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中的抗争:《归途列车》叙事策略与文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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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叙事和文化两个层面对纪录片《归途列车》进行分析。一方面从电影化语言角度，对影片中的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自我三方面构成的“压力与对抗”叙事模式进行分析，并指出这种行为模式促成了影片的叙事动力；另一方面从文化角度，对于影片叙事的文化意义进行分析与阐释，认为叙事结构与文化意义的完满结合形成了影片的张力。

［关键词］ 纪录片；《归途列车》；叙事策略；文化批评

《归途列车》（2010年）是加拿大华裔范立欣执导的第一部纪录长片，影片以农民打工族张昌华一家人的命运为主线，以农民工“春节返乡”为现实背景，真实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活在现代社会底层打工族的生存境遇。历时三年多的跟踪拍摄，作者敏锐捕捉并记录了这些平凡人物生活中的典型场面、曲折经历与复杂情感；同时在叙事上也进行了一番雕琢，使影片不仅具有视觉冲击力和情感震撼力，更凸显了纪录片叙事的张力与魅力。

纪录片强调真实，但是并不反对叙事。纪录片的叙事就是“制作者把现实的片段组织成有意义的形式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尽管纪录片表现内容是真实的，但是纪录片的组织形式却是经过选择、提炼、加工与重组，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纪录片的叙事机制不仅包括以影像内容为意义中介的表层系统，还包括叙事行为与结构的深层系统，体现了创作者的叙述逻辑和论证过程，它们共同构成了影片的意义。钟大年、雷建军将纪录片叙事模式分为三种：主体模式――天使与魔鬼；行为模式――压力与抗争；关系模式――冲突与和解。笔者认为《归途列车》的成功恰恰在于采用了这种“压力与抗争”的叙事行为模式。但是，它并非是作者对叙事情节的有意拼凑，而是在顺应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自我矛盾冲突自然发展基础上的有机组织与整合，它与影片的叙事结构、故事冲突及其文化意义的完满契合。

一、人与环境的矛盾与抗争：技术异化中群体的对抗与顺从

纪录片具有返身观照功能，它通过对现实社会的折射或人类命运的观照，唤起观众运用社会经验进行思考。作为反映社会问题的纪录片，《归途列车》对于环境的选择与提炼颇具深意。创作者通过再现和表现等方式强调了人的生存境遇，为观众情感投入提供了真实的情境；为主体的行动选择提供了动因，加深观众对主题的升华和意义的理解。

为了真实表达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影片着力刻画了三种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这些典型环境的选取是负载了创作者价值判断的主观环境与客观环境的统一，为人物性格形成的内在逻辑和人与环境冲突对抗辩证统一过程提供论证基础，增强了影片的叙事动力。

影片反映的社会大环境是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城市。作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城市，广州不仅是世界产品加工的集散地，也是农民工“下海淘金”的聚集地。在快节奏与高强度的压力中，雇佣、竞争、金钱、制度、权力关系密切交织，构成了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是现代社会的缩影。影片通过嘈杂的车间、狭窄的住所、拥挤的车站、混杂的车厢等空间环境的铺陈与对比表现了当下农民工真实的生存境遇。为了增加叙事的内蕴力量，创作者利用镜头语言建构人与环境的关系。或将人物置于偌大空间的边缘，或是被拥挤的空间所吞没，或是在冷静旁观中被注视，揭示了农民工在社会中的边缘地位以及他们对抗残酷现实的无能为力。在揭示社会环境与人的关系中，影片通过“春节返乡”这一特殊的迁徙景观，将农民工的命运交织于归家旅途的颠簸中，反映了弱势群体在社会现实中的压力与抗争。“春节返乡”是整个影片的叙事链，它串联起了故事情节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冲突；也是“归家”主题的表征。买票难―等车难―上车难―回家难―生存难等情节累积强化了矛盾冲突，大量固定长镜头的冷静注视放大了返乡农民工的表情、动作与心理，表现了他们在自然、社会、权力矛盾对抗中的无力与挣扎以及农民工在情感认同与身份归属中的艰难。车站是归家者临时的“中转站”，聚集了不同路径却有一个共同方向的人群，但是他们却共同遭遇“有家难回”的尴尬。“火车”是工业文明成果的标志，也是文化寓意的载体和社会发展的见证，在循环往复的旅途中，“回家难”的文化寓意不正隐喻工业文明社会中人类“无家可依”的现实困境吗？

