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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经济学视角的“蚁族”现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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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蚁族”是近年来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兴弱势群体,他们作为“理性经济人”,已充分认识到学历对于就业的影响,除此之外,流动所耗费生活成本、心理成本也日益增大,将上述因素纳入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从主观层面阐明了“蚁族”选择流向大城市的原委。同时,“蚁族”是当前社会发展、经济转型的产物,我国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的现状是其存在的客观原因。

关键词:“蚁族”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 产业结构 劳动力结构

一、引言

“蚁族”是80后组成的一个庞大群体――“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其定义在广义上是指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乡结合部的大学毕业生。“蚁族”存在于“青年农民工”、“流动人口”、“校漂族”之中,伴随着我国持续多年的大学扩招,在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依旧有众多毕业生向往大城市。“蚁族”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和大连等直辖市与经济发达地区,根据官方统计数据,目前全国各大城市的“蚁族”总人数约为300万人;在北京的大学毕业生聚居村中,超过85%的人为外地户口。

“蚁族”中的大多数处于生存以上,生活以下的状态。但有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当“蚁族”在大城市中挣扎时,中国近几年却频频地出现“用工荒”,东部劳动密集型企业处于旧人流失、新人难招的尴尬境地。

随着“十二五”规划的制定实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成为焦点,“蚁族”现象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本文力图从经济学角度对该现象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在国外,Peter D.Hart Research Associates(彼得・哈特研究公司,美国的一家专业研究机构)根据对“蚁族”从1999年至2009年的跟踪调查,了题为“Young Workers――A Lost Decade”(《青年打工者――迷失的十年》)的报告,涉及该群体生活的诸多方面,如就业、收入、医疗保险、家庭生活等,报告显示“蚁族”总体心理健康水平低,面临较高生存压力。

近年来,国内“蚁族”现象逐渐引起了相关机构和学者的重视。阳玉平(2009)指出,“蚁族”存在的原因,在于高校扩招、就业观念狭隘、相关法律缺失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改革教育体制、鼓励毕业生到地方就业、改善“蚁族”居住条件等方面的建议。钱晶(2010)从择业观的角度对“蚁族”现象进行分析,认为“蚁族”主要是由于缺乏对职业生涯规划的认知、高校人才培养结构不合理以及大学扩招造成的就业压力等因素所导致。为此,应实现个人就业观念、家庭教育观念和高校教育理念的转变。吴克明(2010)认为,“蚁族”现象是大学毕业生在收入低、房价高的“推力”和大城市潜在就业机会、消费收益等“引力”因素共同作用下自主选择的结果。减少“蚁族”现象的思路在于提高大学毕业生收入、降低房价、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中小城镇就业。周健、陈梦蝶(2011)根据对聚集于武汉市洪山区的部分大学毕业生的调查,从经济学的角度剖析武汉市洪山区“蚁族”现象形成的原因,从政府、法律制度、学校和大学生自身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蚁族”问题更多的是从“蚁族”思想、心理及其带来的相关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说明,缺乏量化意义上的研究,难以精确地挖掘“蚁族”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因此,本文利用经济模型与实证数据对其进行主客观两个层面的探讨,以期得到有借鉴意义的结论。

三、“蚁族”现象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主观原因分析――基于修正的托达罗模型

由于工作岗位与所学专业的普遍不匹配,就业市场的“跳槽率”居高不下,“蚁族”不得不处于流动状态。伴随大学生毕业人数的上升与就业岗位竞争形势的趋紧,将会有更多的毕业生加入到流动之列――尤其是在大城市的流动。

中国已经进入了学历社会,学历、证书成为就业的必要条件。如今城市里凡是较为正规的部门,在招聘要求中必然会考虑到应聘的学历。在此根据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的教育信号理论,求职者的就业概率π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学历的影响,因此在托达罗模型的就业概率公式中引入有关学历f(i)这个因素。

同时,“蚁族”是“理性经济人”,他们会理性计算自己的利益得失。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除了城乡预期收入或者两个城市预期收入的差距外,他们在城市寻找心仪工作的生活成本、心理成本、与搬迁成本都是必要的考虑因素。在生活成本方面,特别是在某些大城市中较高的物价以及高房屋租金,生活成本一个月高达一千元。心理成本方面,来自外地的人普遍感觉到自己受到歧视待遇,部分生活习惯的不同和文化差异也使他们难以接受。在搬迁成本方面,除了从农村或者一个城市搬迁到另外一个城市所需要的交通费用,“蚁族”居无定所,他们在一个城市中处于不断转移的状态,因此城内搬迁费用也是一个需要纳入模型的因素。

