中得以大力实施。二十多年来，权力和资本增长联盟将空间工具化，在提供住房、商店、服务业、学校、交通等空间产品供给和对资本生存空间破坏、重新设计、改造为主的物质空间拓展和重构中成为空间财富的拥有者。另外，乡村的土地被大量征用，大批失地农民脱离了其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被迫城市化，而城市又没有健全的各项制度安排他们获得更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这给他们带来了一系列的困境和麻烦。

三、我国空间生产的历史抉择

当代西方空间生产理论在长期的空间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已经发展为无论在研究内容还是方法上都日趋成熟的一股学术力量。但我们应该对当代西方空间生产理论作唯物史观的考察。当代西方空间生产理论深刻考察了空间生产的状况，对空间生产带来的诸如贫富分化、社会运动等社会问题作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但是，当代西方空间生产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第一，1990年代后，空间生产理论学者们转向用后现代主义研究的方法，通过对资本主义空间的解构和重构研究，从人的一般出发解释空间发展趋势。这比较容易使空间生产理论蒙上主观主义的色彩。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创造性自由这一人的属性的作为，是人的愿望的自我表现”。在福柯的研究中，空间的个体权力受到重视，但是他把空间的权力实践转变成了个体的意志行动。马克・戈特德纳认为，人们空间的创造和改变是人们主观需求和愿望的结果。这样，空间生产理论的批判性特征就不明显了，空间问题的社会根源被遮蔽了起来。第二，当代西方空间生产理论没有被置于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进行考察，没有把空间问题的研究和时间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导致当代西方空间生产理论历史出路不够清晰。大卫-哈维研究了乌托邦的历史，勇敢地勾画出了一幅充满公正、统一和友善的希望的空间景象。苏贾以洛杉矶为例，回顾了洛杉矶空间不断被重构和解构的历史，提出拆解洛杉矶，构建一个像迪斯尼世界那样组成的生活空间。但是，这些空间生产理论没有把如何采取有效的行动构建美好空间的问题当作基础性研究视域，或者他们提出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空间行动无法在全球范围内，甚至在一个城市范围内全面实现，这就容易使人们忽视或懈怠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满足于应付眼前事变，在短期行为中为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未来，失去了人在时间中的积极主体性作用。

我们要借鉴当代西方空间生产理论，认识当代西方空间生产理论在空间发展动力研究上的不足，以此针对我国空间生产中的问题，理性地把握好未来的空

间实践。我们应该坚持唯物史观，以人的发展和解放作为空间生产的终极目标，既要规避全球资本空间生产可能引发的风险，避免资本主义空间生产造成的灾难，同时又要致力于汲取资本空间生产累积的文明成果，着眼于未来，发展生产力，建设一个人类可以诗意栖居、自由发展的美好空间。

(一)改变我国在全球空间生产中的地位

空间具有流动性的特征，空间结构可以通过实践获得改变。具有完整界定的社会、文化、实质环境和功能特征的实质性地方，成为流动空间里的节点和中枢。处于节点上的我国虽然目前总体上处于全球空间结构中受主导型核心控制的一方，但不会被全球空间生产推向最终同化和消除的境地。在国内，我们要不断地在空间实践中发挥自身制度的优越性，研究和掌握社会时空特点，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生产方式，注意空间的科学布局，节约时间，争取最大程度的空间效益和时间效益；以人为本，建设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空间社会；我们要注重在空间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关系中体现社会主义的性质，并且不断丰富现有的社会关系，保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终极理想的引领和导向作用。这样，我们就可以逐步通过努力，使自己成为全球空间结构中信息和通讯结构密度相对较高的区域，在空间生产中改变自身的形态，成为空间结构中自由的节点。在国际上，我们要加强与世界无产阶级的交流和对话，运用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中的各种矛盾，把握跨国工人阶级空间斗争的新形式和新动向，并加强同其他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如妇女解放组织、环境保护组织、反贫困组织、失业者组织、保卫人权组织等的合作，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找寻空间重组的新机遇。

(二)科学规划空间

列斐伏尔认为，有关城市与城市现实的问题没有被很好了解或认识，是因为城市规划把城市空间当作一种纯粹的科学，忽略了形塑城市空间的社会因素。其实，城市并非只是客观的物质对象，在城市空间中包含了社会因素和由社会关系所形成的空间内涵。这要求把城市规划当作一项科学性、应用性和综合性都很强的工作来看待，不仅要确定城市的发展规模和布局，统筹安排各项建设，更重要的是保持空间关系的和谐。其中，协调东部和中西部的关系，协调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在空间再生产中要特别注意。区域和谐并非排斥差异，相反，城市规划必须避免空间生产的同质化倾向，在保持异质特性的基础上构建区域和谐。为此，一方面，东部在空间生产中要继续发挥知识、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加强与中西部的交流和合作，同时要合理利用中西部的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另一方面，政府要继续通过各种途径增加农民的收入，巩固目前乡村发展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城市反哺乡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三)维护空间正义

空间正义是理想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它是一种符合伦理精神的空间形态和空间关系，是不同社会主体能够相对平等、动态地享有空间权利，相对自由地进行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的理想状态。当前，维护空间正义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要明确空间生产不仅仅是追求利润，更重要的应该是为广大人民谋福利，让人民享受发展的成果。为此，我国的政府应该充当社会公平的维护者而不是社会利益的争夺者。政府要建立健全法律和制度，通过宏观调控，构建合理的博弈机制，保护个体的权力，特别是要给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以子女教育、医疗、住房等空间分配和消费上的公平待遇；要健全管理机制，限制垄断，提供丰富的空间产品满足人们各方面的需要，使整体权利与个体权利基本一致；要积极承担社会保障主体的责任，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管理，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另外，空间主体要培育自己的公民意识，多渠道地伸张和维护自己的城市权。在此基础上，社会空间的重构、优化可以获得动力，城市得以不断发挥培育人的个性和自由的特性。

综上所述，空间生产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表现，利用空间要素进行有效生产是各国不可避免的趋势。西方的空间生产理论在我国的空间实践中值得借鉴，我们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加大相关理论的研究，在吸收和消化西方空间生产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走本土化的空间生产之路，在空间实践中把握未来，实现人的发展和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