在揭示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中，影片选择了三个典型环境：工业发展中环境急剧恶化的城市，城市化进程蔓延中的乡村，生态恶化下灾难频发的自然。对于前两者是在1 200公里距离的两个地理空间上展开，通过平行剪辑，强化了广州打工地和四川生存地这一对城乡之间的差异与关联。一边是高耸入云的烟囱、鳞次栉比的高楼、人头攒动的街巷、机器轰鸣的工厂为象征的现代文明笼罩下的发达都市；一边是青翠葱茏的田地、炊烟袅袅的农庄、悠远广阔的原野、安宁静谧的家园象征着传统文明浸润中的偏僻乡村。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与沿海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两者的对比不仅表现了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发展的差异，也凸显了工业文明技术理性主导下的社会失衡。技术进步既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但与此同时又加重了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恶化了人类生存环境。环境的外化隐含表现了作者对于技术异化的批判与反思。对比城市的喧嚣与躁动，作者采用了唯美手法表现乡村的宁静与淳朴，但是创作者并不是要执意回到贫穷愚昧的守旧，而是在对比中表达一缕叹惋的“乡愁”。因为在技术社会不断发展的链条中，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已然影响着这个偏僻的乡村。此外，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影片则采取了虚化的方式，将现实反思投射到“春节返乡”的灾难性事件中得以间接表达。

在揭示生活环境与人的关系中，影片对农民工生活环境的展示反衬了农民工在现实面前的压力与抗争。在巨大的城市“加工厂”中，多组写实镜头表现了打工族生产的场面。机械化大生产、嘈杂的环境、拥挤的空间、超负荷工作、最大化经济利益的追逐，工业文明技术理性的膨胀使得农民工不得不如同机器一样不知疲倦地工作。置身其中，创作者一面通过情感参与，投以同情的目光向在恶劣条件下工作的农民工致敬，同时又通过意义协商把审视的权利留给观众。正如福柯所认为的那样，现代社会权力无所不在。它不只包括统治技术（即个人在话语和实践中受他人统治并被客观化），还包括自我技术，“允许个人运用他自己的办法或借他人之帮助对自己的躯体、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施加某种影响，改变自我，以达到某种愉悦、纯洁、智慧或永恒状态的实践”。农民工的选择是迫于生计下的“自由选择”，忍受无非是为了“让自己生活更舒服一些”，低层次的生存需要已逐渐演变成了自我平衡的生存法则。作为社会价值的创造者，在由技术权力演变为经济权力的规训中，从思想到身体，他们已然变成了一个个快乐的顺从者，甚至是心甘情愿被技术异化的“牺牲品”。所以说，农民工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既是主动改变命运的开始，又是在经济与社会压力面前的无奈与抗争。这种困境是技术的，更是社会的。

二、人与人的矛盾与抗争：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疏离与裂变

人是纪录片表现主体，也是创作者情感倾注的对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纪录片的主要表现内容，更体现着创作者对社会价值的判断与追求。比尔•尼科尔森认为，“无论是从个人视角出发，还是从整个社会的视角出发，我们所要揭示的任何社会问题，包括权力与阶级，意识形态与政治，都要放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才能得到最强烈的展现”。所以对于该影片来说，我们不只要关注它表现了怎样的人际关系，更要关注它采用了怎样的方式去展现人际关系，这充分体现了创作者隐蔽的主观意图。

影片对于人物关系的呈现是采取多线式的明暗互织。其中家庭关系是主线，还有工人与雇主的关系、亲属关系、工友关系、朋友关系、军（警）民关系等，是社会关系的一个集合。在复杂关系的呈现中，影片同样采用了“压力与抗争”的叙事行为模式表现人与人之间矛盾交织的关系。

