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化:IR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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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带来的更加严重后果是，企业不仅要对政府负责，还要对数以百万的愤怒的纳税人负责。国有资本的介入，不仅带来投资者的强烈不满，也将对企业造成巨大的影响。

仅仅相差一天的时间，两项几乎完全相同的方案在两个远隔千里的国家相继展开。近日，英国和美国的立法机构的两个极具影响力的团体――英国议会特别财政委员会和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分别举行听证会――质询这些本时代最具影响力的银行家。

媒体时评称，听证会的场面就像是严厉的教师在责备一帮淘气的学生。然而事实上，这个比喻贬低了政府的重大作用。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政治家们暂且将明争暗斗搁置一旁，共克时艰。许多公司由于财政困难，只能依靠政府紧急拨款援助来运转资金。由于拥有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几十亿美元救助资金，政府的作用日益显著。

金融危机带来的更加严重的后果是，企业不仅要对政府负责，还要对数以百万的愤怒的纳税人负责。尤其是在薪酬问题上，公司员工非常不满。美国银行总裁Ken Lewis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发言时，首要提到了纳税人问题。他在证词中写道，“纳税人希望我们将政府投入的资金用得其所，管理透明。”

欢呼的纳税人

周围的民粹主义者主张拒绝支付高管高薪的言论越来越得到各路政治家的青睐。而实际上企业业已开始遭受偿还救助贷款的后果，按照规定，政府拥有优先股选择权和确定支付薪酬上限的权力，这足以令企业窒息。

虽然这些规定深受大部分纳税人的欢迎，但这却非常令投资者担忧，一些投资者已经感觉到被冷落了。

“国家作为所有者不适合作出有关薪酬的决定，” AP2（瑞典第二养老基金）负责公司治理和宣传的Carl Rosen认为政府几乎没有制订金融机构薪酬的经验，其决定往往非常短视，并可能导致次优的赔偿。”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克林顿时期把全国CEO年薪上限规定不超过100万美元。因此，管理人员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进行补偿，从而导致了股东的高成本。”

像许多投资者一样，Rosen希望公司继续就股东的薪酬进行谈判，“我们对于薪酬的处理游刃有余，比政府的经验丰富得多，其实很多国家都在努力处理这些问题。”

ISS执行副总裁和特别顾问Pat McGurn，还注意到了公共议程上管理人员高报酬的下跌趋势。“纳税人在这个时候对高管高薪的愤怒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欢迎在这方面任何有效的举动。现在国会听取的不是投资者的建议，而是纳税人的倡议。”

公司已经感受到国家限制薪酬的影响。最近，领取联邦政府救助的人在当局的要求下，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有关薪酬建议的表决。

种种的不确定性却突然将IRO置于风口浪尖。“IR部门正在削减工作。我们很多会员对红利和董事事宜已经相当的不满，今年股东大会无疑是众多投资者的投诉大会。”英国股东协会（UKSA）宣传负责人Roger Lawson这样认为。

“靠边站”的投资者

当然，不是所有IRO都面临同样的挑战，例如一些投资者责备的焦点在于银行降低投资者报告的难度，而且鉴于公众对高管薪酬的关注，银行过度关注赔偿问题。

“作为一个投资者，我发现巴克莱银行最近的电话会议非常令人沮丧，”英国一位不愿透漏姓名的金融投资者表示，“会议内容主要就是围绕薪酬，其他事情似乎已经不重要了。我深信，这种会议是造福于媒体，而不是投资者。”

IR另外一个沟通障碍是关于收到多少国家援助款以及用在哪些地方。在美国，约有400家公司通过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受到国家援助，但并非所有公司完全公开所受救助的规模。对此，McGurn表示“必须通过对他们披露的公开内容进行一些挖掘才能找出到底哪些公司参予了TARP”。

白宫曾试图通过网站www.recovery.gov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投资者真正想了解的是偿还TARP救助款将对他们投资的公司所造成的影响”，McGurn强调。

投资者群体指责英国政府严重与他们的利益相悖。“政府做出的安排，其繁重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国家，”Lawson指出，“例如，政府拥有苏格兰皇家银行20%的优先股优惠券，而美国在没有要求任何红利限制的前提下，仅仅从5%升到了9%。”

