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启蒙叙事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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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五四时期女性解放话语的影响下，不少年轻女性以“娜拉”为楷模，纷纷走出传统家庭，其中的一些闯入了文学创作领域，如庐隐、石评梅和白薇等。这些女性作家不仅通过作品，而且通过生活和事业，贡献出了由女性自己来书写的“娜拉”故事，藉此打破男性作为叙述者的绝对主体性，同时发声于主导性的五四启蒙叙事及其认知权力体制之外。

关键词：启蒙；娜拉；女性作家；性别书写

一

作为五四启蒙话语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个性解放与女性解放，对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而挪威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及其笔下“娜拉”形象的被译介到中国，在五四前后发挥了特殊的推动作用。早在1925年，茅盾就对此深有感触，他这样论述易卜生的影响：

易卜生和我国近年来震动全国的“新文化运动”是有一种非同等闲的关系，六七年前，《新青年》出‘易卜生专号’，曾把这位北欧大文学家作为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思想……等等新运动的象征。那时候易卜生，这个名儿萦绕于青年的胸中，传述于青年的口头，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思和列宁。总而言之，易卜生在中国是经过一次大吹大擂的介绍的。{1}

而陈望道在1926年也论及这股文艺风潮的影响。{2}的确，在1918年6月《新青年》杂志推出精心设计的“易卜生专号”，刊载胡适、罗家伦合译的《娜拉》（即《玩偶之家》）三幕剧以及胡适撰写的《易卜生主义》等文之后，那个“砰的一响”的关大门声极大震动了当时中国的知识青年。娜拉毅然离家出走的影子迅速风行全国，成为了集中多重含义的精神楷模与典范。藉由这个典范，五四知识分子找到了思想启蒙的兴奋点和“人的发现”的突破口；女性解放的讨论，在各种大众媒体中进一步展开。很多女青年也以娜拉为榜样，为自己挣脱家庭锁链的行动辩护，“到处有人在家庭里真的做了‘娜拉’”③。在中国的接受语境中，“娜拉”负载了个性解放与女性解放的双重诉求，同时与反抗礼教、重估传统、伦理重建、社会流动、自由恋爱、现代日常生活等有效地关联起来，从一个侧面呈现出五四启蒙的“全息图像”。

五四时期女性解放话语主要还是由男性知识分子所主导的，这一点从关于“娜拉”的征引和讨论中就能看出来。{1}男性知识分子借助于“娜拉”故事，自传式地讲述了他们从传统的家庭－宗族共同体中走出，寻找自由空间的经历。既确证了选择的合法性，又表达了他们在世俗生活上的文化和伦理立场，以及对于国家－社会的合理化设计。所以，流行一时的“娜拉”出走叙事，不仅指示着个人出路的安排，还牵涉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询唤（interpellation）机制。{2}

在五四时期女性解放话语的影响下，不少年轻女性以“娜拉”为楷模，纷纷走出传统家庭，依凭着“我是我自己的”的确信，寻求新的生活。其中的一些闯入了文学创作领域。这些女性作家不仅通过作品（works），而且通过生活（lives）和事业（lifework），贡献出了由女性自己来书写的“娜拉”故事。本文以庐隐（1898-1934）和白薇（1894-1987）为例，讨论1920年代女性作家的性别书写。我特别关注的是，这些书写与主导性的五四启蒙叙事及其认知权力体制构成了怎样的关系。

二

庐隐，原名黄淑仪，1919至1922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文学研究会成立时，还是一个女大学生的她，是出席成立大会的唯一女性。1921年发表小说《海洋里底一出惨剧》后，危机重重的“海洋”成为她文学世界中一个时常浮现的意象或者隐喻。庐隐创作了一批以新女性的爱情和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写作和发表不仅成为她谋生与独立的重要手段，更重要的是，通过写作的形式，她也在探索女性如何发声同时介入公共性的争辩。

写于1922年的《或人的悲哀》，采用了第一人称书信体的形式。亚侠在给朋友KY的信里，不断诉说着年轻女性对人生的共同迷惘。亚侠曾经想留学、想投身作革命党，都被家庭阻止。她和朋友眼见知识青年“起初大家十分爱恋的定婚，后来大家又十分憎恶的离起婚来”，感到“人事是作戏，就是神圣的爱情，也是靠不住的”，决定实行“游戏人间的主义”。她拒绝了男青年们的追求，但又觉得异常内疚，因此疾病缠身。最终在对于“自身的究竟”的困惑中，跳湖自尽。③亚侠的苦闷和感伤，在庐隐的小说中一再复现。正如茅盾在《庐隐论》中所说：

《丽石的日记》中的主人公丽石，《彷徨》的主人公秋心，《海滨故人》中的主人公露沙，可说都是亚侠的化身，也就是庐隐自己的“现身说法”。……这也反映着五四时代觉悟的女子——从狭的笼里初出来的一部分女子的宇宙观和人生观。{4}

虽然茅盾不满意“她的作品就在这一点上停滞”，而认为如果庐隐继续向革命性的社会题材努力，不会没有进步。但茅盾毕竟敏锐地觉察到庐隐作品对于理解“五四时代觉悟的女子”具有特殊意义。正是通过庐隐的书写，“我们看见一些‘追求人生意义’的热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们在书中苦闷地徘徊，我们又看见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们在书中叫着‘自我发展’，可是他们的脆弱的心灵却又动辄多所顾忌”{5}。这里的“青年们”首先就是那些被五四启蒙叙事激起了热情的女性们。

与男性作家笔下自信乐观、勇敢决绝的新女性不同，在庐隐的文学世界里，她更多关注“自我发展”的现性对新女性生活的深刻影响，对于自由恋爱、新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空间的实际可能，时时发出质疑。《丽石的日记》中，女主人公丽石在同恋中寻找安慰，这样的“越轨”不为社会所容。她爱恋的对象沅青嫁给了表兄，这令丽石痛苦不堪：“我不恨别的，只恨上帝造人，为什么不一视同仁，分什么男和女……我更不幸，为什么要爱沅青！”{1}僭越性别界限而终于未获成功的故事，预示了规范化的“女性解放”本身的限度，同时再度印证了等级状态的“自然性”的力道。而更让新女性困扰的，则是自由恋爱、结成婚姻以后的处境：从原来“闲时只爱读《离骚》，吟诗词”，到现在“拈笔在手，写不成三行两语，陡然想起锅里的鸡子，熟了没有”；而且面临更重的担子——抚养孩子，终于意识到“什么服务社会？什么经济独立？不都是为了爱情的果而抛弃吗”。回想前尘之际，“伊”不免感叹：“豪放的性情，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变了，独立苍茫的气概，不知何时悄悄地逃了。”{2}当新女性的生存遭遇到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撞击之后，由此发现了主导性女性解放话语的根本没有顾及的“革命的第二天”的那些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