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战后国际铁矿石契约变化及我国的现状分析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历史与现实:战后国际铁矿石契约变化及我国的现状分析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从上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以来，国际铁矿石市场的契约安排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变化。其中，美国、日本和中国在此间扮演重要角色。本文围绕美国、日本等国家分析了不同时间段内国际铁矿石市场契约安排的形成与变化原因后，以国际视野对我国现今铁矿石进口状况作进行了经济解释。
中图分类号：F416.1；F753/757
上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美国、日本相继领跑二战之后世界钢产量的两次高峰，并先后成为该时间段内世界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两国在进口铁矿石方面所采取的契约安排经历了从迥异到趋同的过程。进入上世纪80年代，国际铁矿石市场的契约安排逐渐稳定在“四大阵营”与“两国三家”的年度谈判机制当中。但是，随着近年来中国铁矿石需求量的急速增长，国际铁矿石市场的契约安排面临着向新的均衡状态跃迁的可能。本文将分析不同时间段内国际铁矿石市场契约安排的形成与变化原因。鉴于美国、日本和中国在此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分析将主要围绕这几个国家展开。
一、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末
随着二战之后美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美国国内铁矿石产量日益不能满足其国内需求。为了获得更稳定的进口铁矿石来源，自上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美国就大规模地在加拿大、智利、委内瑞拉、黎巴嫩等国投资建矿，以致到上世纪60年代晚期，美国几乎所有的进口铁矿石均来自一体化铁矿（McKern，1976）。美国在此时间段采取纵向一体化方式获取铁矿石的主要原因包括：
（1）内部转移价格机制可以保证美国钢铁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扣除投资建矿的一次性投入和交易成本之前），并完全榨取铁矿的经济租金；
（2）投资建矿的目标国家多为铁矿石需求量较少或勘测、采选技术不够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对铁矿所有权索价较低；
（3）由于当时美国的钢铁企业已比较成熟，资金雄厚，投资建矿的机会成本较低，因此纵向一体化的治理成本相对较低；
（4）上世纪50年代，主要发达国家预测铁矿石资源会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面临严重短缺的局面，因此推高了对铁矿石现货价格的预期，然而如果通过签订长期合同代替现货交易，又会招致较高的风险不可知成本和讨价还价成本；
（5）实行纵向一体化还能最大程度地降低计量成本和搜寻成本。
在上述外部环境之下，与其他契约安排相比，纵向一体化能够最大化美国钢铁企业的毛收益，而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却相对较小，因此纵向一体化成为美国钢铁企业的首选。
同时代的日本进口铁矿石的契约安排则截然不同。上世纪50年代，日本主要通过现货交易或短期合同从拉美国家进口铁矿石。由于日本与这些铁矿石出口国的海运距离遥远，相比于同样采取现货交易进口铁矿石的欧洲国家来说，日本钢铁企业需要支付多出50%左右的运输成本（Trengove，1976）。进入上世纪6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起飞的步伐加快，日本钢企开始通过与巴西、澳大利亚的新生铁矿签订固定价格与数量的长期合同来满足自身日益增加的铁矿石需求。签订这种刚性长期合同的原因包括：
（1）日本政府的地方保护措施使得本国钢企即便不使用相对低廉的内部转移价格，其利润损失也不会太大；
（2）在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下，日本主要钢企结成联盟，以对抗产业集中度日益提高的铁矿石供应商，从而易于获得一个相对低廉的谈判价格① ；
（3）由于日本处于经济起飞时期，国内资本相对稀缺，对外投资的机会成本高昂，故纵向一体化的治理成本高昂；
