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爱真理 吾爱吾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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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类老师，如果你这一生不提起笔来写他，你便觉得对不住自己的良心。我有，常常有；曾永成老师便是我“有一类老师”中的“有一位”。
1979年秋天的某一个傍晚，四川师范学院（现更名为四川师范大学）接运新生的大卡车把我们拖到了那个不见山影的狮子山。新生对于大学的一切，都是新奇的；尤其在那个贫困还是一种光荣、旅游还是一种奢靡的年代。老师给我们的新奇感便是其中最珍贵、最温暖的一种。
一般而言，中小学的老师共性大于个性，大学的老师个性大于共性。曾永成老师便是个性大于共性中的尤其大于者。
甫入校园，迫不及待的诸事之一就是查看课表，感觉最有学问而又最具中文系特色的课总是让我们最期待的。果然不负众望！文学概论课上走来的是一位最具教授派头的先生。先生三十七八岁，中等身材，体态匀称，一副深色框边眼镜，眼镜之上是饱满的额头和略向后梳的短发，眼镜之下是微微上翘的嘴唇（说话时上翘之态尤为明显）。眼镜之后是那双深沉、睿智，会思考、会说话的眼睛。这双眼睛犹如一块磁石，紧紧牵引着我们的大脑，让你不容半点分神又总是跟不上他的节奏；这双眼睛犹如一汪深潭，默默撩动着我们的心弦，让你总是流连忘返又不得不投入其中。总之，他的眼睛，既不同于张振德老师的和蔼，也不同于范文湖老师的尊贵；既不同于吴继先老师的明亮，也不同于郭祝崧老师的随性。他的这双眼睛，配合他那副时时挺直的腰板和那颗常常轻扬的头颅，更使得你既渴望接近他又感觉难以企及他。——这也许正是我为什么在大学四年间并没有与曾老师建立起任何个人联系的原因。
曾老师讲课的风格，与其说是学问家的旁征博引，不如说是思想家的唯我独尊。无疑，曾师是极具思辨能力、批判意识和创新精神的，这一点在那个还是人云亦云普遍盛行的年代尤其显得稀缺。他对事物的认识穿透力和观点生成力都是非常卓越的。他的这种风格，这种自信，是对学生们大脑的一次爆破式开发，为懵懂的孩子们开启了一个无限广阔的精神空间。他还惯用欧化的长句式，这种定语加定语、状语套状语的长句子，把他要表达的自己的那份意思分毫不差地界定起来，似乎不允许任何误读与曲解。他的这种唯我独尊，甚至也包括害得习惯了背笔记的同学苦不堪言。但是，长句子的苦恼并不妨碍曾老师的学问与思想化入我们的血液；恰恰相反，这些欧式句子给与我们的是源源不断的犹如蒙娜丽莎微笑似的充满永恒魅力的文学知识与理论。
文学概论课上，曾老师领着我们从辨析“文学”、“艺术”、“文艺”等最基本的文学概念悄然起步。
文学概论课上，我第一次从老师妙语连珠的讲解中知道了何谓文学创作中的个性与个性化。
文学概论课上，我们如饥似渴地领会老师关于“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联系与区别的论述。
文学概论课上，老师关于文学欣赏中的“客观大于主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讲述让我们茅塞顿开……
文艺理论课只开了一年，这之后我们常常只能远望曾老师进入80级师弟师妹们的教室上课的背影。在这种对先生背影的回望中，有一种依恋、期待和憧憬。果然，我们进入高年级后，开了一门理论层次更高的美学课，给我们上课的又是曾永成老师，使我们有了再次沐浴先生思想雨露阳光成长的机会。先生不仅为我们做美学启蒙，而且大大地“贩卖”了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感应与生成”的美学观。在先生的美学课里，我们感受的不仅是术语的新鲜、知识的力量、理论的高妙，而且有思想的渊薮和人性的光辉！
先生上课，从来不照本宣科。我们所用教材，《文学概论》是蔡仪主编本，《美学概论》是王朝闻主编本，虽是大家操刀的名教材，曾师却从不迷信盲从，他常常对教材施以肢解重构、篡改补正之功，贯穿课程始终的却是自己的一根理论红线。他的这种处理教材的态度和方法，不仅使学生当时受益，而且对我们日后为师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四年的时光是短暂的。如果把每一位老师比作一卷书，我们只是刚刚翻开了几页就匆匆合上了，还没来得及感受他思想的海阔天空、情感的山高水长。毕业前夕，类班刊《鸢尾花》编辑组恭请数位老师话衷肠，使我有幸在校期间在小范围内有了一次与敬爱的曾老师零距离接触的机会。记得曾师在我的笔记本上题赠的留言是：“在限制中方能显出身手，只有规律能给我们自由。”先生未必知道，就是这句赠言伴随我安然度过了此后人生的多少风浪。每当生活有不如意的时候，每当青春的激情遭遇现实的坚冰的时候，我都会捧起那个笔记本，以此增添生活的勇气与智慧……
其实我在大学里并没与曾先生特别结缘，但我比绝大多数同学幸运的是，在毕业后至今的日子里，先生一直是我当仁不让的精神导师和不折不扣的知心朋友。我关于语文个性化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曾老师常常给以哲学高度的注释与指引。在忧虑“错过了那几年最好的机会”而对弃文从商举棋不定时，他反问一句“后人就不经商了？”胜过千言万语。我发起编写《语文名篇学习辞典》，他亲自执笔撰写审美类词条。我组织“中小学‘做人-作文’教学研究”课题，他不仅亲自提炼了“主动性、真诚性、主体性”与“生命化、生活化、生态化”的核心理念，亲自或指导写作大小论文，而且不辞辛劳到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湖南等地巡回演讲。当我对一些定势的鼓噪还深信不疑或者捉摸不定时，他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为我揭开层层伪装，同时给与无情的挞伐，让我渐渐告别了蒙昧，听到了来自自己灵魂深处最真实的声音，望见了终究无法阻挡的人类普世的阳光。
今天，其实是我在诸多纷争中极其艰难的一天；但就在这样一个阴晦忧郁的天空下，我却坐在安静的书桌前，愉快地回忆我的老师，反而完成了几次提笔均未能坚持的夙愿。可见，一位好老师的力量是无穷的，是曾老师给了我鄙视黑暗、向往光明，超越现实、完善自我的精神力量。
先生早在世纪之交就由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顶级机构出版了三大专著《回归实践论人类学》《文艺政治学导论》《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从一定意义上构建了一个由“文艺的原色之思”、“文艺的红色之思”和“文艺的绿色之思”组成的曾氏文艺理论体系。其在诸多方面均有筚路蓝缕开创之功，譬如文艺生态学的建立。先生成就斐然，名声虽已不低，但还远远不能与他的贡献相符。这自然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先生耻于逢迎、讷于宣传，崇尚自由、淡泊名利。
两天前在北京的一次小聚会上，黄亮同学斗胆向他请教：“老师，‘永成’是永远成功的意思吗？”曾子曰：“不！是永远在成都的意思。”这就是我们的曾永成老师，他学术上的“唯我独尊”难掩为人上的“俯首做牛”。
好一个低调的奢华！
（曾永成，先后任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中文系副系主任，成都大学教授、《成都大学学报》主编。在文艺学、美学以及汉字文化、郭沫若研究、杜甫研究和中小学作文教学等方面均有显著学术成果，在文艺生态学等领域有开创之功，100余篇，出版专著6部。）
（作者单位：北京修远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