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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是指内部控制制度保证公司经营效率效果性、财务报告可靠性以及对国家法律法规遵循性等的程度。本文研究显示:年终股东大会出席率越高、企业规模越大且企业处于成熟期时,内部控制有效性较高。而股权集中度、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以及企业文化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程度和方向不相同。表明公司治理结构、企业规模、企业文化是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内部控制 有效性 影响因素
一、引言
世纪之初爆发的安然、世通等特大财务舞弊案件,无一不与内部控制的缺失有关。就此,美国紧急出台了公司改革法案《萨班斯——奥克斯来法案》,并在其302和404节中对内部控制作了严格规定,要求高级管理层必须建立、维持并评价内部控制有效性,证明公司年度财务报告不存在实质性漏洞且公允陈述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此后,国外很多学者针对披露实质性漏洞的公司作出研究。Ge和McVay(2005)发现披露实质性漏洞的可能性与业务复杂程度显著正相关,与公司规模和盈利能力显著负相关。Ashbaugh等(2007)、Doyle等(2007)研究了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都发现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具有公司组织复杂,组织结构变更大和内部控制投入少等特点。随后Leone(2007)对ACK(2007)和DGM(2007)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评价,验证了上述观点。在我国,内部控制也越来越受到监管当局的关注。财政部等五部委在2008年联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之后,2010年4月又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这标志着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发展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规范要求,执行企业内控规范体系的企业,必须对本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披露年度自我评价报告,同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出具审计报告。由此可见,内部控制的有效性逐渐成为内部控制建设中的重点之一。那么到底哪些因素决定着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呢?又是如何影响的呢?本研究以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公司治理结构、企业规模、企业文化、企业发展阶段等因素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本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1)国外关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文章主要从实质性漏洞的角度来研究,国内这方面的文章多是规范性研究,已有的实证研究也多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样本覆盖面不广。本研究从内部控制目标实现的角度,针对中国A股上市公司,采用经验数据法研究了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因素,丰富了内部控制的研究文献。(2)本研究发现公司治理结构、企业规模、企业文化和企业发展阶段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呈现不同的显著性关系,企业可以针对不同的关系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完善企业内部控制,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 COSO委员会提出《内部控制——整体框架》报告将内部控制定义为:由企业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员工实施的,为营运的效率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相关法令的遵循性等目标的达成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由此可见,在COSO报告中,若内部控制合理保证了各项目标的达成,则内部控制是有效的。同时,该框架还指出内部控制有效性包括设计有效性和执行有效性两个方面,在设计和执行的过程中还需要持续的监督,才能保证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此外,Dr. David Brewer 和 William List,CA,Hon FBCS(2004)认为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可以用内部控制的成本效益来衡量。INTOS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upreme Audit Institutions 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表示,满足适时适量、成本效益和功能设计的一贯性三个标准的内部控制才算作有效的内部控制。可见,国外关于内部控制有效性没有统一的定义。在国内,程晓陵、王怀明(2008)认为,政策是否有效,主要是看该政策的实施能否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同时,陈汉文和张宜霞(2008)指出,从本质上来讲,评价或判断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是在判断企业内部控制能够为相关目标的实现提供的保证水平或程度。进一步地,张颖和郑洪涛(2010)将内部控制有效性定义为“内部控制对合规目标、报告目标、经营目标和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的保证程度。内部控制为目标实现提供的保证程度越高,内部控制就越有效;反之,则无效。” 此外,杨洁(2011)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将内部控制有效性定义为“以持续监督为基础、完成内部控制制度计划和达到计划结果的程度。”可见,国内关于内部控制的定义主要从目标的实现角度来考虑的。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将内部控制的目标界定为五个方面,分别是企业战略性、经营效率和效果性、财务报告可靠性、对国家法律法规遵循性以及资产的安全完整性。由于资产的安全完整性目标可以划入其他目标类别的内部控制(李育红,2011),战略目标依赖于业务层面的目标的实现而实现,因此,我们认为经营效率和效果性、财务报告可靠性以及对国家法律法规遵循性是内部控制最基本的三个目标。而内部控制有效性,顾名思义就是判断企业内部控制的执行效果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若效果达到预期目标,则执行有效;否则无效。因此,本文将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定义为:内部控制制度合理保证公司经营效率效果性、财务报告可靠性以及对国家法律法规遵循性三个目标的实现程度。根据前述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定义,将其分为三个部分,分别进行判断。首先是实现经营效率效果性的程度:尽管净资产收益率是我们常用的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但是其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配股和进行特别处理等的考核指标,企业对净资产收益率的盈余管理比较严重(陈小悦、徐晓东,2001)。而在这一方面,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具有一定的不可操纵性。因此本文采用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来衡量经营活动的效率性和效果性(程晓陵、王怀明,2008)。即如果某个因素对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有影响,那么就判断这个因素为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因素之一。其次是财务报告可靠性的实现程度:为了保证财务报告可靠性,上市公司必须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即将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审计。注册会计师就财务报告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作出鉴证。若财务报告可靠,则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否则为非标准意见。因此,本文采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意见作为衡量财务报告可靠性的指标。第三是对国家法律法规遵循性目标的实现程度:对法律法规的遵循性可以通过上市公司是否受到司法部门、证监会以及证交所的公开处罚来衡量。若受到处罚,则法律法规遵循性目标未得到实现;否则,实现该目标(程晓陵、王怀明,2008)。