原因（1）、（2）减轻了长期合同相对于纵向一体化的毛收益损失，而原因（3）显示了对于日本钢企而言长期合同在交易成本方面的优势，因此刚性长期合同成为该时期日本钢企的首选。
二、上世纪70年代初至70年代末
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尽管刚性长期合同是日本钢企的首选契约安排，但相比于有条件采取纵向一体化的美国钢企，日本钢企的平均利润率仍要低得多。然而进入上世纪70年代之后，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得长期合同成为更加理想的契约安排，以致日本钢企相对于美国钢企的劣势转变成了优势。这些变化包括：
（1）出于对本国战略性矿产资源的保护，发展中国家纷纷将原属于发达国家的本土铁矿收归国有。从1971年至1975年，美国在智利、委内瑞拉、秘鲁等国的一体化铁矿相继被当地政府全部收回（Rodrik，1982）。
（2）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储量巨大的新生铁矿相继在巴西、澳大利亚出现，为了避免高昂的风险融资成本，这些新生铁矿与日本钢企签订了价格低廉的刚性长期合同。
由于此时美国的铁矿石需求量已呈下降趋势，因此面对这些变化时，美国钢企并未大规模转向长期合同，而是在加大对加拿大境内一体化铁矿利用程度的同时，适时削减了铁矿石进口量② 。此外，借用将原有美属铁矿收归国有的发展中国家在资本、技术方面的弱点，美国钢企广泛地与这些铁矿组建合资企业，并与其签订比较宽松的“常青合同”。即便此类合同不保证低廉的供货价格，但由于美国钢企拥有供应商相当一部分股份，因此收益并无大幅减少。而日本则利用外部环境的便利，进一步增加了长期合同的订货份额，同时凭借自身强大的讨价还价力，将来自新生铁矿的铁矿石价格大幅压低。据统计，1960年，日本的进口铁矿石均价较美国的进口铁矿石均价高16%；而到了1976年，日本的进口铁矿石均价反而较美国的进口铁矿石均价低了43%（Federal Trade Commission，1977）。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全球性通货膨胀及美元贬值的加剧使得签订了刚性价格条款的铁矿损失严重；另一方面，面对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的经济增速放缓，日本铁矿石需求量大幅下降，日本钢企希望能放宽刚性的数量条款。因此，签订更具柔性的长期合同（即向契约安排频谱左端移动）使铁矿石供需双方的利润都能有所增长。不过双方仍有分歧：需方希望仅放宽数量条款，而供方希望仅放宽价格条款。经过双方多轮讨价还价，新的契约安排稳定在年度谈判长期合同（价格和数量条款均每年调整一次）。
同时，随着占全球70%以上的铁矿石产能逐渐被巴西的淡水河谷、澳大利亚的力拓和必和必拓（俗称铁矿石“三巨头”）垄断，供方的讨价还价力不断增强，进而预期铁矿石谈判价格和讨价还价成本不断升高。对此，日本钢企开始像同时期的美国钢企那样逐渐向其他国家的铁矿注资，获取股权③，以便在不增加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也能保证较高的收益。
三、 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一贯采用短期合同或现货交易进口铁矿石的欧洲钢企业加入到日本钢企与澳、巴铁矿的年度谈判机制当中来，确立了存在至今的国际铁矿石年度谈判格局。该格局中的需方由日本、韩国、欧洲以及后来加入的中国的钢企联盟组成（俗称“四大阵营”），这四大钢企联盟的企业代表分别为日本新日铁、韩国浦项制铁、德国蒂克森虏伯和中国宝钢；供方则是来自巴西和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三巨头（俗称“两国三家”）。每个财年开始之前，供需双方代表展开“交叉捉对”式谈判，磋商下一财年的铁矿石供货价格。一旦其中有一对率先达成协议，其他主体皆跟随此协议，也就是实行所谓的“首发跟风制”（徐鑫，2008；方虹，沈东亮，2008）。实行这样一套契约安排的原因在于：
（1）铁矿石三巨头业已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垄断势力和盈利能力，因此它们承担的风险融资成本极小（进而无需签订刚性长期合同）；加之近年来铁矿石现货价格很不稳定，所以灵活的年度谈判长期合同能够最小化双方的风险不可知成本。
（2）主要铁矿石需求国联合在一起能最大程度地提高需方产业集中度，抵消铁矿石三巨头的垄断势力，从而获取相对低廉的谈判价格；
（3）“交叉捉对”和“首发跟风制”能最大程度地降低讨价还价成本和供方采取“默契合谋”（tacit collusion）的可能性。
