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灾难赔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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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爆炸案一发生，美国专业赔付管理人范伯格成为媒体焦点。自911事件以来，律师范伯格几乎参与了过去10年内美国的严重灾难的赔付进程：911事件、弗吉尼亚理工枪案、BP漏油事件、科州影院枪案、桑迪胡克小学枪案。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也成为美国处理此类案件的顶尖律所。人们对他的工作十分好奇，甚至有人认为，美国能有像他这样同时兼具专业技能和共情力的律师，是美国的幸运。

2013年4月15日，美国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终点线附近发生至少两起爆炸案，3人死亡，近百人受伤。爆炸案一发生，许多私营公司高层管理者就给波士顿市长打电话，表示捐款意向，希望能够帮助在灾难中的受难者。

波士顿市长万宁路（Thomas M. Menino）和麻州州长帕特里克（Deval L. Patrick）快速宣布成立波士顿壹基金（One Fund Boston），并开始接受捐款。随后机构快速组建了管理队伍，并着手准备各类文书，随后向国税局（IRS）递交了501（C）（3）免税申请。律师范伯格接受了州长和市长的任命，担任基金的管理人，提供志愿服务（Pro Bono）。

截止到4月24日，基金捐款已经达到了2000万，5月13日，国税局正式通知波士顿壹基金符合501（C）（3）机构规定，授予它免税资格。截至6月15日，赔付申请截止日期之际，捐款已经超过了4700万，目前还在不断增长。

管理大额基金的赔付，对范伯格来说并不陌生。他的工作就是为灾难中死者的家属和受害者们拨款，过去十年，他几乎参与了美国所有严重灾难的赔付进程，包括911事件。范伯格的正职是律师，波士顿壹基金管理团队内的成员也多有法律背景。他们丰富的案件调解能力和在从业中练就的辨识证据、鉴别真伪的火眼金睛，还有出色的与客户沟通的能力，都是让他们能够保证大额基金公平分配的基础。

一个调解人的成长

范伯格出生在马塞诸萨州，毕业于纽约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他在纽约司法部工作，后来又进入马塞诸萨州的国会参议院肯尼迪办公室，成为首席幕僚。

上世纪80年代，他在律所工作，这段经历最常被人提起的就是，他为越战老兵赢得的对除草剂Agent Orange生产商们的集体诉讼案。

诉讼案Agent Orange是针对美国军方在越战时期生化战中使用的除草剂。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在战争中接触此除草剂的老兵患病乃至得癌症的比例很高。美国各级政府内的老兵事务管理部门都收到了救助申请，而且数目极大，估计大约有超过1000万越战老兵受到了影响。该案在1984年结案，赔偿总额达1.8亿美元。为此，联邦政府内的老兵事务部特别建立了新的赔款拨付项目。当时范伯格也参与其中。在制定赔付标准前，政府在国内举行了6场公平听证会，了解老兵的需求。

后来联邦老兵事务部建立了两个项目，一直是直接服务老兵。只要符合规定条件的老兵可以递交申请，说明自己的资金需要，材料审核过之后，按需拨付。这个项目一直运营了6年半，采取的滚动申请。另外一个拨款项目是为老兵提供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许多在社区内为老兵提供社会服务的草根组织、为老兵健康做倡导的机构、为老兵提供心理咨询、医疗服务的许多非营利组织都拿到了资助。

这是范伯格作为赔付调解人首个调解成功的案子，随后许多500强企业都聘请他担任调解人，10多年里，他也积攒了许多的实践经验，发明了属于自己的“公式”，通过不同的变量，来计算损失，包括财产损失、生命损失等等。

1993年，范伯格开办了自己的律所。他仍旧贡献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在志愿服务中。范伯格几乎参与了过去10年内美国最严重的灾难的赔付进程：911事件、弗吉尼亚理工枪案、BP漏油事件、科州影院枪案、桑迪胡克小学枪案。

赔偿无价的生命

不过，相较于这次在波士顿壹基金管理中得到的关注和赞美，范伯格在负责911基金和BP赔偿基金时，遭受到的更多是批评、质疑。911受害者赔付基金（The September 11th Victim Compensation Fund，VCF）是国会规定成立、由航空公司出资的一个基金。航空公司在911事件发生后就向政府求助，国会因此劝说美联航建立赔偿基金—如果真正彻查911事件的话，美联航可能面临着巨额赔偿的集体诉讼，而美国的航空业可能会遭受连锁反应，因此而一蹶不振。

国会先是通过了《航空运输安全与系统稳定法》（Air Transportation Safety and System Stabilization Act），与受害者们达成协议：航空公司提供资金，联邦政府负责分配资金补偿受害者，而受害者们签署协议不会上诉状告航空公司。

为了避免被人攻击在利用灾难收取“血汗钱”，范伯格在面试这个基金的特殊管理人（Special Master）时，主动提出将无偿工作。这个基金由国会立法建立，由当时的司法部部长监管。范伯格应聘的工作，正是如何在新法律框架下，帮助受难者们得到他们应得的赔偿。

33个月，为911受害者赔付基金一事，范伯格在华盛顿与纽约两地奔波，与近千名受害者谈话，帮助他们填写申请表格。其间，他遭受到了许多谩骂，受到来自受难者家属的压力。