综上所述,适合于“蚁族”的人口流动模型如下所示:

(1)

(2)

其中,M是流动人口数量,d是两地预期收入差异,w表示城市实际工资率,π表示就业概率,r表示农村或城市2平均实际收入。式(1)表示,劳动者从农村或者城市2迁入城市1的动机主要决定于两地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1的人口越多。式(2)说明,预期收入按照两地工作之间的实际收入差异和一个流动者获得一份城市工作的可能性来衡量。

在任一时期,流动者在城市1找到工作的概率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各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二是城市1失业人数,三是流动者的受教育程度,用公式表示为

(3)

在这个公式中,δ表示各部门工作岗位的创造率,G表示城市1总就业人数,S表示城市1的总劳动力规模。所以,δG表示各个部门在某一时期创造的工作岗位,S与G之差表示城市1在该期的失业人数与流动人口数量之和。

需要指出的是,各部门工作岗位的创造率δ等于城市1总产出增长率θ减去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σ,即

δ=θ-σ (4)

f(i)是表示流动者受教育年限α占教育总体年限A之比的函数,其具体形式如下

f(i)=(5)

绝大多数流动者是16到29岁的青少年,他们往往需要许多时间才能找到心仪的工作,另外,城市的开放程度的提高与流动人口打工所得的积累,也增加了他们的城市生活能力,其在城市生活的时间逐渐延长。因此再考虑多个阶段的情况,设V(O)代表流动者计划期内预期两地收入差异的净贴现值,Yu(t)、Yr(t)分别代表t期城市1和农村(或城市2)的实际工资率,n表示计划范围内的时期数,r表示贴现率。于是,一个流动者在城市1找到工作以前的n期净收入贴现值公式可以表示如下

(6)

在这个公式中,C1、C2、C3分别生活成本、心理成本和交通成本。p(t)表示一个流动者在t期中获得心仪工作的概率。p(t)和π(t)的关系如以下公式所示

(7)

在这里

(8)

从以上就业概率公式中可知,假设实际收入Yu(t)、Yr(t)不变,那么,一个流动者在城市1的工作的预期收入就取决于他在城市1中居住时间和他的学历。如果他的在城市1居住时间越长,他获得心仪工作的机会就越大,因而他的预期收入就越高。或者他相对同一类部门的人而言,学历越高,就能越快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

这就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些青少年虽然知道进入一个城市1之后不会很快找到心仪的工作,但仍然愿意流入城市中甘当失业大军的一员,因为他们认为在城市1的预期收入比原来的收入高。

最后,人口流动规模是两地收入差异贴现净值的函数,即

M=F[V(O)]F′>0 (9)

若V(O)>0,则流动者愿意流入城市1,城市1净流入人口就增加;若V(O)<0,则流动者不愿意流入城市1,城市1的净流入人口就会减少。

从以上模型可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与城镇相比,可以为“蚁族”提供更为优厚的待遇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蚁族”对大城市收入的期望值更高。另一方面,“蚁族”受教育程度较高,使他们认为在城市寻找到心仪工作的几率更大。

但是纵观大部分“蚁族”的生存现状,他们对大城市的预期过高。2006 年教育部高校学生司负责人把大学生定位为普通劳动者,去精英化下的高等教育使越来越多的毕业生沦为“蚁族”。同时,房价居高不下,房租大幅上涨,使“蚁族”的负担更为沉重。

(二)客观原因分析――基于我国东部的三次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

由于“蚁族”主要聚居在沿海发达城市,因此本文选取东部三次产业所对应的劳动力群体为分析的切入口,研究三次产业的科技水平对该产业所需劳动力群体的影响。产业的不同技术水平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不同,进而对应的劳动力群体不同。劳动力的素质主要体现在其受教育年限上,三次产业的技术水平以R&D水平来衡量。

在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计算方面,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计算得到中国东部就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用LE表示,见表1。

在东部三次产业的技术水平计算方面,以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投入为指标,R&D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包括人类文化和社会知识的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国际上通常采用R&D活动的规模和强度指标反映一国的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一个企业的R&D水平则体现着一个企业的竞争力。综合上述几点,以东部的R&D在三次产业中的投入水平衡量东部三次产业的科技水平是合理的。用T表示三次产业的R&D,所得数据如下表1所示: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历年数据计算而得