(二)研究假设
(1)公司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公司治理结构是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三者组成的,为防止公司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制度安排。内部控制是由董事会、经理阶层和其它员工实施的,为营运的效率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相关法令的遵循性等目标的达成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由此可见,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无论在目标还是在实施主体上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集中度越高,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越高。一般地,股权集中度越高,大股东越有机会做出不利于企业决策。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H1a: 股权集中度与内部控制有效性负相关
Pi等(1993)认为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后,由于决策管理层和决策层的统一,会增大委托冲突,降低公司收益。程晓陵和王怀明(2008)通过对116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也发现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会显著降低财务报告质量。然而,Griffith(2002)在研究首席执行官所有权与公司经营效果之间的关系时发现,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对公司绩效没有显著性影响。笔者认为,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会使董事会的监控功能减弱,使得公司的监督机制形同虚设(Molz,1988),对公司发展不利。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H1b: 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与内部控制有效性负相关
程晓陵、王怀明(2008)研究公司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关系时,发现年终股东大会出席率与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显著正相关。年终股东大会出席率越高,表明股东越勤勉于公司事务,对公司发展越有利。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c:年终股东大会出席率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正相关
(2)企业规模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曹建新、王春丽和邹俊(2009)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规模越大的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越高。张颖、郑洪涛(2010)也认为,资产规模是影响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水平的重要因素。一般情况下,企业规模越大,财务制度越健全,分工越明细,内部控制效果会越好;同时由于规模效应的存在,内部控制的边际成本会随着规模的增大而降低,从成本效益原则的角度考虑,企业会加大对内部控制的投入(朱荣恩,2004)。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采用公司年末资产总额对数来衡量企业规模,并提出如下假设:
H2:企业规模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正相关
(3)企业文化与内部控制有效性。企业文化在内部控制的执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略的。企业文化是被组织成员共同遵循的基本信念和认知,集中体现了一个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主张。如果组织成员的基本信念出现了错误,那么不管多么严格的内部控制规范,都于事无补。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采用管理层的诚信和职业道德来衡量企业文化,并提出如下假设:
H3:企业文化建设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正相关
(4)企业发展阶段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可分为: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发展阶段的不同与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本文采用现金流量法对企业发展阶段进行判断(张旭,2011),并提出如下假设:
H4:企业处于成熟期时,其内部控制有效性更高
(三)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样本为2011年度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以下剔除:考虑到金融公司的特殊性,将其排除在外;指标不完整的样本公司。最后选定2123家上市公司组成研究样本。所需样本观察值来自CSMAR(国泰安)数据库、巨灵金融服务平台、巨潮资讯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
(四)变量定义及模型构建 本文研究变量包括因变量: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财务报告可靠性、法律法规遵循性;自变量:股权集中度、年终股东大会出席率、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企业规模、受谴责高管人员比例、企业发展阶段。此外,由于企业经营效率效果性还受到营运能力和偿债能力的影响,因此在对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进行回归分析时,加入控制变量:总资产周转率和资产负债率。各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经过以上分析,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Returns=C+b1Gap+b2Attend+b3Gmisbo+b4Size+b5Accused+b6Lifecy1+b7Lifecy2+b8Lifecy3+b9Turn+b10Lev+ε…………模型1
Relia=C+b1Gap+b2Attend+b3Gmisbo+b4Size+b5Accused+b6Lifecy1+b7Lifecy2+b8Lifecy3………………………………模型2
Legiti=C+b1Gap+b2Attend+b3Gmisbo+b4Size+b5Accused+b6Lifecy1+b7Lifecy2+b8Lifecy3………………………………模型3
上式中,Returns表示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经营效率效果性目标,Relia表示财务报告可靠性目标、Legiti表示对国家法律法规遵循性目标。C为常数项,b1 ~b8为相应自变量系数,b9 、b10为模型1的控制变量系数。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2)。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平均约为13.91,其中最大的持股比例之比为397.19,第一大股东的控制力度较强,且各公司差异较大。年股东大会的出席率平均为53.74%,最低的为3.49%。虽然监管部门要求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分离,样本中二职合一的比例仍有25.25 %,占比较大。样本中各公司期末总资产相差比较大,规模差异大。受谴责高管仍然留在公司的只有37家,占总样本比重较小。根据现金流量法,企业被分为四个阶段的类别,其中成熟期的公司最少,仅占总样本的5.04%,最多的为成长中的公司,占比59.96%。
