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实:中国最大的收入差距在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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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政府在观念上认为城乡收入差应该解决,但在具体政策,还是没有侧重。今年的财政收入将达8万亿,国家不是没有钱,是重视程度不够
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老百姓的收入不断增长,但始终赶不上GDP的增速。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不断拉大,收入不公导致社会失衡。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教授认为,中国最大的分配不公在城乡之间,解决中国收入不公问题,首先要解决城乡之间的差距问题。
城乡差距是收入不公最大的体现
《新财经》: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主要从哪些层面体现?造成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李 实: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是多层次、结构性的。从总体上看,中国收入差距拉大表现为居民收入没有与GDP同比例增长,而且差距越来越大。收入差距的结构性问题还要分解分析,主要包括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而城市之间的差距又可以分解为不同学历人群之间、不同部门之间及不同性质的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造成中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深层次原因,可以归纳为三大方面:第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本身就会产生收入差距。与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及不同人群之间的结构划分,都会对收入变化产生影响。第二,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都处于转轨过程中。过去,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强调平均值;现在转到了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按劳分配,收入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强调按劳分配的制度虽然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收入差距也可能拉大。第三,中国是一个政府作用过大的经济体,政府本身对各个经济领域的干预过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干预就会扭曲市场,或对经济发展设置很多无形的障碍,不利于市场自身调节作用的发挥。
《新财经》:在您看来,中国收入分配不公最核心的体现在哪里?
李 实:谈到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往往是用价值判断。在这个层面上,我和很多人的观点有分歧,很多人认为,中国收入分配不公最大的问题是腐败,非法收入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公。在一定程度上,我也同意这个观点。按照民意测试的结果,往往把腐败放在第一位,因为腐败导致的分配不公特别影响人的心理。
但是,我还从另一个方面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最大的分配不公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结构层面看,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造成中国收入差距扩大非常重要的因素。上世纪80年代,城乡收入差距大概是30%,到90年代上升至40%,现在是50%,城乡收入差距在全国收入差距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新财经》:那么,造成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李 实:探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次原因,在很大层面上是由于中国过去实行的一系列不公平的政策和制度造成的,包括城乡分割制度,计划经济时期的剪刀差价格政策等,这些政策和制度的实施给了农民不公平待遇。另外,户籍制度、公共投资、公共服务等也都是将资源向城市倾斜。六十年积累下来的政策和制度造成了很多后果,而大家似乎对这种不公已经习以为常了。
增加农民收入效果最直接
《新财经》:既然已经习惯了,改变起来就很难。您认为要解决城乡差距问题,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李 实:这几年,在政策方面已有所修正,但修正的力度还远远不够。我们一直在呼吁改革户籍制度,但到现在为止,仍没有什么实质进展。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多问题。
如果不改变现状,农民工即使进了城,与城市居民还会形成两个阶层,收入差距还是存在。因为农民工之前一直在农村生活,从事农业生产,不具备工业化所需要的技能,不适应城市文化。所以,要想改变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差异是不太现实的。这就像一个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人突然跑到了发达国家一样,适应起来很难。
改变城乡差距是一个长期性问题,不是短期就能做到的,可以先把注意力放在一些容易做的事情上。比如,提高农村的发展水平,这涉及到几个层面:
第一,在现有的产业结构下,如何把农村劳动力尽快转移出来,这是所有国家发展的一个经验,或者说是唯一的道路。我们很少看到哪个发达国家农村人口占到50%的。可以这么说,农村人口占到50%的国家就不是发达国家。
第二,在转移农村人口的同时,要加大农村的教育的投入。现状是,在不少农村地区,六年的教育只相当于城市两年的教育水平。所以,要对农村教育加大投入,把更好的教育资源引到农村去,这方面需要国家做很多事情。
第三,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农民收入分四类:一是农业收入,也就是种地的收入;二是非农就业收入,包括在附近城镇打工的收入;三是财产性收入,农民的财产收入很低,除了一套不值钱的房子,基本没什么财产性收入;四是转移性收入。过去十年,农民收入增加最快的还是转移性收入,也就是外出打工的收入。
《新财经》:在很多人看来,因农产品价格关乎通胀问题,所以,对提高农产品价格存有分歧。而农产品价格又直接关乎农民的收入状况,对此,您怎么看?
