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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水平彰显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养老、医疗、保障房建设这些关乎民生的大问题,在十年的社会转型期呈现出各种复杂的表情。
邓大松这十年,一直在努力读懂这些表情。
邓大松,武大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武大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长期从事经济学、保险学和社会保障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为社会保障的顶尖级专家,邓大松笑称,“自己只是早了别人一步”。
武大在1984年就开始招收社会保障方面的硕士研究生,第二年开始招保险专业的本科生。最初没人知道这个专业,邓大松和他的同事们亲自去游说“路人”。“好在武大这样的老牌大学,新专业运作起来并不太难。”现在,每年40多个本科生,7、8个研究生已是常态。
研究中心是在2000年,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立之初有20来人,十年的发展,基地共有40多位专、兼职人员,共同致力于社会转型之时的社会保障研究。
对于武汉这十年来社保的发展,邓大松最直观的感受是,“社保受益的人数增加到90%以上,离退休人员的待遇不断提高。同时,被保险人的风险意识增强了。”
我国社保一直遵循着“广覆盖、低水平”的发展原则,在各色问题中前行。邓大松分析,社保有三条路可走,一是以职业为基础,有工作、有钱就有保险,那是以前唯一的路子。二是商业保险,是以市场为机制来发展的保险。三是以民生为基础的社会保障,这是最终的愿景。
“你若把住房、教育这些公共资源也框在社会保障里,那是社保从职业、市场向民生民权的过渡。”
邓大松觉得,武汉的养老金亏空问题有它的特性。“武汉和沈阳这样的老工业城,老企业多而转型慢,很多万人大厂的离退职工都会给养老金体系形成历史债务,给湖北大的压力。”要解决养老金的历史债务问题,需要“给国家一个周期的时间”,即,交养老保险的一代人退休为止。
前段时间,一份名为《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研究报告预测,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在2013年将达到18.3万亿元,中国养老金亏空的问题被公开化了。在各种各样的数据和说法之外,邓大松分析,“每个机构,甚至国家的计算方法不同,从而导致了不同的说法。”
“99年我们在钓鱼台开会,欧盟当时计算(养老金亏空)的是9万个亿。我们国家自己计算的数字是3万个亿。”面临上涨的物价,作为刚需的个人工资和养老金绝不会下调。据邓大松个人预测,要让养老金扭亏为赢,个人账户做实,需要国家继续补贴7、800个亿。
对于呼声很高的“延长退休年龄”,邓大松持否定态度。电视台邀请他录相关内容的节目,被他拒绝了。“现在讨论不必要。”他觉得,符合延长退休年龄的三个条件——过剩的生产资料、国家能提供足够且有效的工作岗位、劳动力人口急缺,中国目前都还不具备。
“中国恰巧是一种资源匮乏的现状。”邓大松认为,印度耕地面积大,资源丰富,它反而可以延长退休年龄,但是“中国反而还要向外挖资源”。同时,就业岗位严重不足的问题很明显。
有些人会这样计算,延长退休年龄,养老金支出就会减少很多。邓大松说,“那样的人是傻瓜!老人不退出来,新人就不能进入,也就不能交养老保险。这一减一加,不是一回事吗?”
作为一个国家决策层面的建言献策者,这十年来,邓大松对于社会问题的研究不遗余力,对他而言,这更是一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