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洁:她自己的一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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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想要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
在《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1929年）中，化身玛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英国女作家，批判家，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人物，《一间自己的房间》为其代表性散文作品—编者注）因为女性身份而被禁止单独进入图书馆，她不得不在柔软而适于思考的草坪上疾步走过，躲避着守卫，退回到“属于她们的粗硬的砾子路”上。思考的小火苗被无情掐灭，玛丽觉得“所有一切都像锈菌一样，吃掉了春天的花朵，从心里把树木毁掉”。面对她的窘境，伍尔夫在小说中慷慨“赠予”她每年500英磅的遗产。
500英镑和一间房，独立的经济能力和完全属于个人的私密空间，这对当时的女性来说恐怕是天方夜谭。此后的80多年中，在厨房和客厅围着父亲、丈夫和儿子打转的女人们披荆斩棘，为被掐断的天分、思考和弥足珍贵的自我争取权益。
女摄影师杨文洁的《她自己的一间房》系列正脱胎于此。在女性经济独立不再是妄想的今天，对个人空间的倾轧、挤占却还在不断发生。独居的女性往往承受着更多压力，却也意味着拥有更为独立的思考空间和更丰富的自我世界。
杨文洁拍摄了单身女性们在自己寓所的肖像，展现这些女性在属于她们自己的空间中最自然的生活状态。她说：“这个专题意在表现一位独立女性所拥有的复杂生活，她生命中的那些时刻：沉思、快乐、悲伤、满足、愤怒，以及在自己空间内的自由自在。拥有自己的房间，就如同是拥有了自己的天地，在那里一切各就各位，有条不紊。这个专题就是想探索这种生活方式的深度，并去探求个体身份的意义。”
女性和她们的房间
杨文洁第一次读到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时还在读大学，对此一片懵懂。在上海长大的她一直三代人同居一间陋室，直到23岁才拥有自己的房间。
拍摄专题第一组照片时，她重读了这部作品，契合感才真正油然而生。照片中，她的朋友陶立夏蹲在床边，右手举着苹果，眼神中满是安稳和放松。这组照片只是她使用中画幅拍摄肖像的尝试之作，却意外打动了自己。在ICP（国际摄影中心，位于美国纽约）进修时，她放弃了导师力荐的纪实类项目，将这一专题进行下去。
杨文洁的拍摄对象来自世界不同的国家，从事着各类职业，有商人、画廊、艺术家、摄影师、自由职业者，甚至包括一名专业女巫。她们大多单身，过着独居生活。在纽约的每个周末，杨文洁的行程都很满，她造访每个街区，和陌生人成为朋友，聊天，听故事，最后来到她们独居的寓所，拍摄她们的生活。
自然光线、近距离，房屋里的细节维持着本来的模样。被摄者们居家时的日常穿着，或寂寞或满足的神情，杨文洁希望展现的不是被摄者经过修饰的完美状态，而是捕捉女性在她们的私密空间中才有的微妙感受。
“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是一位60岁的老太太。”在浴室的毛玻璃后，Connie舒展开身体，和玻璃上的鱼一样惬意。“她自然而然地把浴袍拿了下来，我根本没有要求她做这件事，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放肆的状态，她很享受她自己。”没有人能猜到她已经是3个孩子的祖母。Connie在40岁时突然爱上了同性，毅然结束了自己的婚姻，和一位比她小十几岁的爱人维持了十多年情感关系。
房间里充满捡来物品的神经学家穿着朋友的旧红裙坐在箱子上，这箱子也是男友从街上捡来送她的礼物；和猫咪生活在一起，睡着沙发床，衣物上粘满猫毛的女子眼神中流露出孤独感；爱慕者从未间断的舞者躺在大床上，床收起后是一面镜子，她可以随时穿上舞鞋对镜舞蹈；住在顶层的狮子座女人站在阳台浇花，整个曼哈顿都收拢在她脚下；爱跳弗拉明戈的乐器商窝在沙发里，的身体只披着红色披肩，鲜亮的红和房间的暗凸显了她眼神中不经意的骄傲。
每个被摄者身上的闪光点都让杨文洁兴奋不已，她观察一切细节，用这些微妙的部分判断和展示被摄者的个性。“只有在纽约，才会有那么多不同肤色、不同年龄的独居女性，愿意和我分享她们的人生。”回到上海后的杨文洁发现这一专题很难继续。听说“房间”系列而联系拍摄的人并不少，可大部分人在意的是自己在照片中的形象“美不美”，在意自己的身材是否过于丰腴，是否有某个角度会突显面部的小瑕疵。
这与专题理念背道而驰。“她们本身不满足于她自己的状态， 我觉得她们不真实。”杨文洁拒绝了这些请求，在她看来，拍肖像的关键在于接受拍摄的那个人， “房间”系列中的女性，无一例外都热爱生活，保持自足而享受的状态，“我没有碰到一个人跟我抱怨。生活给予她们什么，她们就enjoy（享受）什么 。”
建造于内心的房间
杨文洁并不想为“房间”系列贴上女性主义标签。“很多人都说这是一个非常女性的话题，但我觉得对现代人来说，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匮乏的：个体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个体在盲从社会告诉他们的那些需要。”只是这一现象在女性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许多人每做一件事都会考虑他人的看法，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丧失了自己做决定的能力，家庭主妇和职业女性中这类情况都不鲜见。
