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钱少权 真实的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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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几年前，就有专家提出撤销乡镇一级政府。乡镇政府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乡镇政府，近年来面临的问题和行政困境此消彼长，其面临的存废之争并非空穴来风。

责任大

乡镇一级政府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上级政府有什么职能部门，在乡镇有相应的职能部门。但是随着职能部门越来越多地实施垂直管理，真正分流到乡镇政府的权力就很有限了。乡镇干部的权力很小，但责任很大，这是很多乡镇干部最大的感触。

一位乡镇干部告诉记者：“安全、土地、计划生育、稳定、上访等具体事项都由各个职能部门管理，可是一旦出了问题，就拿乡镇政府开刀。我们时刻提心吊胆。”有一位工作了20多年的乡镇干部说：“现在上面把向农民收钱的口卡死，把拨钱的口拧紧了；权力上收了，责任下放了。农村合作医疗、农民养老、农村低保、计划生育、修路架桥、村务公开，总之所有要办事不给权的事都落在乡镇肩上。”用他们自己的话形容是：“出太阳怕，怕发生森林火灾；下雨怕，怕发生水灾或者地质滑坡；不出太阳不下雨也怕，怕发生水陆交通事故或者不稳定事件。”

伴随着农村税费改革，乡镇财政收入萎缩，支出范围缩小，没有了财政的乡政府，说话的分量似乎也打了折扣。由于村干部的工资已经不必从乡政府收取的提留款中支付而是直接由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来拨付，乡政府和村干部的关系也逐渐变得微妙了起来。以前乡政府给村干部发工资的时候，一些具体的工作尚能落实下去，因为有人买账，而如今一些需要村干部来做的工作，乡政府需要付出比以前更大的精力，死死盯紧才能落实下去。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碰巧见到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合索乡政府召集各村干部开会，已是中午时分，很多村干部急着回村，可是有的工作还没落实。一个副乡长一边骂着一个准备离开的村支书，一边把一叠文件交到他手里，然后叮咛他一些相关的问题。

另外，甚至对于一些乡镇职能部门的工作，乡政府也只能是建议。很多职能部门实行条管后，即乡镇职能部门的人事、财政、行政等权力全部由县（区）一级部门管理。这样，乡政府和相关乡镇职能部门之间完全没有了原来的上下级隶属关系，而成了协调配合单位。

合索乡有几个地处偏僻的山村，由于生存环境恶劣，村民陆续往山下迁移，村子里剩余的人口越来越少，有的村只剩下十几个人，最少的小南陌村更是只剩下一户人家，一共3人。按照上级的统一规划，全乡每个自然村要实施“村村通”公路工程。这个项目是由交通部门主管的，一公里大约投资10万元。而相对于小南陌等剩余人数不多而且路途遥远的村子来说，这笔投资究竟有没有必要？乡政府在工作中发现，修路似乎并不是一些村子目前最紧要的问题。村民们咨询乡政府：“不修路，用这笔钱打口井好不好？或者用于移民好不好？”乡政府根本没法决定，因为这笔钱不归乡政府支配，这个工程也不归乡政府管。乡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仅仅是协调村民和施工方而已。

“乡里有了事情，如果是属于相关职能部门的，乡政府就不能做出决定，而只能依靠和相关部门协商解决。”当地一位乡镇干部介绍说。合索乡境内有一座陀罗山，风景宜人且有诸多古迹，如果招商引资进行旅游开发，对发展当地经济来说无疑是好事。对于外来投资，乡政府显得很谨慎。这是由于乡政府的职能仅限于对投资上的接待和相关介绍，即使是具体招商方案的拟定，乡政府也没有权力参与，而需要和忻府区政府以及旅游部门协商。而区政府和旅游局对景区的了解又不及乡政府了解的深入，结果，招商开发陀罗山的进度就大大延缓下来。

财政压力大

乡镇财政收入来源大幅下降，乡镇财政可用财力也随之大量减少。由于乡镇一级财政权的取消，乡镇干部对很多工作显得力不从心。没有钱，很多事情根本没办法落实。以前收税收费，现在面对资金用度的窘境，乡政府不得不为发展当地经济的资金短缺问题四处奔走。

