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中国全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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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剑道（Derek Scissors）的办公室有一张巨幅世界地图，几乎占据整面墙壁。作为美国传统基金会一名亚洲经济分析师，史剑道每日都将精力投入到绘制另一张地图――中国的世界投资地图。在这张地图上，用不同的色彩标明的是从2005~2010年中国在全球各国进行非债券投资的总额。
中国投资的世界地图
传统基金会对中国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监控与记录中国在全球的非债券投资。目前，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史剑道，从2005年开始，关注中国公司在海外的动向，已成为他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史剑道说，2010年中国在全球投资方面最明显的特征，是在南美的投资力度突然加大。尽管在过去5年里，中国在南美洲的投资项目虽然时常被提起，但从未获得突破性进展。在2010年，突然集中达成了大量的协议，总的投资额达178亿美元，投资地遍布巴西、阿根廷、秘鲁和厄瓜多尔等多个国家，其中包括很多能源与金属方面的合约。
这张蕴含了巨大信息量的地图上所展示的，只是一个名为“中国全球投资追踪”的数据库的一小部分。该数据库是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亚洲研究中心关于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项目。
到目前为止，传统基金会所设立的“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是唯一一个公开的、全面的中国海外投资数据库。该数据库记录了从2005到2010年几乎所有超过1亿美元的投资尝试，涵盖了能源、矿业、运输和银行等多个行业。
该数据库用表格的方式，清晰地列出了中国在海外的投资。每笔交易都会按照投资的时间、公司名称、投资的总量、所收购的股份、目标公司、所属行业和投资国家的格式进行记录。到现在为止，数据库内已经记录了283笔上亿的投资尝试，其中2010年新增的投资大约有81笔。
对于时间有严格控制观念的史剑道，却不能主导每天搜集这些信息上的时间。“有时候，获得投资的相关信息并不难，但有些投资的项目却很不透明，需要进行密切的跟踪和认真的分析，花上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搞清楚。”
史剑道对中国境外投资的关注，可以追溯到2003年。当时，中国刚刚实行“走出去”战略，身为咨询师的史剑道，就不断收到客户的询问，他们普遍开始关注中国公司在海外的投资方向。而2004年，当联想成功收购IMB的个人电脑部门，史剑道意识到，对中国的海外投资进行长期跟踪调查的必要性。
从2005年开始，他开始对中国境外投资进行系统的数据搜集；到2008年，这个数据库已成为传统基金会的常设研究项目。除了史剑道每天会对信息进行搜集整理，传统基金会会在6月和1月，对数据库进行两次全面的更新，并将结果在网站上，有时还能一份详尽的分析报告。每到12月底和1月初，以及6月底7月初，数据库就需要大约8个人全面复查其中的数据。“他们的工作是检查我所搜集的数据，并保证最终的数据的质量。”
史剑道说，通过和中国商务部的数据进行对比，就能发现，“我们对于投资总额的估计比较准确，但交易次数则远远少于官方数据”。他解释道，“这是因为，我们的追踪系统并不包括1亿美元以下的投资”，目前中国的海外投资总额，已经高达60〜70亿美元，凭对大额投资的追踪，就能够把握中国的资金流向和投资态势。
致力于更有用的数据
建立这样的投资追踪数据库，是因为中国在海外进行着雄心勃勃的投资，但不论学者，还是企业，都找不到足够多可信的数据支持。
在2002年，中国的非政府债券投资只有20亿美元，而如今这个数额已经增长到550亿，接近600亿美元。“人们希望知道这些钱去了哪儿，中国在做什么，想要做什么，”史剑道说，“我们的数据库能够满足人们在这个方面的信息需求。”
为了证明自己的数据库更加有用，史剑道特意将他们的数据与商务部的信息进行了比较。在史剑道看来，相比中国在海外急剧扩张的投资速度，商务部的数据更新太慢。“有时，境外投资相关数据的，会比同月境内投资方面的数据，慢上几个月。”
另一个最大区别，就是“一旦资金投入到香港，商务部就会停止追踪，但我们不会。”史剑道说，按照商务部的计算方式，香港以700万人口，吸收了300亿美元的境外投资。“但实际上，香港只是很多企业境外投资的第一站，”史剑道说。因此，传统基金会会一直跟踪到该投资的最终目的地，找出获得投资的公司及其所在的国家。
最后，对投资的种类，使用最符合大众习惯的方式。商务部往往只公布总的投资金额，而传统基金会则习惯于对数据进行产业的分类，将投资归类为能源、金融、交通与科技。“人们习惯于这样的分类，”史剑道说，“简单来说，我们的数据更快，也更有用。”