在社会关系中，父母与子女这对关系是整个影片矛盾冲突的焦点，也是农民工代际关系的典型体现。对于这一社会问题的关注不仅表达了创作者的人文情怀，也表达了记录人道德感中的深深忧虑。外出打工16年，张家夫妇不辞辛苦一心挣钱以供孩子读书，为使其改变命运而获得幸福，但是长此以往却与孩子之间产生心灵上的隔阂，处于青春期的女儿采取极端反叛的方式辍学打工，打碎了父母苦心经营的梦想。父母城市辛苦做工与故乡孩童孤独留守；父母牵挂不安与女儿的冷漠不解；父母的苦心劝解与女儿的叛逆出逃等情节上的对比，将农民工与子女两代人的矛盾逐渐累积，最后通过团圆之夜“父女扭打”使这一戏剧性冲突达到高潮，意味着传统“家长制的权威”终因女儿的反叛而遭到颠覆。可以说，农民工及其子女都是社会压力的承担者与对抗者；在家庭内部，他们又是这种“压力与对抗关系”的传递者与延伸者。“压力与抗争”双向叙事模式加强了人物间的关系表现，使影片的内在节奏和外在节奏得到统一。此外，作者还以家庭关系裂变作为主要线索，将审视的目光触入社会深层，对于农民工外出迁移引起的劳动力流失问题、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留守老人照顾问题、留守儿童责任归属问题等都进行了观照。因为这些问题不只牵涉到千万个农村家庭，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反之，它又重新形成了新的压力影响着社会关系和人的生存。

在家庭关系中，张昌华夫妻与女儿这对矛盾关系也以“压力与抗争”模式呈现，象征着现代家庭关系的危机。影片通过夫妻间的交流对话、朋友间的自然流露、拜神祭祖中的诉说等细节交代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疏离，表现了张家夫妻与子女日渐加深的心灵鸿沟，反思了物质富足取代不了精神与情感上贫乏这一社会现实。这一危机的爆发暗含着农业社会以血缘、亲情所维系的传统家庭伦理关系的土崩瓦解，也预示着“子一代”对父辈价值观的否定，取而代之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疏离。在此，摄像机既是一个静默的旁观者，又是一个静默的倾听者，也是一个主动的介入者。它向观众暗示了作者的在场，也暗示了作者的情感参与。

在多重社会关系展现上，影片也采用了这种“压力与抗争”的叙事行为模式，形成了裂变的“复调”。雇主和员工之间的关系是人际关系恶化的暗线。张家夫妻的打工命运、旅客的亲身经历以及酒吧员工的口号，从微观角度揭示了现实社会中的不平等关系，放大了被物化的深层社会关系，改变着人的生活情状。同样，倒票者与买票者之间的冲突关系标示着利益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造成的恶化；维持秩序的军人（警察）与民工之间的冲突关系标示着权力使人与人之间产生的信任危机；拥挤中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标示着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借助于纪录片这一“生存之镜”，作者反思了现代社会中被异化了的社会关系。这种无形的意识形态渗透于悲喜交织的生活中，不仅异化了在社会关系生存中的主体，而且使农民工作为一个社会阶层逐渐接纳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了自己的位置，成为一种宿命。

三、人与自我的矛盾与抗争：价值观嬗变中自我的迷失与找寻

对于创作者来说，纪录片对于人物心理冲突的把握是一个挑战，因为在拍摄中一切是不可预知的。但是《归途列车》的巧妙恰恰在于创作者敏锐捕捉了人物内心细微的情感动态变化，通过适当的形式将之外化，塑造了圆形人物；同时又通过价值观嬗变中自我的迷失与找寻，强化了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增强了叙事张力。