然而在这个看似稳定的契约安排区间内，供需双方围绕合同细则（包括谈判规则）的讨价还价从未停止过。尤其在中国于本世纪初加入该机制之后，原有契约安排向新的均衡位置跃迁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了。近年来，随着中国进口铁矿石数量的急速增加④，铁矿石现货价格及长期合同价格迅速攀升⑤，供需双方之间的契约安排变化空前活跃：
2008年2月18日，日本钢企新日铁宣布，该公司及其合作伙伴韩国浦项制铁已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就2008财年两种铁矿石基准价格达成协议，其中南部铁精粉涨65%，卡拉加斯粉涨71%。这改变了以往“同品种同涨幅”的惯例，把现有铁矿石年定价机制“撕开了一个小口”。
2008年2月，继巴西淡水河谷同新日铁达成价格协议之后，全世界钢铁企业都接纳这一结果，但力拓和必和必拓以“海运费未获补偿”为由，在淡水河谷与新日铁的协议价格基础上，对中国钢企再次提价15个百分点。这实际上打破了年度谈判价格以离岸价计算的惯例，并使亚洲市场第一次出现两个长期合同价格。
2008年9月19日，必和必拓与澳大利亚蓝博思格钢铁公司（BlueScope Steel）签订为期十年的铁矿石供货合同，有效期从2009年7月至2019年6月。该合同在定价方面比年度谈判体制更加灵活。合同规定，约定数量范围内的铁矿石价格每季度调整一次，参照标准是本季度亚洲合同矿均价和同期现货市场均价，而额外增加的粉矿价格按照价格指数确定。该协议表明，必和必拓将逐渐远离传统的年度谈判定价机制。
2009年5月26日，力拓与新日铁达成协议，同意2009年的铁矿石价格在2008年价格的基础上降价33%，从而形成2009年度的“首发价”。面对这一情况，中国钢企拒绝跟进，坚持要力拓降价40%。这实质上宣告了“首发跟风制”的正式瓦解。
由此可见，针对目前中国钢企需求旺盛且对铁矿石成本消化能力较弱的外部环境，供需各方都在尽力达成对自身有利的契约安排。中国钢企希望在淘汰过剩产能、调整钢铁产业集中度、多元化供货来源的前提下维持现有年度谈判机制，但拒绝盲目跟从首发价格，而要体现“中国价格”；而三巨头在预期铁矿石现货价格继续增长的前提下，要求建立更加灵活的契约安排（即通过向契约安排频谱的左端移动以最大化潜在利润）。面对双方各自最优契约安排差别较大的情况，现实中的契约安排将稳定于何处，取决于未来外部环境对各自利润函数和讨价还价力的影响。
四、对近年来我国铁矿石长协价格走势的经济解释
虽然我国进口铁矿石的数量占全球铁矿石海上贸易量的50%以上，但我国在年度谈判中屡屡受挫，其定价话语权与自身需求量极不相符。自2004年起，中国钢企就一直被迫接受铁矿石三巨头提出的涨价要求，致使铁矿石长协价屡创新高。从2004年至2008年，铁矿石长协价涨幅分别为：18.8%、71.5%、19%、9.5%和79.88%。笔者认为，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如下：
（一）钢产量的增长造成我国对进口铁矿石的旺盛需求
无论采取哪一种定价形式，需求与供给总是决定价格的根本因素。近年来我国铁矿石长协价迅速上涨的首要原因，无疑是由我国钢产量迅速增长导致的国内钢企对进口铁矿石的旺盛需求。由于我国铁矿小而分散，供应有限，且矿石品位低，开采成本高，大量铁矿石需求需要通过进口解决。自2003年我国铁矿石进口量首超日本，并成为全球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之后，铁矿石进口量以惊人速度连年增长。“我的钢铁”网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进口铁矿石达3.83亿吨，占全球海上贸易量的46%，对外依存度达53.45%，而来自铁矿石三巨头的进口量占进口总量的60%以上。如此庞大的铁矿石进口量成为铁矿石长协价屡创新高的前提条件。
（二）钢铁产业集中度过低，造成我国钢企的讨价还价力过弱
只要采取适当的战略行为，庞大的需求量反而会转变为买方垄断力量。但我国钢铁产业集中度过低导致我国钢企在谈判中难以协调一致，严重削弱了我国钢企的讨价还价力。据统计，目前中国共有大小钢企1200家左右，其中上规模的大中型钢企有70多家，但企业集中度（即排名前10位钢企的钢产量仅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只有35%，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相比而言，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四企业集中度就高达65%以上，日本的四企业集中度更是高达85%。我国如此众多而分散的钢企无法像日欧钢企那样结成有效的买方卡特尔组织。尽管国有大型钢企在政府的组织下结成钢企代表团，并规定代表团外的钢企不具备进口资质，但由于代表团内的钢企仍多达70多家，且代表团仅覆盖国内钢铁产能的一小部分，因此很难达到买方卡特尔的效果。一方面，代表团内钢企的边际净收益差别很大，利润最大化目标不尽一致，很多钢企存在私下与三巨头达成协议的动机，彼此很难形成攻守同盟。一位业内人士形象地描述道：“我们不是战斗的堡垒，而是在堡垒里战斗。”另一方面，代表团内钢企的数量仅占全国钢企的一小部分，代表团外的广大民营钢企依然具有强烈的进口需求，这些钢企往往会私下与三巨头达成协议，或从三巨头手中购买现货矿。比如2009年，当钢企代表团与三巨头的博弈逐步升温的时候，国内38家中小钢企“集体倒戈”，与淡水河谷签订了总量为5000万吨的长期供货合同。上述现象导致我国钢企代表团的讨价还价力过弱，其根本原因是我国钢铁产业集中度过低。