史剑道说，这个数据库的运营，目的在于为相关的政策讨论提供数据支持，为美国的国会服务。这是因为近年来，中国公司在海外加大了非政府债券的投资，但没有机构能够对中国海外投资的意图以及趋势进行准确的分析。
“美国国会关于中国的辩论，正在变得越来越情绪化，缺少事实支撑，我们希望纠正这种现象。”史剑道说，由于传统基金会是一个政策导向型的智库，他们最主要的目标，是通过提供更为准确的信息，帮助美国国会作出更明智的决定。
但是，由于这是目前唯一的一个公开、全面的对中国境外投资统计的数据库，除了美国国会，很多跨国企业也从中受益。史剑道说，每年他会收到很多来自不同公司的咨询信件，这其中也不乏中国的公司。史剑道说，最常见的回复，就是对提供这样的数据服务却不收取任何费用，表示感谢。
商业信息的挑战
对中国境外投资的精确追踪，对史剑道与其他传统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来说，意味着两大挑战：一是如何获得准确的信息，二是如何获得准确、及时的更新。
一些中国公司往往对投资的细节讳莫如深。一开始，史剑道只能从西方媒体那里搜集到一些大型投资项目的消息，随后打电话到中国公司进行核实。但是大部分时间，都只能招来更多的猜疑。“对方要么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或是不愿意与你交谈，”史剑道说。
史剑道还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讲述了一次遇阻的经历。刚开始搜集数据的时候，他为了表示友好，曾经尝试着使用中文与公司进行交谈，结果反而被一些公司当成政府部门的特工，认为史剑道在帮政府机构搜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后来，脆用英语和他们交流，情况反而好多了。”
另一个挑战，在于信息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史剑道说，有时公司会乐于分享他们新到手的大的投资项目，但是由于中国人“报喜不报忧”的习惯，当交易取消，失败，或是份额减少，他们往往不愿意公布。“有时候，一年前是那样，六个月后交易额度就有所改变，而三个月后，也许交易就取消了。”
史剑道说，应对两种挑战没有什么捷径。对第一种挑战，最好的办法就是多方核实；对第二种挑战，就是反复对已有信息进行核查。史剑道说，传统基金会每次更新数据库的时候，都会对数据库内已有的记录进行一次核查与更新，以确保数据库内的信息新鲜、有效。“有时我会开玩笑，说我们的追踪数据库也许是世界上最差的信息来源，却是已知信息源里面最好的。”
积极的一面是，中国公司在整体上逐渐在接受公开和透明公布制度。史剑道说，这几年，由于很多中国公司都在海外的证券交易所上市，获取这些公司的信息，变得更容易。一些上市公司在获得大的投资项目时，都需要及时发出通告。史剑道说，尽管这些公告未必完整，但是比以前要方便得多。同时，如果进行回访，这些公司也会更愿意回答问题。
此外，由于史剑道已连续5年进行同样的工作，一些公司逐渐熟悉了传统基金会的意图与统计方法，这些公司也比以前要坦诚得多。
史剑道说，即便有的公司不愿公布信息，仍然可以从其他的渠道获得。商业的好处，就是总有双方甚至多方介入其中，这使得封锁信息变得不那么现实。“要么公司会公布，要么投资国会愿意公布，或者商业媒体会急于公布相关消息。这些年，我的工作要比以前容易多了。”
更少的失败案例
尽管在2010年，中国有将近400亿美元的投资方案被中国相关部门或他国政府拒绝，但史剑道认为，比起前几年，这个比例已经低了很多。
这些年来，中国的公司已经开始表现得越来越好，而来自政府的投资管制也在逐渐减少。再加上其实不少国家的投资环境，都变得更加开放，中国公司所受的约束也在减少。因此，失败的投资总额，其实正在减少。
史剑道认为，400亿美元这样的数字看起来很庞大，但那是因为中国试图进行的投资太多了。“任何想要尝试这么多巨额投资的公司都会面临一样的失败。”他不假思索地说，“中国其实正在好转，它过去投资得少，但是失败得多；现在投资的金额不断增多，失败的数额却在减少。”
对于美国的投资环境，史剑道也表现出了乐观的看法。他认为，美国的投资环境会变得更友好。尤其是2011年初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使奥巴马总统表现出了对更多中国投资的支持。“当总统支持某个决定，并不能保证所有的事情都会发生，但是却会向人们发出积极的信号。”史剑道说，人们会觉得允许并鼓励更多的中国投资，是一个趋势。
史剑道认为，美国的投资环境整体上仍将是积极的，尽管问题依然存在：美国公司不会允许中国公司在科技领域的投资，但其他方面的限制正在不断放宽――在2010年12月，中海油在得克萨斯成功收购了切萨皮克能源公司33%的股份，“这是极其富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史剑道说，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没有任何能源领域的投资取得过成功。考虑到中海油多次失败的收购计划，史剑道认为中国公司显然已经琢磨出了一些门道，与此同时，美国的投资之门也更加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