张琴是三个身份的集合体：留守儿童、孩子、自我，她的角色塑造最为鲜明生动。在社会身份中，张琴是留守儿童的典型代表。时间的距离使留守儿童与父母依靠血亲维系的情感关系逐渐冷漠，家庭温暖的缺失又使青春期的留守儿童有着格外的叛逆，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孤独和扭曲的。影片通过事件细节、对话细节、行动细节、心理细节等丰富层次，展现了留守儿童内心情感的矛盾与挣扎。张琴不喜欢家乡，因为家始终是个“伤心的地方”；不喜欢见到父母，因为父母只是为了挣钱；不喜欢父母为她设计一切，因为在父母面前没有自我甚至尊严；不喜欢上学，因为不喜欢被关在“笼子里”而渴望到外面寻找自己的世界；不喜欢一成不变地固守，因为“自由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从对父母的言行的逆反到弃学离家的打工行为，与其说张琴的反叛是青春期的症候不如说是在社会和家庭双重压力下成长的畸形对抗。在家庭身份中，张琴代表了现代价值观念影响下的“子一代”。在传统的伦理关系中，父亲的权威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因为一个“老子”， 张琴与父亲发生了冲突。这既表现了张琴内心反叛对传统权威的一种挑战，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父一辈与子一辈价值观的断裂，它暗示了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关系的式微。在自我角色中，张琴代表了在迷茫中找寻的一代。“我是我自己的”，她渴望能够主宰自己，并试图实现自身的主体性；但是又迷失了自己，因为她不知道自己是谁，亦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在花花世界的诱惑中，她用“出走”实现“解脱”，用“找寻自由与快乐”作为自己的人生箴言，用“没有钱是不行的”作为自己追求的生活信念。影片典型选取了她两次打工经历。第一次，她在叛逃中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与快乐；第二次与家庭彻底决裂后，她在“灯红酒绿”中放逐自己被压抑的青春。从经济上的自由到物质上的自由，从精神上的渴望再到身体上的渴望，张琴的一次次细微变化正体现了被压抑者的反叛。当她在音乐中激烈的舞动以宣泄内心情绪，这种“自恋式的狂欢”是“子一代”的青春蜕变，也是别样的“成人礼”，记录了“子一代”在个体自我找寻过程中的痛苦与迷失。

影片中所刻画的另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人物就是妻子陈素琴。在社会身份中，她是一个女性农民工。激烈的竞争使她承受着更多的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压力，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终将被这个“效率为基准”“利益至上”的大潮所淘汰，她的命运也是生活无保障的农民工的人生境遇。在家庭身份中，她承担着母亲、妻子和女儿的多重角色，对于多年外出打工，无暇照顾孩子所导致的家庭变故使她感到自责。人到中年，她在犹豫中挣扎、在自省中放弃，最终又重新回到命定的位置上。这不仅表现了一个中年女性的焦虑，也记录了她对于自身命运无奈抗争的过程，更是一个活在集体群像中女性命运的真实写照。

影片结尾并没有停留于张昌华远去的背影，而是将镜头重新投射到那些源源不断的农民工大军中，创作者没有进行任何主观判断或给出既定结论，而是将这种“压力与对抗”的内蕴张力继续展现在屏幕上，把思考的权力与想象的空间留给观众。

四、结 语

范立欣说：“无论是故事片，还是纪录片，都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讲好一个故事。过去中国纪录片里，导演会把很多解说词放到里面，故事性弱一点，而西方更注重讲一个故事，让观众和这个故事里的主角产生情感关联。” 的确，影片通过主人公行动与抉择的矛盾呈现，揭示了人在生活中的挣扎过程，引起了观众的情感共鸣。正如伯纳德在《纪录片也要讲故事》中所认为的，纪录片与观众造成情感冲击的一个有效方式就是“要展示，而不是讲述”，影片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使观众积极跟随事件曲线的发展而深化了主题表达。作为一种结构，叙事模式本身既是形式也是意义。所以说，影片的创作者不仅通过冷静客观的视角完成了对社会的审视与批判，同时也通过主观介入，带领观众进行了自身的审视、自我的批判与自我的思考。

注释：

① 钟大年、雷建军：《纪录片：影像意义系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页。

②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邸―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

③ 杨猛：《纪录片里看懂中国：农民工在归途列车上迷途》，.cn/c/sd/2010-04-19/095620104129_3.shtml，2010-04-19。

［作者简介］ 国玉霞（1975― ），女，辽宁大连人，沈阳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2009级在读硕士，沈阳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实验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艺术与传播；白矗1982― ），男，辽宁沈阳人，沈阳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2009级在读硕士，沈阳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实验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艺术与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