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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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篇海外的报道，作者访问中国贵州农村，尽管和发达国家比，这里显得很贫穷，但是农民生活比改革开放前好多了，粮食够吃，很多人家有了电视机。让他感到难过的，不是贫穷，因为旧中国穷成什么样子，作者那一代人是看过的；他难过的是虽然乡镇建了不少新房，一些农民把自己家院子收拾得比较清爽，可是街上到处能看到粪便，有的地方屎尿横流，臭气熏天，走路得小心翼翼，一不留神，就踩上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大家都忙着“脱贫”，不注意文明的质量，也无所谓生活的信念。贵州的山乡，和大城市不好比。不过，像南京这样的城市也有类似现象。我住的街区，近年有不少外地人租房开店，有时走在街上，两边店家同时向街上扔垃圾，远距离吐痰，在乡村搞惯了，进了城也不知道要避人。这个街区原来没有这些现象，至少不像现在这样明显，现在真正成了都市里的村庄。这种情节细微的污染，“城管”不会管，市民也不敢多言，所以我走在这条街上总得左顾右盼，生怕小老板们飞出一口绿痰来。

城市像农村，大学也像农村。有一回在某大学教学楼，硬是靠气味找到了厕所。事后我对某教授说，我没想到你们走州过府，漂洋过海传扬华夏文明，每天却在这种地方出没，太没有面子了。教授说，你没见那些人是怎样解手的，和在村子里一个样，有时遍地污水臭水，根本跨不进去，要像跳芭蕾一样脚尖点地，挑干净的地方跳进去。

以前有人说，治家如何，看媳妇手上的抹布；后来有人说，一个单位面貌如何，看看厕所就行了。话虽然有些绝对化，并非没有道理。在公共社会，人能够文明如厕，也是素质的一种体现。

香港回归十年之际，英国的卫奕信回忆香港的变化。1960年他到香港任职时，船驶进鲤鱼门海峡，看到岸上都是破旧的寮屋，居民生活水平比较低。但是，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能看到香港的未来了，因为孩子们衣着整洁，他们穿着白衬衣，裤子熨得笔直，庄重地在街上走着。家庭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受良好的教育，首先让他们学会举止的文明。

这让我想起美国外交家哈里曼的一件事。美国中情局前副局长沃尔特斯在回忆录中写到，战后他曾和哈里曼到德国的埃森，那里到处是废墟，他问哈里曼：“德国人能重建家园吗？”哈里曼说：“他们能做到，你没看见吗，我们刚才访问的那户居民地下室的桌上，放着一盆花。”沃尔特斯当时悲观地认为，以他的年纪，不大可能看到德国的复兴。但是，十年没到，在这些城市里，已经很难发现战争的痕迹了。

如果那个山区小镇的居民想到在临街的窗台上摆放一盆鲜花，那里可能就不再会粪便满地，人们也一定会憧憬美好的未来――当然，千万不要让谋政绩的干部看到这篇短文，我担心他们会以政府名义发文，规定居民要在窗台上摆放鲜花。

【原载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４日《扬子晚报・钟山夜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