因为，对于在灾难中失去亲人的家属来说，跟他们谈他们的亲人价值多少钱，令人难以接受。由于每个家属得到的赔付不同，有的人赔付多，有的人得到的赔偿少，总是有人不满意。

后来范伯格将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披露当时自己决心担起重任的经历，如何设计赔付申请流程，总结他在这个过程中的所思所学。他说，他从这段经历里知道了每个人在为了保留对所爱的人的记忆时，表现出来的执着。对于死难者的家人来说，每个人的生命和那些难忘的记忆都是无价的，而范伯格的工作，是给每个被家人朋友深切怀念的亡灵贴上价签。为了平复幸存者和死难者家属对无法上诉规定的不满，他们简化申请程序，并为家属们提供指导，为他们举行听证会。他们可以选择参加听证会，向材料审理者陈述过世亲人的故事。如果申请人无法承受回忆亡人的苦痛，他们也可以上交书面材料。

在这期间，VCF总共举行了1600场的听证，范伯格亲身参加了900场。97%的受害者家属总共得到70亿美元的补偿。

质疑之声

在BP漏油事件中，范伯格面临的问题更加棘手。

首先，BP漏油事件影响多州，在美国每个州都有各自的法律，同时还有联邦法律，包括清洁水法、海洋法等。直到现在，BP都深陷官司中。巨额调解费还是无法让人满意。新奥尔良、密西西比、得克萨斯、佛罗里达，四州先后BP。

BP漏油事件影响人数众多，BP事件影响的渔民、周边的社区，还有水污染影响的范围内的社区，受害人数众多，除了当地生态的直接破坏，对海滨旅游业、其他小产业也产生破坏性影响。后来BP赔偿事件中，还出现伪造文书和造假证的现象。由于许多赔付申请者的材料被认为不够完整，被拒绝赔付的很多。而范伯格也被批评审核材料和发放赔偿的速度过慢。

在BP漏油事件中，范伯格不再是无偿工作。当时，漏油事故一发生，BP宣布将投入200亿美元成立一个信托基金，并由花旗银行监管。2010年6月10日，总统奥巴马和BP总裁达成协议，由一个独立第三方来承担BP的基金管理，给受害者们提供赔偿的部分工作。

范伯格正式成为这部分赔偿基金“海湾沿岸索赔机构”（Gulf Coast Claims Facility，GCCF）的管理人后，尽管他一直宣称自己独立，但媒体一直在挖料。

BP成立赔偿信托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减少未来上诉的案子，而作为资金管理人，范伯格一开始设计的赔偿机制，跟911赔偿基金一致，需要拿到赔款者放弃未来的索赔权。因此媒体认为，从BP领薪水的范伯格一定会尽力催促赔款申请人放弃未来申诉的权利。而事实也是如此。当时媒体一面不断批评赔偿基金发放速度慢，不断报道范伯格的华盛顿律所一个月收到BP的佣金高达125万美金。

顶着巨大的批评，范伯格领导的海湾沿岸索赔机构GCCF，最后向22万赔偿申请人发放了65亿赔款。其间，地区法院法官Carl J. Barbier裁决，认定范伯格并非真正独立于BP公司的第三方人士，范伯格还被国会传唤听证，接受立法者们的质疑。

他在国会的表现随后变成了各个晚间新闻和星期日早间谈话节目热议的焦点，他也不断被请到演播室解释自己的工作。2011年，负责监管的联邦司法部也对GCCF开展了独立审计调查。最后审计报告在2012年4月发出，报告认为，7300名受害者的赔偿要求被拒绝了。2600人得到的实际赔偿远少于他们的应得赔偿。少数人赔付过高，但是GCCF并未要求他们退还。

对于这样属于香饽饽的集体诉讼案件，全美各地的律师事务所几乎都希望能够这些受害人，他们也不遗余力地攻击范伯格和GCCF。赔偿基金的透明问题和管理者与BP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引发一波又一波的质疑之声。

2012年6月4日，继得克萨斯州成立的赔偿中心，阿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佛罗里达州又新增了8个理赔中心。GCCF的工作由法院接替，这个机构也就正式关闭。

未完的故事

5月6日晚，波士顿壹基金举行首次城镇会议（Town hall meeting），范伯格与爆炸案的幸存者、受害者家属见面，他向台下的听众们介绍了基金放款的具体安排和赔付标准。

基金管理团队预定6月15日截止登记申请抚慰补助款，6月30日将审核申请，并分发款项。基金会已根据死亡受伤名单，给可能会申请抚慰补助款者寄出通知。此次除了3名死者之外，还有超过260多名伤者住院，超过14人做了不同程度的截肢手术。拨款会根据受伤程度、住院时长、受害者已购买的保险情况等客观因素衡量赔付标准。

从基金成立以来，范伯格就是美国电视各档节目的常客，他呼吁捐款，呼吁幸存者和罹难者家属们尽快提交材料，也不断被问及此前管理不同赔偿基金的经历。他写的关于赔偿基金管理经验的书也大卖。可以预见，随着赔付工作的展开，范伯格将会继续被放置在聚光灯下，接受公众的监督。

民众对像他这样的专业人士的工作十分好奇，也有人认为，美国能有像他这样同时兼具专业技能和共情力的律师，是美国的幸运。但美国社会立法机构的快速反应、基金运营的公开透明，司法监督的完善、大众传媒的有力传播和监督，民众对于灾难受害者慷慨解囊的善良，都是这些灾难赔付资金能够顺利筹集、分配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