（三）高涨的现货价格为铁矿石三巨头提供了优厚的外部选择利润以及较低的贴现率
在现货市场上交易的铁矿石数量占我国铁矿石总需求量的70%以上。在广大民营钢企无权进口澳矿、巴西矿，国内矿供应短缺且其他国家（如印度、南非）的矿产须承担较高海运费的情况下，国内铁矿石现货价格一直居高不下，而且其价格上涨速度超过长协矿价格上涨速度。特别地，受我国政府人为设定进口资质门槛及转卖限制的影响，现货矿及长协矿的价差被进一步拉大。上述现象从两个方面增强了三巨头的讨价还价力。一方面，高昂的现货价格显示了我国旺盛的铁矿石现货需求，也向三巨头预示着优厚的外部选择利润；尽管三巨头将其产品转向现货市场后，铁矿石现货供给会大大增加，但凭借三巨头的寡头垄断力量，国内现货价格依然会保持高位。另一方面，现货矿及长协矿的巨大价差诱使部分钢企或经销商暗地与三巨头展开交易，这给了三巨头更多的“耐心”，即更低的贴现率。因此，无论我国钢企与三巨头的谈判结果是取Rubinstein解还是外部选择解，其均衡价格都会处于高位。
（四）中国钢企与日本钢企的利益分歧导致中方频频陷入被动局面
在年度谈判机制中，实行“交叉捉对”及“首发跟风”规则的初衷是鼓励主要进口国结成攻守联盟，提高买方讨价还价力，进而使主要进口国共同受益。如果各进口国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保持一致，则上述初衷很容易被达成。相反，如果进口国之间利益分歧过大，那么这些规则不仅很难促成攻守联盟，还会使其中一方（或几方）的境况较之没有这些规则时的境况更糟。中国钢企与日本钢企就属于这种情况。首先，日本钢企多生产高附加值、低能耗的高端钢铁产品，面对同样数量、同样价格的铁矿石，日本钢企能够获得更大的利润。其次，日本钢企拥有三巨头相当比例的股权，日本钢企作出的价格退让完全可以从三巨头的股权分红中获得补偿。上述原因使得日本钢企的边际净收益进而与三巨头谈判的潜在均衡价格要远高于中国钢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钢企会感到花费巨大的机会成本而等待“中国价格”的达成是得不偿失的。更何况在国际钢铁市场上，日本钢企与中国钢企是竞争关系，通过达成较高的“日本价格”而把中国钢企“拖垮”符合日本钢企的利益。因此，近年来大多是日本钢企与三巨头达成“首发价”，并使中国钢企陷入被迫接受高价的被动局面。
（五）铁矿石三巨头激进的情报搜集行为更加重了中国钢企的讨价还价劣势
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具有较强的讨价还价力。2009年的力拓间谍案就是三巨头为了搜集有关谈判对手的私人信息而不择手段的一个实例。据称，在2009年的中澳铁矿石价格谈判期间，力拓公司驻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胡士泰及该办事处人员刘才魁等四人，采取不正当手段，通过拉拢收买中国钢铁生产单位内部人员，刺探窃取了我国钢企的信息，包括国家政策发展动向、企业的生产成本、企业的技术改造水平、具体经济技术指标（比如内外矿配比比例）、生产技术参数（比如高炉生产系数、焦炉系数）等。通过窃取这些信息，力拓对我国钢企的底价及贴现率便一目了然。实际上，力拓间谍案只是一个极端的负面例子，三巨头积极地搜集谈判对手的情报体现在日常经营过程的方方面面。除了时刻保持对谈判对手相关信息的高度敏感之外，三巨头都建立了分析谈判对手的研究机构。相比之下，我国钢企对铁矿石三巨头的信息搜集与分析工作却少之又少。力拓间谍案虽然是一则有关三巨头的负面消息，却可以折射出三巨头为增强讨价还价力而获取信息的积极行为。
注释：
①1964年， 包 括Amagasaki、Fuji、Kawasaki、Kobe、Nakayama、Nippon、Nisshin、Osaka、Sumitomo、Yawata在内的日本主要钢铁企业结成“十企业联合会”，以联合参与面对巴西、澳大利亚铁矿石供应商的谈判。资料来源：Australia’s Iron Boom Comes Down to Earth, Business Week (13 August 1966), p. 99.
②从1971―1979年，美国的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从31%下降到25%（Rodrik, 1982, P. 547）。
