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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理科状元梦断清华”说明,地方政府的某些行为若不能有效地被中央垂直机制所抑制,公民用脚投票的权利就可能因地方保护而被剥夺,地区间竞争也将因此而削弱
九月,又将有一批经历高考洗礼的学子们迈入大学校门,开始自己崭新的人生历程。然而,这一群学子当中,不会有李洋的身影,尽管李洋的成绩列海南省高考理科的第一名。李洋报考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但是他被清华录取的资格却被取消了,理由很简单:李洋是“高考移民”。这么做的依据仅仅是一部地方性暂行法规,做出这一取消决定的是海南省教育厅:“经调查核实李洋等考生,高中后两年在我省就读不满两年。根据琼府办2003年公布的《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考条件暂行规定》,取消其报考本科第一批的资格。”
清华大学,作为面向全国招生的教育机构,面对海南省取消其潜在考生录取资格这种强势的地方保护行为,也只能说一句:“如果海南省教育厅已经确定限报的话,即使是李洋填报了清华大学的志愿,但他的档案还是无法实现投档的,所以清华大学将不可能录取他。”
横向的地方保护主义,再加上纵向垂直制衡机制的缺失,让这位来自湖北省,年仅16岁的少年梦断清华,成为了制度失衡的“祭品”。
其实,因高考招生制度失衡而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李洋一个,早在2003年宁夏就以“高考移民”的理由取消了当时宁夏理科状元的录取资格,使其梦断北大,而北大也未能努力去争取自己潜在的一名优秀学子。
对于海南、宁夏等这些地方政府而言,可以找到一千个理由来为自己的保护行为辩护,比如强调文化背景的不同,强调基础教育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地方政府也可以振振有词地宣布自己行为的正义性,比如“限制高考移民,是夺回本该属于当地学子的升学权利”。然而,无论其说词多么美妙动听,都无法掩饰其几乎出自本能的动机:通过剥夺考生的用脚投票权,来缓解地区间竞争的压力。
大体上,我们有三种投票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喜好:用钱投票、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用钱投票,价格取胜,可以让生产者竞争,使得我们得以享有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用手投票,选票取胜,可以让政治家角逐,使得我们得以享有民主和自主管理的权利。还有一种投票方式,就是用脚投票,跳槽、移民、迁址,都可以看作用脚投票。用脚投票,环境取胜,可以让政府之间竞争,使得我们得以享有高效的公共服务和优质的区域环境。不满意某一地区的税制和公共服务,公司可以迁址,百姓可以移民,这将迫使该地区的政府不得不改善税制,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以保护自己的税基,扩大本地的经济资源。
尽管这三种投票方式每一种都有着自己的功效,能够改善我们的福祉,但是,每一种投票方式都需要相应的制度支撑。用钱投票需要运行顺畅的市场机制,用手投票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在地区之间用脚投票也是如此,它需要中央与地方、条条与块块的良好制衡。如果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或掠夺行为不能有效地被中央垂直机制所抑制,公民用脚投票的权利就可能因地方保护而被剥夺,地区间竞争也将因此而削弱;如果中央过于强调集中统一的倾向不能为地方政府所适当抵消,公共服务也就往往不能因地制宜地有效率提供,地区之间将失去相对的多样性和差异化,用脚投票也就归于无效。
是的,如果让高考移民“合法化”,允许考生自由地用脚投票,在当前我国高考实行分省区定额录取的模式下,对于基础教育相对较好而招生计划指标又相对有限的地区的考生而言,移民至那些基础教育相对较差的地区参加高考,确实可以获取更多的录取机会。在短期内,高考移民也确实会减少这些落后地区本地考生的录取机会。
