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医疗信息化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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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信息技术应用一向被公认为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但美国在近半个世纪的医疗信息化建设中也犯过许多错误。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和教训,更好地指导中国卫生信息化建设,本刊记者独家采访了HIMSS(医疗信息管理与系统协会) 总裁兼CEO Stephen Lieber先生。
记者:有人说,中国应该从美国卫生信息化建设所犯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如果不这样,那么明天的中国就将是今天的美国。
Lieber先生:这句话说得很对,多年来美国的卫生信息化建设确实犯过许多错误,如果中国没有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而是完全照搬美国的做法,那么中国将会重复这些错误。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确在卫生信息化建设中,每个机构、每个厂商以及每个人都必须遵从现行的公共标准,其中包括公共的医学术语标准和技术标准等。其次,要充分认识和明确医疗信息和数据的真正所有者(Data Ownership)应该是患者,而不是医疗机构。患者去医院看病,做各种检验检查,所产生的各种数据和信息都是患者自己的,而医疗机构和医生仅仅是这些数据的生产者和使用者。只有认清这两点,才能真正打破卫生信息化中的孤岛和烟囱。值得庆幸的是,现在中国、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两点,这些经验教训可以使我们避免今后的错误。
记者:美国医疗信息化中最主要的错误是什么?
Lieber先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国犯过很多很多的错误,但最大的错误和问题就是没有从一开始就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卫生信息化标准。就像我们使用的电源插头,有美式的、中国式的、英国式的、欧洲式的等很多种,所以我们到国外必须带上插头转换器。但医疗信息化比插头复杂得多,它需要太多的转换器。不要说国际间的信息交换,就算是同一家医院的不同系统间,如果使用不同的术语集和标准,那么系统间就不可能实现共享和沟通。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患者的医疗信息不能共享,不能把与诊断和治疗有关的全部信息呈现在医生面前,就会降低患者的治疗效果。美国医院在开始建立电子病历系统的时候,各自为政,没有一个统一的列表、技术架构和实施方案。医疗信息实现共享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建立统一的医学术语词典和标准,如果每个医院使用的术语都不一样,就不可能实现共享。所以,我认为美国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有在20年前就公共标准的建立达成协议。没有统一的术语和标准,以及没有对这些术语和标准的统一理解,做任何事情都会非常困难。
记者:在信息化建设中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Lieber先生:在医疗信息化建设中,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有所不同。因为在美国主要发挥作用的是行业协会,也就是HIMSS。行业协会一方面会对各个厂商的医疗信息系统是否符合标准进行测试和认证,另一方面会对采用获得认证的信息系统的医疗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因此,美国的医疗机构要想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得到资金支持,使用标准化的信息系统是唯一的方法。我们认为这是推广医学术语和公共标准应用的最佳方法,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只有提供资金支持,才能鼓励标准的应用,这是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不管是中国的医疗体制还是美国的医疗体制,也不管是私人医疗保险支付还是政府预算投入,医疗保健服务都是需要付费的。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效率,但更高的效率不一定能够获得更高的效益。沃尔玛公司由于信息技术的采用,降低了成本,增加了利润。而医疗卫生机构采用信息技术,尽管同样可以降低成本,但不可能获得更高的利润和回报。因为政府预算会由于医疗机构成本的降低,而减少对医疗机构的支付,同时也没有人为医疗机构的信息化投入埋单。医院也是一个经营机构,也是一门生意(Business),既然信息技术不能帮助医疗机构获得更多的收益,政府和保险公司对于技术和标准的采用也没有鼓励政策,那么医疗机构对于采用新技术的动力就不那么强烈。
这时,如果政府和行业协会承担起自己的责任,那么情况就会完全改变。医疗机构就会认识到标准化信息技术的应用,既可以提高医疗服务的水平和质量,降低差错,提高效率;又可以从政府或行业协会得到信息化建设投入的补偿。政府的角色就是要承担起责任,创造这样的环境,鼓励和推动医疗机构和从业人员对于新技术和标准的应用。
记者:中国的医院有很多特殊的问题,当院长拥有同样资金的时候,可能更希望购买一套医疗设备,而不是建设信息系统。
Lieber先生:其实这样的问题在美国也同样存在。美国看病所需要的费用非常高,医疗仪器和诊断设备的采用可以很快获得经济收入,但IT系统则不能,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要对信息技术采用提供资助的原因。CT、核磁等新技术设备,的确可以提高医疗质量,但同时也会推高了医疗价格。如果对这种状况不加以控制,那么患者在一家医院做完核磁检查,再到另一家医院看病时,如果影像不能传过来,他就需要做第二次检查。这不仅对患者身体会有很大伤害,而且患者还要付双倍的费用。不仅如此,这对于政府来说也非常不利,因为政府也要为相同的检查支付两次费用。但通过建立信息系统,第一家医院将影像传到第二家医院,那么政府就可以省去第二次检查的费用,不过要让政府明白这一点却是非常不容易的。
保险公司的介入确实可以限制第二次检查的发生,如果一家医院的影像可以便捷地传送到另一家医院,那么保险公司肯定会对第二次检查加以限制。但问题是现在的医院之间还没有实现互联互通,没有实现信息交互,保险公司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控制。另外,保险的购买者也会抵触,因为他们认为保险公司应该保证患者得到应有的医疗服务,而这种限制是在控制他们应做的检查。所以对于患者的教育也非常重要,要让患者明白这不是在阻止患者就医,而是让患者做合适的检查,减少重复检查,减少支出。
医疗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效率,改善医疗水平。但是要想使信息技术控制医疗费用的支出,必须要在其他政策改革的配合下才能够实现,这其中报销政策的改革就是非常重要一环。因为患者会无条件地接收医生建议的任何一项检查和药物,只有报销制度规定了什么情况可以报销,什么情况就是过度医疗,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增长,这是一个很大挑战。
记者:最后能否请您对中国的医疗信息化同仁提出一些建议。
Lieber先生:我衷心的希望通过贵刊向中国医疗卫生信息化的同行转达:任何一个医院都会说自己和其他医院不一样,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全世界每个医院的最基本需求、最基本业务,最基本实践都是一样的。尽管各种信息系统在每家医院的使用范围和程度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使用的LIS、PACS、CPOE、护理系统、临床决策系统就其本身来说都是非常相似的。不管在中东、欧洲、北美、还是在中国,全世界的专家和同行都在讨论同样的话题。我们讨论流程的重要性,讨论技术是方法而不是目的,讨论技术要和流程相匹配。因此,不管哪个国家,何种医疗体系,我们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也是非常相似的。因此,我要告诉你们,中国当前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也是全世界每个国家、每个医疗信息化管理人员都同样遇到的,在应对困难和迎接挑战的过程中,你们并不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