乡镇的欠款问题让原本就不宽裕的乡镇一级财政雪上加霜。一位乡财政所工作人员不无忧虑地说，过去诸如“普九”、修公路这样的项目，本来是要向农民集资的，因为中央政策要求不准增加农民负担，乡镇没有资金来源，就由干部采用借、垫、贷的办法帮乡镇找钱，结果每个干部都负债上万元，甚至十几万。

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合索乡党委、政府一共有40多名干部职工，所有的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都由上级拨付，乡政府仅仅能算上级的一个核算单位和出纳而已，资金自由支配额度很小。随着“三提五统”和农业诸税的取消，乡级财政也随之取消。对于贫困人口的补助只能依靠上级政府的拨付了，其余部分只能依靠乡政府自己想办法。

14岁的阎宏伟是合索中学的一名学生，家在合索乡黄龙王沟村。父亲阎玉槐今年已经63岁，有脑出血后遗症，无劳动能力。母亲范翠兰患有脑病，亦无劳动能力。阎宏伟目前尚在义务教育阶段，书本费和学杂费一律免费，每天有3元的住校补助，阎家仅有的1.8亩耕地请人代为耕种，作为农村低保户，民政部门每月给阎家10元钱和30斤面粉进行救济。但是这对极度贫困的阎家来说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全家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阎宏伟身上。

和阎宏伟有着类似情况的赵小青在南合索小学读五年级，小青家的年收入仅有千余元，作为山西省教育厅评选的“三好”学生，她和阎宏伟一起接受了来自太原市迎泽区桃南小学五年级小朋友的部分压岁钱。这对于两个极度贫困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但也类似于杯水车薪。

而这次捐款还是在合索乡党委书记栗晓敏的积极参与下才完成的。原来，栗晓敏的一个同学在太原工作，同学的女儿正好在桃南小学读书，这个班里有位同学倡议：捐出部分压岁钱给贫困山区的小朋友，而且要结对子、处朋友。栗晓敏是通过同学的孩子的关系，争取到了给两个贫困学生的捐款。当然，他们无法渴望这种事情能经常出现，甚至不能保障下次这样的捐款还有没有，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两个学生相对贫困的家庭条件在一段时间内是无法改变的，而这种捐款即使经常化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穷家难当，贫困地区的乡镇政府自筹资金的项目还不止于扶贫一项。很多时候，乡镇政府为当地经济发展不得不自己筹措资金。

合索乡作头村在忻州当地还算小有名气。这个村子位于忻（州）静（乐）公路旁边，该村种植山药有着百余年的历史，是忻州市唯一成规模种植山药的地方。乡党委书记栗晓敏一直非常重视这一特色农产品的品牌价值，想推广实施规模种植。

按照一般思维，作头村的山药在忻州属于特产，只要长出货来就不愁找不到买家，就会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可实际情况是，村民种植山药的积极性并不高，全村去年只种了30来亩，这是为什么？按照乡政府的分析，种植长山药市场价格不稳定，风险太大，而且半亩地就得费20多个工，对于青壮年劳动力严重缺乏的农村来说，长山药种多了根本忙不过来。另外，长山药不易储藏，农民们没有包装和保鲜技术，而且他们仅销售没有经过技术加工的初级产品，产品单一且附加值不高。

于是，乡政府积极动员村民成立“合索乡特色农产品协会”和“作头长山药协会”，但是，动员该村成立专业合作社，却没有成功。主要是农民注册资金上有困难。本来成立合作社的事应该采取自愿原则，谁也不能强迫的。乡政府在资金相对困难的情况下，准备全力保住这个产业品牌，最后拿出一部分资金，先做包装，然后做品牌，推出“陀罗山牌”长山药。

“以前是向村民收钱，现在是帮村民找钱。”这种变化之间的酸甜苦辣只有乡干部自己体会最为深刻了。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工资和待遇较以前有了保障，但是对于很多工作的开展来说，取消了乡级财政后的得失，只能靠实践来检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