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怡平:为什么历史不是“H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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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彭怡平来说，自由比什么都重要。
“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就像空气、阳光和水，是人赖以生存的养分。”
这位台湾女作家一直在执著地追求自由，自由地活着，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思想，自由地选择，自由地爱其所爱，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从大学时和老师“讨价还价”逃避考试，毕业后跑到法国学电影，到后来出书、办个人摄影展、周游世界、钻研美食、从事公益慈善……彭怡平做了多少人几生梦想去做的事情。
“我要写一本Her Story”
读台大历史系的时候，彭怡平曾经问过老师这样一个问题，但最终没有得到答案。于是她决定自己寻找答案。为了写一本“Her Story”，彭怡平花费了10年时间，游历了42个国家，用影像和文字捕捉“她”的故事，最终呈现出12个国家和地区的女性故事和她们的梦想。
三年半前，彭怡平的母亲在大年初二自杀。当时她正在国外采访，突然就接到了父亲的电话。从来不给她打电话的父亲在电话里号啕大哭，过了很久才说：“小平，你母亲自杀了。”彭怡平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立刻回到台湾，但当时所有飞台湾的班机全部客满，她只能先转机到阿姆斯特丹，在机场等了三天两夜。这三天两夜中，彭怡平想起了母亲说过的很多话和她的人生经历。
“虽然在社会的认定里面她很幸福，24岁嫁给医生，有一个很爱她的老公，经济条件没有任何匮乏，但尽管如此，她依然不快乐。当儿女长大以后，她开始想她的人生，她是多么想实现自己的人生，找到自己的价值。很多女性在儿女长大以后得了忧郁症，她们就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不快乐。”结果就是彭怡平的母亲自杀了三次都被救了回来，第四次，她躺在医院里变成了植物人。在母亲的床边守了半年之后，彭怡平决定去把手上的工作完成，这就是《她的故事》。
“母亲是一个只会说yes的人。有时候甚至没有回答，只有默认。这样的女性有很多。”彭怡平说。
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彭怡平住在国际女生宿舍，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女孩子，彭怡平渐渐知道了每个国家的女性都有很多故事，有很多想象不到的痛苦，她们的渴望一直都被压抑着。而渴求了解女人世界的欲望，随着日本的游学日趋强烈，在日本，彭怡平亲身经历了日本社会对于女性的种种莫名其妙的歧视与制约。
在创作《她的故事》的过程中，彭怡平被这些女人的故事，或者说被这些有故事的女人打动了。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女性像母亲一样强颜欢笑，为了子女、丈夫与家人牺牲了自己的人生？女人的沉默和放弃是否值得？
身为女性该如何选择
在台大历史系就读的时候，彭怡平就开始意识到女性的弱势地位。
台大历史系里男生少女生多，而当时所使用的教科书全部是由男性史学家编写的，授课的教授也都是男性，就连历史的英文也叫做“History”！女性历史学家都到哪儿去了？彭怡平百思不得其解。大四那年，彭怡平在文学院图书馆的台阶上遇到了一个正在哭泣的外文系女生，她告诉彭怡平，她的父亲逼着她相亲！说女人念到大学还不够吗？还出国留什么学？
“身为女性，不少人的一生从诞生之初就是一场无望的抗争，她们的言语被封杀，她们的渴求被禁止，她们的身体也被束缚在各式各样的社会符号里，这些使得大多数女性时刻处在‘精神分裂’的状态里，并习惯与自己多重的幻影为伍。”彭怡平说。