“无需质疑，政府的所有权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随着经济的日益恶化，政府却变得更加强大，”一位很不满的英国投资者评论说，“政府宣称自己是被动的股东，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的。它正是迫使Lloyds与HBOS合并从而杀害Lloyds的凶手。我相信政府也参与了鼓励苏格兰皇家银行退出国际业务的策划。

现在这不仅仅使英国政府饱受诟病，荷兰当局也因注资附加苛刻的条件而备受指责。除了限制红利，荷兰政府已颁布新的可持续性的业绩要求和奖励办法。

“我认为，政府涉足太多，”荷兰Eumedion公司执行主任Rients Abma认为他们想要的可能并不是公司的最佳长期利益。

受救助后不久，荷兰金融服务公司ING宣布计划为荷兰公司提供250亿荷盾（312亿美元）资金援助。“按照政府的说法，这是来自ING内部的贷款决定，但是这似乎令人怀疑，”Abma说，“这更可能是政府施压给ING集团得到的结果。如果猜测为真的话，政府的做法与欧盟的宗旨相违背，因此所有的宣传口径都保持一致，声称决定是ING集团做出的。”

这样的保护主义只会在经济中进一步破坏股东的信心。

投资者还担心的是，政府代表在监事会的职位上保释金融机构，有否决新发行股票、报酬和一定回购建议的权利。

“我们很担心，因为这将背离监事会集体决策的公司治理原则”，Abma解释道，“我们承认政府不得不进行干预，但每个动作应该成正比，我们并不认为否决权是成正比的。

ING投资者关系负责人DorothyHillenius认为，政府不应对业务的日常运营造成影响。“因为政府的影响程度和类型因国家而异，现在IR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确保投资者谙熟我们的具体条款。”

平衡难题

德国政府干预也是争论的一个焦点。德国投资集团DSW总经理Carsten Heise愤慨的表示，根据两周前的一项法案，国家可能很快就会夺走股东的股份。

“这是第一份允许国家未经少数股东同意而剥离其股份的立法草案。”Heise remarks认为现在是公司所有权最受威胁的时刻。

当然，政府介入本身并不会将上市公司带入窘境。许多企业的投资者关系在政府实体真正融为企业珍贵的股东之一的情况下，也可以做得非常成功，无论政府采取财富基金的形式还是直接参股的形式。

许多西方的企业已经调整国有化的速度和规模。现在几乎没有完全独立的金融机构，所谓的自主机构只存在于两年之前。

企业不得不安抚各国政府，除了避开贸易保护主义的指控外，还必须诚挚的向投资者传递自己并不完全听从政治精英的指示的信息。这是需要掌握好火候的。

但是，未来真正的挑战是双重的。首先，宣传部门必须学会与最近日益壮大的新投资者搞好关系，同时保证没有疏远专业的机构投资者；其次，还要公开国家资金的流向以及在未来几年它将对业务造成怎样的影响。

这对金融机构而言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现在银行ir人员的工作的确很棘手，”Lawson承认他们所做的只能是资产质量更加透明化，“但是，这么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对于像苏格兰皇家银行这样资产遍布世界各地的机构，确实是一件非常令人头疼的事情。

对很多IRO来讲，不幸的是这一沟通难题不会很快的自动消失。对许多企业来讲，国有化已然成为现实，沟通者必须尽可能的承担起公司、机构投资者、政府官员以及广大公众之间相互沟通的重任。

同时，媒体对这些事件的回应和由此引发的辩论都将令传播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艰难。

瑞典模型

瑞典银行界在1991年遭受了一场严重的房地产金融危机。在这场危机中，瑞典政府投入超过650亿克朗（ 70亿美元）的资金，几乎等同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

“瑞典模型是国家在收缴不良贷款之后，在其再次流动之前，将它安放在一个特殊的公司进行‘消毒’”。Nordic Investor Services 执行主任Albin Rännar表示，这一做法付出的代价是瑞典政府至今仍然占据着金融服务集团Nordea10%的股份。

现在，尽管受国有化影响最大的是欧洲本地的金融机构，但一些瑞典金融机构却因为其涉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地而再次蒙受损失。瑞典政府又出手了！它计划为这些银行提供800亿克朗的资金救助。

伴随救助款而来的是对高管的红利的限制。虽然政府已同意远离控制和影响公司的管理，但是目前为止，瑞典银行是该国四大行中惟一一个签署该交易协议的银行（见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