③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近50%的进口铁矿石来自其拥有股权的铁矿（Ozawa, 1977, P. 64）。
④2003年，我国进口铁矿石数量首超日本，从而成为全球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时至2007年，我国进口铁矿石数量已达383万吨，对外依存度高达54%（赵琰，2008）。
⑤ 从2005年到2008年，三巨头强行将进口铁矿石的价格分别逐年提升71.5%、19.5%、9.5%和75%。由于日、韩、欧的进口量少，钢铁产品附加值高，且普遍拥有铁矿石三巨头的股份，故联合压制铁矿石涨价的动机不强。如此一来，谈判桌上主要是中国钢企与三巨头的较量，相比之下，三巨头的垄断势力进而讨价还价力便强很多。
参考文献：
[1]赵瑞荣，王汉波. 灰色理论在铁矿石需求预测之中的应用[J].冶金科学技术，1999，5（4）：18-21.
[2]朱・弗登博格，让・梯若尔.博弈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朱及天，洪天求.我国钢铁需求预测及铁矿资源安全供给对策[J].金属矿山，2006，（10）：9-12.
[4]张寿荣.21世纪前期钢铁工业的发展趋势及我国面临的挑战[J].宏观经济研究，2008，（1）：3-10.
[5]赵琰. 铁矿石供需形势分析及政策建议[J].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08，25（3）：129-132.
[6]Business Week. Australia’s Iron Boom Comes Down to Earth, 1966.
[7]Alchian, A. A., Demsetz, H.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2, 62(5), Dec. 1972, 777-795.
[8]Mckern, R. B.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Natural Resources[M]. Sidney: McGraw-Hill, 1976.
[9]Trengove, A. Adventure in Iron-Hamersley’s First Decade[M]. Mont Albert: Stockwell Press, 1976.
[10]Ozawa, T. Japan Resource Dependency and Overseas Investment[J]. Journal of World Trade Law, January-February, 1977.
[11]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taff Report on the United States Steel Industry and Its International Rivals, Bureau of Economics, November 1977.
[12]Rodrik, D. Managing Resource Dependency: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 the Markets of Copper, Iron Ore and Bauxite[J]. World Development, 1982, 10(7): 541-560.
[13]Alchian, A. A., Woodward, S. The Firm is Dead, Long Live the Firm: a Review of Oliver E. Williamson’s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88, 26(1): 65-79.
[14]Allaz, B., Vila, J. Cournot. Competition, Forward Markets and Efficiency[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93, (59): 1-16.
[15]Abreu, D., Gul, F. Bargaining and Reputation[J]. Economitrica, 2000, (68): 85-117.
[16]Baldursson, F. M., von der Fehr, N. 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Long-term Contracts in Risky Markets[R]. Working Paper, Jan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