以上可见,1996年至2009年期间,中国东部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7.71年上升至9.20年,即对应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由“小学-初中”水平提高到“初中-高中”水平。虽然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有所提高,但目前大学毕业生显然还不是东部地区所需的劳动力主体,因此形成了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错位。这在客观层面解释了为何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与“供过于求”的现象能够并存。

为了考察R&D变动百分比对其所对应的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影响程度,将模型设为水平值-对数模型,构建回归方程:

LE=b0+b1lnT+ε(10)

利用STATA11软件对LE和lnT进行线性回归,得到

由上述结果可以知道,回归方程为LE=1.208+0.458lnT,其拟合优度很好,且系数的t检验值均很高,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变量lnT通过t检验。

当R&D投入每增加10%,则预计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会增加0.0458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1996-2009年中国东部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总和如下表第一列所示;若要求每位就业人员的受教育年限增加0.0458年,则每年增加的受教育年限总和=就业人员总和*0.0458,结果如下表第二列所示;若目前每位就业人员都是初中毕业即受教育年限为9年,再增加7年的教育即是大学毕业生,那么每年增加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数目=受教育年限总和/7,如下表第三列所示: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计算而得

由计算结果可知,仅2009年,中国东部的R&D投入增加10%,就使该年至少可以增加大学生就业人数为201.155万人,从而解决了部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同时也缓解了“用工荒”的问题。就中国目前情况而言,“用工荒”主要集中在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建筑装饰、电子电器、玩具、小型制鞋、五金、纸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国企业的技术更新和升级力度,慢于职业教育和大学生供给的增速;同时由于中国城市化速度严重滞后于工业化速度,在人口转型与经济转轨过程中,整个社会提供的“升级岗位”出现了短缺,并由此阻延了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城市手工业、餐饮业、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蚁族”在大城市中只能谋到较为低端的工作。

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总书记提出“五个坚持”对加快经济转变方式做明确部署,其中,他指出,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支撑。增加R&D投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实现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有利于使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供给结构协调适应。

四、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形成“蚁族”现象的主观因素主要是就业观狭隘,认为学历较高在就业上存在较大优势;对大城市预期收入高。客观原因主要是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错位,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偏低。为缓解“蚁族”当前的状况,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

针对“蚁族”低下的生活现状,应提高中低端岗位的社会保障力度,为中低端岗位从业者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和提升空间。可在“蚁族”聚居地建立社区服务站,提供心理咨询、职业技能培训等服务。社区服务站可以成为依托共青团、妇联以及其他民间组织的公益性机构,帮助“蚁族”自我管理、自我调适,缓解心理压力,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

另外,建立健全户籍、人事等制度,在户籍制度的改革中要特别重视由户籍制度带来的深层身份问题、就业问题和公平的公民待遇问题,减少对流动劳动力的政策性歧视;采取积极措施控制房价、房租上涨,增强低收入群体的基本住房保障。

(二)改造提升制造业、服务业,加速经济的转型进程

加大扶持中小企业和非公企业发展的力度,中小企业特别是处于低端产业的企业应坚持市场化运作,增加R&D投入,创新品牌。推进服务领域改革,推进服务业规模化经营,支持服务业企业品牌和网络建设,不断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培育壮大高技术服务业,加强信息服务,发展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互联网增值服务等科技支撑服务;引导住宿和餐饮业健康规范发展,支持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商贸流通企业。

(三)对高校学生的就业观念进行适度引导

要重视高校教育理念的改革,加强学生的择业认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可以利用舆论宣传和政策扶持,引导“蜗居”在大城市的“蚁族”走出去,鼓励青年人创业,鼓励高学历的毕业生扎根中小城镇、扎根基层、扎根西部发展自己。

(四)合理设置学科专业,加强校企合作

将大学毕业生市场需求情况作为专业设置、招生人数划定的参考标准,使学校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对接;高校可设置就业促进中心,充分利用学校与企业、科研单位等多种不同教学环境和教学资源以及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各自优势,加强学校、学生、企业之间的合作互动,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

参考文献:

[1] 阳玉平.我国“蚁族”之理性审视[J].社会科学家,2009.

[2] 吴克明.“蚁族”现象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大学生就业,2010.

[3] 钱晶.从“蚁族”现象看大学生的择业观[J].怀化学院学报,2010.

[4] 周健,陈梦蝶.基于经济学视角下武汉市洪山区“蚁族”现象分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5] 王文志.金融危机下留:80后国外当“蚁族”[N].上海侨报,2010.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