但是,在强调高考移民的这种短期效应的同时,我们更需要看到其另一面。正是由于考生用脚投票导致落后地区本地考生录取机会的减少,将促使当地居民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改善当地教育环境,提高教育质量,这在长期内将有助于这些地区人力资本的改善。允许高考移民,允许用脚投票,将一方面减轻基础教育相对较好地区高考独木桥的拥挤程度,另一方面也使得基础差的地区有压力、有动力来改善本地区的教育水平,这两方面都有助于全国教育资源配置的改善。而限制高考移民,剥夺考生用脚投票的权利,将使得拥挤的更拥挤,落后的也因缺乏压力和动力,可能出现落后的更落后。
允许高考移民,让考生能够用脚投票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好处,就是通过考生的流动,可以改善因用计划方式在各省分配招生指标所带来的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状况。如上面所指出的,我国实行的是分省区定额录取的模式,也就是说我国高校录取基本上仍然是按计划指标方式在全国各省加以分配的。比如,外交学院2005年的本科生招生计划就只在北京、吉林、浙江等16个省市招生,而根本就不在江西、湖南等地招生。但是,谁都不能否定,江西、湖南等这些地区肯定存在愿意进入外交学院学习、而又符合外交学院录取要求的考生。在允许高考移民的情况下,对“不幸”生在江西等地的考生而言,如果很想而且也觉得自己能力进入外交学院学习的话,就可以通过用脚投票,流动至北京、吉林、浙江等地来参加高考,以获取进入外交学院学习,发挥自己专长的机会。考生的流失,也将促使江西这类地区的地方政府更为积极主动地在垂直计划体制里去申请更多的录取指标,从而使指标的分配逐步合理化。相反,如果北京、吉林等地同海南一样,利用行政手段采取地方保护措施,使高考移民归于无效,那也就意味着江西、湖南等地的这些考生失去进入外交学院,成长为外交人才的机会,一个可以合理想象的结果是,将使得一名潜在的杰出外交家转而成为了一名平庸的工程师。以计划方式在各省分配招生指标带来了人才资源的潜在扭曲,而考生的跨地区流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这种扭曲加以纠正。
尽管用脚投票有着千般好,今年李洋梦断清华,却让我们再一次见证了支撑其有效运行的制度并不天然坚固。每个人、每个团体都有着逃避压力、躲避竞争,寻求保护和垄断的动机,地方政府也不例外。当考生用脚投票给其带来压力,使其直接面临竞争时,地方政府更愿意采用行政手段,将自己保护起来,尽管这种保护行为可能导致本地区更加落后,更加缺乏竞争力,然而这种后果短期内并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相反,地方政府的行政保护行为,由于在短期内保护了当地考生被录取的机会,当地民众会出于本能地加以欢迎,而地方政府本身也可因之而时免受提高本地区教育水平的压力。当地民众的欢迎加上地方政府力量,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衡机制,地方保护主义的动机转化为保护主义的行动就再自然不过了。然而,这种保护行动是极其消极的,它将使得地方政府不是去致力于改善本地区的教育质量,提高本地区的教育水平,而是更加积极地去垂直计划体制中争取更多的招生指标,通过教育资源的转移而掩饰自己的落后,从而进一步加剧教育资源配置的扭曲。
除了地方保护主义,李洋梦断清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教育体系中垂直筛选机制的失效,抑制地方保护主义制度的缺失。如果清华能坚持“英雄不问出处”,以分数论高下,保护自己的每一位潜在学子的权利,或者在教育体系中存在有效的制衡机制可以坚决抑制地方保护的行为,不让高考录取的投档权完全纵在地方教育部门的手中,李洋无疑可以圆梦清华。然而,清华没有能够这样做,高考投档权仍然是纵在地方教育部门手中。在分省区定额录取的高招模式下,垂直筛选机制的失效,“条条”制衡机制的缺失,也就意味着考生用脚投票权利的丧失,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资源不可避免地要被“块块”们分割为碎片。
当前中国的高考招生制度,垂直体制下的“条条”们唯有坚定地守护规则的统一与平等,才能使横向架构中的“块块”们有着健康的差异化和多化性,一国之内的制度环境也才不会因统一而失多样性,因差异而失去平等性,更为重要的,也才可能发挥考生用脚投票机制的作用,使教育资源配置走向合理,为不同地域的考生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机会平台。在中国,形成一个用脚投票的良好制度环境依然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