“每个女性对自我空间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但我觉得有自己空间的女性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杨文洁曾表示，拍摄的初衷是源自童年时对自己房间的向往。然而尽管度过了没有个人空间和隐私可言的23年，她却始终在内心为自己搭建了一座房间，隐遁其间和自己相处，任凭情绪和思考肆意流淌。
在拍摄之初，杨文洁仍有一些忧虑，但这些拍摄对象展现出的独立性和对生活的热爱让她坚定了“房间”系列的创作，这里展现的生活正是她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现在的杨文洁仍然独居上海，男友远在美国，也常常会收到父母和朋友们对“人生大事”的关心。她希望向困于“剩女”之名的女孩乃至整个社会展现一种不一样的生存方式，让人们看到一个更具包容性、容许个体差异性存在的社会，一些更为自足，自我认知和自我认同都得到高度发展的女性是怎样生活的。
在杨文洁看来，有没有一个真实的房间并不重要，私密而独立的空间可以是任何形式的。人以个体的形式存在于世，需要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而非作为他人和社会陈习的附庸。坐拥豪宅却内心怨怼的人数不胜数，而那些内心自由柔软的女性，即使没有自己的空间，她的世界始终温暖向上。
自己的房间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杨文洁：可以更加独立思考自我的世界。我在做这个专题的时候一个人在上海住了很长时间，跟一些同龄的朋友们相比，我们的生活完全是两个世界。恋爱、结婚、生子，她们会被更多的琐事所缠绕，每做一件事都会有相应的回应。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可以比较自由地决定自己的生活，可以不用顾忌空间里的另外一个人。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说，她们从公司回到家会感觉到家里的温暖、乐趣。而我需要在家中处理一些工作事务，我会感受到在外面忙了一天，回到家中还要思考我接下来的工作。
人们都适度地需要这样一个空间。至于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是房间、还是以度假的形式都不重要。因为每个人在世界里都是一个个体，我们中国人就是群体化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每做一件事情都在考虑别人会怎么看，征求别人的意见或者征求家人朋友的意见，我碰到过很多这样子的女孩子。可能这些女孩子很早结婚生孩子，反倒没有自己做决定的能力了，每件事情都在看，因为她不希望出错，她希望会有人帮她做权衡。女人应该明白自己要什么而不是整天作为一个附属品。
“房间”系列的拍摄，你是否提前有一个预设？
杨文洁：我之前做过7年的电影，我会去看一些细节，通过房间里一些细节去判断这个人的个性。每个人房间里的东西都不一样，就像有一个上海女生打开冰箱的一张，穿着豹纹内衣的那张。我就说，那个冰箱代表了一切，我要说的东西都在里面了。为什么我要选这个点？还有一些衣服堆在一起，或者说别的也能代表，但可能在我眼里，这个冰箱就是她的生活，忙乱的，冰箱一打开可能只有两袋酸奶，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与你去别的人家看到的就不一样。
如何让拍摄对象保持自己在家中的放松状态？
杨文洁：有些人可能并不放松，有些人面对镜头会紧张，我会先和她聊聊天。有些人5分钟，有些人可能要1个小时才能进入状态。
影像语言如何传达女性经验？
杨文洁：我没有试图通过照片去告诉别人什么，我是试图用照片来告诉我自己，我感受到的那一刻的东西，至于别人是否能感受到，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完全全感受到（和我一样的）。我欣赏的照片，带有很强的情感。以前我也是个视觉动物，因为是拍电影、拍广告出身，喜欢那些纪实性，大广角，冲击力很强的照片，也和现在很多年轻人一样，看到大光圈的照片觉得美呆了。但现在我不会这样去拍照片了。哪怕我现在去喜马拉雅山，去最美的地方，我都不带相机。因为我觉得，如果去拍那些大家都看得到的东西，我没有必要去做摄影师，我要拍大家看不到的东西。（什么样的东西是大家看不到的？）情感，情感不是大家看得到的，但它是每个个体不一样的感受。
谈一谈你在从业过程中和性别相关的困惑。
杨文洁：我经常被拒绝，因为是女性。我以前刚毕业的时候做副导演，在现场，整个剧组就两三个女性，其他都在化妆服装这些部门。而且我刚从纽约回来的时候，应聘一些媒体、杂志，他们看到我这样的年龄就怕你要生孩子等一系列问题。从美国回来后我发现，很多女性都很努力想证明自己不比男人差，其实根本没必要证明，我本来就跟你们不一样，没必要去跟他们拼。
尤其在我做完这个专题之后，也可能是年纪大了，有很多事我都可以放得下了。我觉得这个社会没有任何不公平，你可以把不公平变成公平。因为很多事情你看到不公平，就发挥不了你的长处，那这个事情就是不公平的。他们说的没错，女人就是要生孩子，就是要做母亲，是会把很大精力放在孩子上面。你非要拿你的弱势去和男人比，那就是要去玩这个不公平的游戏。但是你要想，我们看到的东西和男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天生和人沟通的能力是男人没有的。有多少男人想去拍女人的房间，但他们拍不过我。
优势和弱势是相对而言的，没有一件事你占得了绝对的优势，也没有一件事你永远处在下风。