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坦:关键词中的艺术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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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关键词’对于社会上的人们来说，是关于某种社会存在的经验表述。首先，‘关键词’是在价值判断上重要的词。比如说被许多中国人选为‘关键词’的‘父母’；第二，是和许多社会事务关系密切的词，这样的词犹如处在十字路口上，和每个方向上的发生的事情都有关联，比如‘公务员’，说者并不一定认为这个词对自己很重要，而是认为它和很多社会事务有关，所以对于有关的语词网络来说，它很重要。”
从2005年起开始着手实施的“关键词”艺术项目，最初的灵感源于徐坦在印尼的一段经历。当年年底，徐坦来到刚刚经历过大海啸的印尼，当时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在谈论一个词“幸存”（survive），徐坦便将这个词标记为第一个“关键词”。他一开始的计划是为中国的当代生活找到100个关键词：“（这100个词应该是）人们习以为常却又性命攸关，不理解它你就无法完成在中国基本的社会生存。”到2011举办于深圳OCT举办的“可能的语词游戏—徐坦语言工作室”展览作为“关键词”之旅的最后一站。在6的时间里，徐坦几乎在世界各地都举办过和“关键词”有关的、不同形式的活动。如在上海、印度尼西亚、奥地利等地寻找“关键词”的谈话项目中，徐坦就以面对面的方式与不同群体和个人进行对谈，并对这些谈话进行录音和录像。在访谈结束后，艺术家开始反复琢磨这些录音，并用理性分析的方式从这些看似漫无边际的谈话中撷取他认为对当下中国有着特殊意义的“关键词”，并对这些“关键词”的语境、指涉和深层含义作进一步的探究。在谈到寻找“关键词”的具体方法时，徐坦说到：“我想用这样一种‘类人类学’的方式，了解当代中国人具体在想什么，真正属于中国的词汇是什么。用人们正在运用的语言，来看待今天中国真正在发生的事情。首先（我）要选择出最基本的、或者说最普通的关键词，我会把每句话看成一个结构，并在结构中确定1到2个重点词，并将它作为‘普通关键词’提取出来。而在一个采访中，‘普通关键词’一般都会有数百之多。我确定的这些‘普通关键词’多数为名词和动词，少数为形容词和副词，之后我会再用4种方式对这些‘普通关键词’进行分析：
1．根据频率，即被提及频率高的普通关键词。
2．根据敏感度，即在社会或者环境中很敏感的词。
3．根据流行度，即虽然在采访中提及次数不多，而在社会、媒体和网络中流行的词；通过网络—谷歌和百度，我们可以看到它们被使用的程度。
4．“不在场”，即只在访谈中偶然被提及，但我认为很重要，而大家忽略或者避开的词。
在对每一个采访记录分析后，我们就有了4大类（不包括普通）的‘关键词’，之后将所有人的4类词集中起来，就得到了129个关键词。我们用这129个词编辑了《徐坦：关键词词典》。同时也开启了‘关键词网站’：.”
徐坦所最终提取出的“关键词”涉及到我们生活中很多最熟悉的书面或口语词汇。如“下岗”一词，在用它替换掉“失业”的称谓后，其背后深刻的时代背景与意识形态想要掩盖的东西，也在词语的转换间浮现出来了；而“肾亏”等词汇在“改革开放”之前是只会出现在医院里的，如今却街知巷闻，它除了表示某种生理疾患之外，更将时代所带给群体精神的暗示性变迁凸显了出来；类似的例子还有“丽江”，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它已不仅只是云南一处山清水秀小城的名称，还会连带出旅游和度假等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意向；而很多本无性格的名词，如地名“张江”等，对于当地人来说却有着相当丰富的内涵。这些词汇在语义范畴之外，又从各自身处的社会语境中、从不同的个体身上回馈出具有共性或绝对差异性的复杂的含义来。而除了对谈与寻找“关键词”之外，徐坦还在广州、香港、青岛、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美国的三藩市等地开办“关键词”学校。在2009年这所“关键词学校”甚至还开到了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展。但这些以不同的形式与社会发生关系的“关键词”项目最终将通向何处？纷繁复杂的“关键词”在不断变化的语词环境中，是否能得到一个最终确切的结论？这些却并不在徐坦的预设之中，他只是更强调“关键词”项目并非是纯粹语言学或社会学的考察项目，而是一个艺术项目，在讨论的过程中参与者与艺术家已经共同促成了一种艺术延续发展的可能性—“关键词”不一定能够提供出有关社会学的专业知识，但它们能够显示给社会一些值得注意的词汇，这些词和一些重要的社会意识（个人的或者集体的）联系紧密。另外，当人们注意这些词时，能够觉察和了解到某些发生在专业社会知识领域内与领域之间的空间里，所不能被关注到的社会的意识活动。
最后，在谈到自己所期望的艺术时，徐坦说到：“我把工作变成一个开放的未来的状况—我形容它像一条河，在河流里，工作生存是合一的，河流一直往前流，不断地有碎片式的视觉艺术意义的‘结晶物’被抛到两岸，可以感觉到一些关于这条河的情况，这是我对艺术的一个愿望……我希望作品的过程，是一个调查和研究的过程，是一个对自己生存的社会做出中肯的了解和思考，而不是做出一件“酷”物件等着被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