(二)回归分析 使用Eviews6.0对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中的模型1、模型2和模型3栏。(1)模型1的回归结果分析。代表股权集中度的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Gap,与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股权集中度越高,内部控制经营效率效果越差。年终股东大会出席率与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年终股东大会出席率越高,股东越关心公司经营状况,内部控制经营效率目标实现程度越好。公司规模与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公司规模越大,内部控制经营效率目标实现程度越好。公司处在成熟期和创业期时,其与公司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成长期与公司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公司处于创业期、成长期和成熟期时公司内部控制经营效率目标实现程度都较好,但是这种现象在成长期时更显著。控制变量总资产周转率与经营效率效果性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与经营效率效果性显著负相关。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是董事长与总经理二值合一和代表企业文化的高管受谴责后留任人数,说明此二者与内部控制经营效率目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关系。回归方程的F值为168.47,调整后的R2为0.4413,方程拟合效果较好。DW为1.9550,接近2,表明模型不存在序列自相关。(2)模型2的回归结果分析。代表股权集中度的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Gap,与财务报告可靠性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股权集中度越高,内部控制财务报告目标实现程度越高。股东大会出席率与财务报告可靠性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股东大会出席率越高,公司内部控制财务报告目标实现程度越高。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二职合一与财务报告目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能够提高公司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企业规模与财务报告可靠性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规模越大,公司内部控制财务报告目标实现程度越高。代表企业文化的高管受谴责后仍在单位留任的人数与财务报告可靠性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文化越差,内部控制财务报告目标实现程度越低。公司成熟期、成长期与财务报告可靠性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创业期与财务报告可靠性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但并不明显。说明公司在成熟期、成长期财务报告目标实现程度比较高,而处于创业期的公司与财务报告可靠性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回归方程的F值为57.92,调整后的R2达到了0.1767,拟合效果可以。DW值为1.9644,接近2,表明模型不存在序列自相关。(3)模型3的回归结果分析。年终股东大会出席率与法律法规遵循性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股东大会出席率越高,股东越在意公司的经营状况,违法的可能性就越小,公司内部控制合规目标实现程度越高。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与法律法规遵循性目标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了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时违反法律法规的可能性越低。企业规模与法律法规遵循性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规模越大,公司内部控制合规目标实现程度越高。代表企业文化的受到谴责后仍然在公司留任的人数与法律法规遵循性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文化不好会导致内部控制合规目标实现程度低。公司处在成熟期与法律法规遵循性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处在创业期,与法律法规遵循性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处在成长期时与法律法规遵循性没有显著性关系。股权集中度指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大股东持股比例高低与法律法规遵循性目标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回归方程的F值为185.20,调整后的R2达到了0.4098,拟合效果较好。DW值为1.8739,接近2,表明模型不存在序列自相关。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股权集中度与内部控制经营效率目标显著负相关,股权集中度越高,内部控制经营效率目标实现程度越差。与财务报告可靠性目标显著正相关,而与法律法规遵循性目标没有显著性关系。这与假设不完全一致。可能是由于大股东更重视对外披露的公共信息,谨慎行事,使得股权集中度与财务报告可靠性正相关。(2)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与内部控制经营效率目标无显著性关系,与财务报告目标和法律法规遵循性目标显著正相关,这与假设相违背。可能是由于在我国现行制度环境中,上市公司多为集团公司的一部分,集团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对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任命具有绝对的话语权。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能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的权威性和政策的执行效率,因此提高了内部控制的有效性。(3)年终股东大会出席率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显著正相关,年终股东大会出席率越高,内部控制有效性越好。(4)企业规模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显著正相关。规模越大,内部控制有效性越好。(5)企业文化与内部控制经营效率性目标没有显著性相关关系,但是与财务报告可靠性目标、法律法规遵循性目标都显著正相关,企业文化越差,内部控制有效性越差。这与假设不完全一致。可能是由于受过谴责的人员仍留任公司时,对公司短期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没有造成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企业文化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在长时期内才能表现出来。(6)企业发展阶段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呈现出不同的显著性关系。企业处于成熟期时,内部控制有效性较好;处于创业期时,与内部控制经营效率目标显著正相关、与法律法规遵循性目标显著负相关;处于成长期时,与内部控制经营效率目标和财务报告可靠性目标显著正相关。
(二)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应当适当削减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使其降到合理水平。待股东持股比例相差不大时其更能团结一致,积极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2)提高年终股东大会出席率,使股东在各项重大决策中充分发挥决策和监督作用,减少公司执行不利于股东利益的事项的可能性,从而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3)让董事长兼任总经理,鼓励其尽全力为公司办事,发挥个人潜力,为公司谋发展,提高公司经济效益。(4)适当扩大企业规模,建立更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提高内部控制的有效性;(5)发展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受到过谴责的高管人员必须清除出高管队伍,消除不良因素并且给其他高管以警示;(6)在企业处于成熟期时,加强内部控制建设,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金融企业内部控制优化与会计舞弊防范研究——山西票号历史经验剖析与现实借鉴”(项目编号:11 BGL02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程晓陵、王怀明:《公司治理结构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审计研究》2008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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