李 实:确实,在CPI的统计项目里,农产品价格是很重要的一块。但实际上,这些年,由于很多工业品,特别是电子产品的价格相对下降,抵消了农产品价格上升的影响。如果能够使农产品价格在一定幅度内有所提高,就会适当增加农民的收入。还有粮食补贴,我觉得用粮食补贴来提高农民收入,效果应该不错。
另外,国家应不断提高农村低保标准。据统计,农村拿低保的人口只有4700万,低保水平也很低。在有些落后地区,每个人一个月只有二三十元钱。越落后的地区,财政越拿不出钱,只好把低保标准定低,把需要救助的人数减少。
还有一个问题,很值得关注,就是对落后地区贫困家庭的孩子实行营养补贴,这个在国外已经非常普遍了。孩子以后的发展,一是取决于教育,二是取决于健康。像甘肃等较落后的农村地区,在学校住宿的孩子中,约1/3都贫血,健康状况很差,很多孩子一天三顿都啃干粮,喝白菜汤,严重缺少营养。
所以,我们应该制定一个计划,有针对性地给贫困地区的孩子提供营养餐,或提供一些营养补贴。这可以改变一代人的健康状况,让他们脱离贫困。中国最后的贫困还是在农村,我们不希望这种贫困不断地延续下去。从根本上改变贫困,要从孩子抓起。
城市化不能太急
《新财经》:城市化是中国的发展方向,也确实能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但城市化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庞大的工程。对此,您怎么看?
李 实:转移农村人口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放在中国现在的背景下,就更加复杂。在发达国家工业化初级阶段,没有流动人口的管制,没有户籍制度的限制,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大量劳动力进入城市,城市化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
对于后来发展的国家来说,工业化实行的是一种超前战略,城市化的过程会来得更快一些,冲击更大。中国在过去一直采取限制的措施,这就像是水闸,一直在蓄水池,导致两边的落差越来越大,现在突然间在堤坝上开了一个口子,冲击肯定会很大。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差距不到2倍,如果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城市化,到现在应该是一个相对自然的过程,很多问题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基本已经解决了,不会像现在这么严重。
过去,我们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公共服务问题没有太多的关注,认为这些人迟早还要回到农村。现在突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就想用单纯的百分制来解决,想给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不现实。
这其中存在着一个矛盾,如果我们只考虑现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工,让他们与城市人享受同等待遇,要考虑到一个后果。农村还有好几亿人等着出来呢,这些人之所以迟迟没有出来,就是看到已经出来的人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一旦出来的这些人,通过国家政策或其他方式,使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那么,留在农村的人就会大批涌入城市。
而按目前的情况,城市还没有能力容纳那么多人,况且农业还需要劳力生产,一旦农村人口像泄洪一样涌入城市,那就麻烦了。所以,现在的人口转移速度慢,其积极的一面可能要大于消极的一面。
因此,城市化不能太急,一方面要提高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要逐步改善转移人口的收入,两方面工作都要做,从而使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到时候,就不会因为政策的改变,带来人口的突发性流动。
政府要改变观念
《新财经》:城乡差距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政策也在试图改变这种现状,为什么效果不明显?
李 实:关键的问题是,高层领导和各级地方政府并没有认为这个问题很迫切。虽然观念上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但在具体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上,包括财政经费的使用上,还是没有侧重。我们知道,今年的财政收入将达8万亿元,国家不是没有钱,只是重视程度不够。
按照中国目前的财力,我们有能力建立一个更好的政策体系,比如,社会保障体系、收入再分配政策体系,等等。我们的很多政策是零散的,一个部门一个政策,民政部门管低保问题,卫生部门管低保救助问题,政策与政策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都存在一个协调问题。
在财政资源分配方面,还是按照原有的惯例,政府将更多的支出用于各种各样的项目工程。这一方面是观念问题,另一方面是背后的利益问题。财政部门考虑的是,把钱投在哪些方面,更有利于今后财政收入的增加。如果把钱投在教育上,可能十年、二十年以后才会有效果,而且,这个效果还不一定能在当地体现。因为这些孩子受到好的教育后,就会跑到别的地方,对当地政府官员的业绩考核起不到作用。
在帮助穷人问题上,地方财政部门一直有一种偏见,认为不能直接给穷人发钱,钱到了穷人手里,他们就会拿去喝酒,这个话我已经听了十年。我认为还是观念问题,认为穷人就应该靠自己,政府不应该出面给他们更多的支持。
政府部门可能没有意识到,很多政策对于低收入人群其实是有效的,一方面可以减少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农民通过增加收入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
在西方,有些国家采取给家庭补贴的方式,把补贴直接发给妻子,而不是发给丈夫,妻子拿到钱后,她首先考虑的是把钱用到孩子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