在旅行的过程中，彭怡平渐渐发现，即便是在倡导女性主义的今天，还是有很多女性无法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在埃及开罗，无论是火车站、地铁里，还是街道上，白天清一色所见的都是男人。直到夕阳西下，女人们才出来去咖啡店或是逛集市。彭怡平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伊斯兰世界中第一个提出女性应该接受教育、可以提出离婚和不戴头巾上街的国家，女性的地位还是如此的弱势。即便是在法国或者荷兰，貌似自由、平等的女性背后也都有着各自不同程度的困扰。
“很多女人会问我为什么可以到处旅行，为什么可以不结婚？”彭怡平说。在离开埃及时，一个埃及女人对她说，自己将来也想像她一样到世界各地去。听到这句话，彭怡平突然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
在《她的故事》中，无论是荷兰养老院中的独居老妇、红灯区里捍卫人权的玛丽斯卡・马鸠、视婚姻是获得幸福的不二法则的俄罗斯女性、在女人隐身的国度里渴求与外面世界对话的埃及女子，或是看不到龙的娘惹文化、黑手党的女人、塞内加尔的盐田女子、终生饱受怀孕梦魇的犹太女子，彭怡平笔下和镜头中记录的一个又一个“她”的故事，不仅是女人的故事，也是你和我的故事。“每一个女性要做的不是如何去说服父母不要把自己嫁出去，而是用什么样的努力去追求什么样的生活。”
读过《她的故事》的读者的反应让彭怡平印象深刻。“从这些女性的故事里，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都找到了他们自己的影子与部分人生。”尤其令彭怡平始料未及的是，男性读者的反应居然很强烈。很多人买书送给自己的母亲，因为他们从书中看到了母亲的身影。《她的故事》在台湾出版后，一位男性读者告诉彭怡平：“谢谢你，让我了解到女人的世界，让我能够感同身受我的另一半活得有多辛苦，我以后要好好疼爱她。”
蔡澜是谁
在《隐藏的美味》里，一行行精致的文字、一幅幅美妙的照片、一道道美味的菜肴，折射出法国人对饮食文化的理解和对生活的态度。
为了写《红色列车》，彭怡平进行了一趟长达45天的困难重重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旅。
在《巴黎、夜、爵士》中，为了了解法国爵士乐的渊源和发展，彭怡平亲访了数百位爵士乐家，深入他们的生活，探究音乐家们对艺术的激情和感悟，创作了由26万文字和250幅摄影作品浑然天成的作品。
而到了《巴黎电影院》，她把法国人的浪漫与艺术情怀在电影院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彭怡平的作品总是把文字和影像有机结合起来。
从5岁起，彭怡平就立志从事艺术电影。从巴黎学成返台之后，台湾的电影工业却几近了。没有电影可拍的彭怡平被出版社的编辑逼着写书。于是她就用拍电影的方式，率领了包括文编、美编、主厨、摄影师助理等大约100个人，创作了她的第一部作品《隐藏的美味》。书写出来后，出版社社长却对她说：“台湾的读者水平没那么高，看不懂你的著作。”没想到这话说了没多久，书就再版了。之后，彭怡平又出了第二本书《名厨的画像》，结果成了当时最年轻的诚品选书的中文作家。从此之后，彭怡平就确定了文字加摄影的创作风格。
很多人知道彭怡平，是因为她有着“女版蔡澜”的称号。但当记者问她是否喜欢这个称号时，彭怡平立马反问：“蔡澜是谁？”当听说对方是著名美食家和作家时，彭怡平轻描淡写地说道：“那太小看我了。我不是美食家，我是思想家。”
“很少有人敢称呼自己是思想家。”记者告诉她。
“但我是。”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倔强直率得让人欣喜。“我写的是思想，是观念，而不仅仅是一本书，一个漂亮的故事。如果你的思想够深刻，就能读出我想要表达的更深层的精神。”
如果非要选择，作家、摄影师、美食家、旅行家，这些角色中彭怡平更喜欢当作家，因为她觉得作家有思想，有所言才言，并且以言立行立德。
虽然为女性的地位摇旗呐喊，倡导男女平等，彭怡平却并不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我是人权主义者。女性的权利问题也是人权需要思考的课题。有多少女性不自由，就有多少男性不自由，而我们的下一代也就得不到自由。所以，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女人必须得有智慧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